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座城市，是厂家布局全国不能绕开的进攻枢纽，是商家攻战的必争之地。常年进行价格战的行业厂家们讲，得南京、成都、武汉、郑州者得天下，而非北京、上海、广州。京沪穗三地商战投入太大，且消费群体过于理性，煽风点火实在不易。市场价格过低也不利于高科技产品进入，最终影响这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本报记者卢思宇彭建真侯明廷 这里没高墙壁垒，也没有沟堑战壕，担几乎每次价格战都从这里爆发。最近，本报记者在市场调查中捕捉到这样的价格低点：南京市场上的29英寸超平彩电最低价至1680元，而五一黄金周期间此类产品最低价位尚在2000元上下调；郑州市场上的美的空调降价500-800元，某些机型最高降幅接近30%；武汉市场上的小天鹅洗衣机部分机型正在5折出售……

　　搜索两年之中媒体对价格战连篇累牍的报道，记者发现南京、成都、武汉、郑州是价格控制力最为脆弱的四个城市，几乎每一次最终蔓延全国的行业性价格跳水都从这里率先开始，几乎每一个价格最低点都在这四座城市中形成。家电之外，报业、电信、电影、医药零售、百货零售业莫不如此。四座城市已与周边地区形成明显价差，如同分布在东南、中南、西北和中原地区的四个价格盆地，随时可能在这里爆发的价格大战，也将随时引起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价格动荡。本报记者近日奔赴四座城市，力图探寻四座城市成为“价格火山”的内层基因，在对厂家、商家和区域经济研究者进行大量采访以后，记者发现，区域环境、商业水平、消费能力、人文特征等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四座城市的“价格火山”。这四座城市，是厂家布局全国不能绕开的进攻枢纽，是商家攻城掠地不忍舍弃的中央市场。

　　厂家绕不过的枢纽诸多分析都表明，国内企业间的价格战已经成为下策中的下策，但厂家还在走，而且看样子未来也将一直走下去。这四个城市往往是他们的策源之地。

　　家电降价，必先选南京。当年彩电业价格峰会千辛万苦打造的价格攻守同盟最终就是梦断南京。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海瑾对此分析，南京所在的江苏、安徽、上海经济区域内，布满飞利蒲、春兰、熊猫、小天鹅，西门子、荣事达、三菱、惠而普等十几家大牌生产企业，南京是四城市中唯一地处沿海经济发达区，本身的特点是比邻长江、据守京沪铁路干线，而且作为省会级城市，向上可接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市场，中间可连合肥、杭州这样的同级市场，向下可铺区县乃至乡村，厂家怎能不想据南京而掠华东，进而突进全国。因此南京的屡次价格战无不是得到了生产厂家大力支持。

　　武汉虽深居内陆，综合经济实力逊于南京，但比起南京来似乎更有地缘优势。“货到武汉活。”吞江吐汉，三镇鼎立的武汉历来就是商家必争之地。“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和华中地区最大中心城市，历来是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熊战勋分析，“以武汉为中心，辐射半径所达到的40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长沙、南昌、合肥、郑州等省会中心大城市。而且，武汉作为一个长江与其最大的支流汉水交汇的内陆码头，沿着长汉两江、洞鄱两湖和京广、京九两线形成几个城市群带，这使其在中国内陆市场的地位有着不可质疑的重要性。”地理上的优势赋予武汉得天独厚的辐射能力，当年广东的美的空调、西安的太阳牌锅巴都是从武汉市场起步然后走向全国市场的。“从武汉这个点上向外辐射效力最大，营运成本最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秀英算过一笔帐，“有九个省的人在我们这儿拿货，因为这里成本低，他们能赚到差价。比如长虹[微博]29寸彩电武汉商场卖1780元，而其他地方21寸长虹彩电就要卖2600元。武汉的价格水平就是这么低，商场价格定高了就卖不出去。长虹，康佳，这些品牌的产品在武汉的销售回款都是几个亿，这几个亿并不是武汉市民买的，而是辐射出去的。所以谁也不愿意放弃武汉。”

