田毅

　　7月3日，在日内瓦刚刚结束工作会议的龙永图可算松了一口气，他说：“有关中国入世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也表示，中国已经“非常接近”加入WTO。几乎同时，北京外经贸部的大楼，中日两国贸易争端“司局级”谈判开始，中方代表团团长郭莉在开场白中一语双关地说：“前几天北京的天气很热，而今天很凉快，这有助于双方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中日“司局级干部”谈了两天，无果而终。但都表示，虽然双方各执己见，不过谈判气氛很好。这句话背后的一个数字是，2000年两国超过800亿美元的年贸易额。“小摩擦”中显现出的只不过是各方微妙的心理战与中国入世前的演练战。民间势力开始亮相

　　而另一件相关的小事却少为人知。前不久，一支中国民间农副产品代表团赴日谈判遭到日方拒签。这是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牵头的小型代表团，其中以企业人士为主，据说这个代表团是我国第一个由民间自发组织的贸易谈判队伍。尽管有关组织者告诉记者遭拒签是“技术性原因，背后的原因不好说”，但据知情人士对记者讲，日方矛头所指很清楚。仍然是贸易战的副作用。而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不少从事对日蔬菜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老总也向记者抱怨，自从四月底日本开始对中国部分农产品实施紧急限制进口措施以来，很多相关人士赴日出差考察遭拒签。来自民间的集体最早的呼吁开始于5月中旬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在青岛召开的一次会议，但据说由于缺乏统一的专门机构协调，效果不尽人意。

　　一件有趣的事是，日本限制政策在中国方面最初引起各方重视源自一家福建企业老板的无奈举动————“我不知道该向那里反映，企业间很少沟通，也没有什么行业组织，最后只有向报纸投书了。”当记者四月份赴福建采访时，福建一位老板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已经有了香菇和大葱的出口协调组，但仅仅是刚成立不久的事，而且带有一些官方色彩。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大多数反应机制都是自上而下的，及时听到底层的直接声音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而据厦门竹企农产公司董事长江武和介绍，日本农民最初要求政府保护的意见就是通过农业协会中的具体机构向上反应和做院外游说的，相应的机构在美国早已存在，也是一个纯民间行业协会。入世前第一仗

　　中国的应对政策显然要理智和有节制的多，在日本宣布限制进口政策后的近两个月中中国一直在观察，直到6月初才宣布开始减少日本汽车的进口量。这次“自卫反击”中颇有几分立规矩的意思，而以众多日本汽车厂商费尽心力开拓的中国市场的产品为对象，在政策上等于将了日本政府一军：为了几根大葱、几筐大蒜而失去分享中国汽车市场的机会，究竟哪个合算呢？值得关注的是中方此次一系列行动都十分有序，谈判阵容也是精心选定的，显然已不是单纯为谈判而谈判。

　　日本企业这几个月的感觉也许可以用微妙二字形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进出口商社中国总代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向记者分析道：“在日本限制进口的政策下，其农副产品企业中有受益者，更有受害者。受益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它们在配额管制下实质上加强了自己原有的规模优势，因为取得的额度相对多了。而其余大量的中小贸易企业则痛苦难堪，额度的限制迫使它们撤销与中国地方政府及农民的定单，同时也是撕毁了自己的信用，不少企业说这是‘逼良为娼’的政策。”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局长田中均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双方都希望尽快解决争端。而在这几个月中，日本政府已悄然拟定了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的新措施。农水省根据产地分别制定了结构改革计划，力争用三四年时间来提高竞争力。其核心内容包括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与餐饮等企业签订销售合同；采用有机栽培等方法，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日本政府还计划从下一年度开始拨出专用补助资金。由此可见，日本的缓兵之计，不单出于大选的政治目的，也是出于中国加入WTO后经济格局变化下自身利益的考虑。

　　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陶景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次事件对中国的蔬菜生产商和出口商来说，也是一个警醒。在考虑出口创汇的同时，要更多地关注出口国市场甚至世界市场的动向，并根据市场波动情况及时调整生产和出口。同时也不能只盯着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而应把目光投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即使一个国家采取限制进口措施，也不致完全断了自己的出口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