　　地处中原腹地、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运中心――郑州和位于西南中心位置、经济总量占四川全省40%以上的成都都具有类似的地域特征，正如武汉市计划委员会第三产业规划协调办公室主任张正齐所总结的，“价格战选择一个地方打响是为了更大范围的效应，着眼点不会放在某个地方。”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些曾经策动价格战的厂家对此观点表示认同。有家电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频频发生的家电价格大战，主要的发动者是厂家。现在国内家电巨头的生产基地已遍布全国，却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市场，厂家选择武汉、南京、成都、郑州等城市打价格战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发动价格战可以做到全国各个区域同步响应，有效的实施自身的价格策略。

　　常年进行价格战的行业厂家们讲，得南京、成都、武汉、郑州者得天下，而非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京沪穗三地商战投入太大，且消费群过于理性，煽风点火实在不易。

　　商家不忍放手的辐射源根据区域经济专家的分析，四座城市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就是工业不足而商业发达，而且都是典型的内贸城市，商业影响集中在国内市场。所以从长远看来，四座城市是商家必争的一个中央市场。

　　去年武汉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48%，而且武汉市的商品零售总额很长一段时间位于全国前6名。“武汉市场开放性强，所以吸引来众多商家。”张正齐谈到，“武汉市商品交易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使商品流通的环节减少，流通渠道增多，全国的商品可以比较畅通的进出武汉，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大型商品集散地。”开放的市场也促进了武汉商业设施及氛围的建设。据武汉市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该市现在各种规模的商品零售市场共有759个，其中10000平方米以上、交易额在1个亿以上规模的市场就有80多家。更有说服力的数字是，武汉市零售商业公司在全国50强零售业中占8强，其中的“四大天王”――武商集团、中百集团、中商集团和汉商集团均为上市公司，这是国内仅见的一个城市容纳四个上市的商业公司。做为全国第一家商业零售业上市公司的武商集团单体商业利润多年占据全国第一。繁荣的另一面就是竞争。“如果商家之间经营的商品没有50%的差异率，价格战是必然出现的结果。”成都太平洋百货的中方负责人茅百靖这样认为。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秀英的口气很果断，“大家都愿意运用价格游戏，按我们的观点来说，价格是一个度的问题。而且，商家是为了占领市场，随时会记录对手的价格或买断对手的货品。”“如果这里一个商场的商品宣布降价，那么肯定会引起众商家的连锁反应。谁如果在这个地方缓一步，谁就可能失去很大的一块市场份额。”张正齐坦言，“商家如果在某些商品上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并对上游厂家的这块产品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力，那么为了增强竞争优势，抢得价格上的先手，便会迫使厂家让利，主动发起价格战。”

　　南京的商业企业虽没有武汉这般功成名就，但据统计，这座城市的商业总面积却居全国之首。近几年来，南京家电市场突破了单一的综合商场经销，先后出现了以国营交家电集团公司、私营苏宁电器[微博]连销企业和股份制江苏五星家电大卖场为代表的三种不同所有制商业经营者，而且三家规模和实力相当，都想扩大市场份额，只要厂家张口，打价格战自然全力配合。

　　郑州商圈从当年亚细亚撑破泡沫后就留下恶名，其后恶性竞争的新闻不绝于耳。河南通利家电副总边广学告诉记者，现在郑州已经形成多种业态并存，在这里，不论是新的业态还是新的商业企业想立住脚，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迎接它的肯定是一场价格战。当初把“量贩”做当头炮，轰开郑州市场的台湾企业丹尼斯，就曾拿出40%的产品进行降价销售，用以“收买”消费者。

　　追溯根源――区域人文环境据相关资料统计，武汉市近180万的流动人口中城镇人口占50%，具有巨大的购买潜力。在全国大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中，除了四个直辖市和广州这种超大型城市，武汉排在第六位。97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曾对湖北及周边地区河南、江西、安徽、湖南五省货币投放量和最后的回笼作了一个分析，其中武汉占到货币净投放量通过商业回笼的货币量的10%。南京及南京周边地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在全国居于中等偏上，具有一定的市场接受力，居民的购买力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支撑市场全线飘红，使之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而这一限度是什么呢？那就是价格不能过高，过高的价格会限制老百姓的购买欲，于是聪明的商家和厂家联起手来放低价格，把看到实惠的老百姓的购买欲引爆，这也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的加速消费的现象。

　　成都则是另一种情况。据记者了解，成都年平均收入水平并不太高，家庭年均收入约在2万元左右。而当地人介绍，总体上讲成都人拓展事业的意识并不强，也不急于挣钱，多数人怀有小富即安的心理，追求悠闲生活。茅百靖认为：“面对外地大量涌入的商品和成都有限的消费能力会合的结果，自然导致众多的商家选择价格战。”而据当地记者介绍，成都报业发达，当地发行达到二三十万的报纸就有好几家，不仅报业自己首发价格大战，也喜欢炒作其他行业的价格战新闻，在狭小区域的过热炒作对价格战频繁发生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美郑州公司经理何健告诉，国美在其他城市虽然都是低价进入当地市场，但在郑州的销售价格是在所有城市中最低的。当地的消费水平决定了这一点：商业竞争激烈，但处于较低层次。这给商家也带来了很多苦恼。

　　致命伤不在价格战？“价格竞争起码给南京带来了两点好处，”南京社科院的区域经济专家如此评价价格战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第一，在竞争中，规模大、实力强的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熟产品价格排挤对手，整合市场，优化产业结构，为下一步从而实现产品和行业的整体提升。下游成熟产品顺利出货的同时，给新技术新产品腾出充足的上游空间，对企业促进技术创新将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南京的商战放大了南京都市商圈，进一步扩大了南京作为商贸中心的辐射作用。”然而更多的观点是悲观的。成都一商业企业高层人士给记者假设,一种产品从厂家五折拿过来，那么中间代理商要再拿走20%多的利润，商家也要拿到20%才能够有利润，生产商利润还有多少？如果这时候打价格战,商家就要多让出3%的利润，自己就得亏损。武汉商委企业指导处处长蒋培民认为,对商家而言，价格战是个策略。商家为了促销，希望厂家能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拿出来，商家也相应减少扣点，一起把这个价格炒下来。但降价的一般不是新产品，更不会是价格坚挺的高科技产品。

　　业内人士透露,其实降价，商家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往往他们是吸引人流，在另外的商品上赢利。但商家搞不好就是偷鸡不成反蚀米。记者采访中获得的数字证明了成都那位商业人士的假设。成都的商家中除尖东名店已经歇业外，华联商厦和老佛爷百货等商场的经营也日渐困难。据南京税务部门的统计，南京新街口商圈国有大商场的税收状况很不理想。新街口有家大商场，今年二月份以来的4个月中实现的销售收入分别为8550万元、7531万元、8573万元和8918万元，但如此高的销售额背后，前三个月的增值税均为零。而南京一家老牌的国有交家电销售企业，今年前5个月总共实现销售收入3.95亿元，但整整5个月没交一分钱增值税。无钱可赚，哪来的增值税呢？直接反映企业利润的所得税状况也不容乐观。新街口一家大商场二月销售额6727万元，所得税88万元；三月份销售额7667万元，所得税31万元；4月份销售5921万元，所得税为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商战中商业企业的利润在下滑，对国家的贡献在减少。

　　还有分析人士指出，对几市的商业企业而言，致命伤不在价格战本身，而在于降价时缺乏理性的市场调查和分析。季节性商品前面赚多后来打折是多数外来商业企业的策略，这些企业可能的商品即使打5折或6折还能赚钱，保证的就是商品的毛利。而国内一些传统百货商店由于每年经营的商品大同小异，季节性商品少，打折损失的是真正的毛利和利润，根本不可能利润和销售额同步增长的目的。

　　价格竞争的双刃剑最终可能会伤害这四个重要的商业城市，“打造价格盆地不利于城市经济的长远发展，”吴海瑾忧心忡忡，“市场商品价格是与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相适应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高的地区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价格盆地”。市场价格过低也不利于高科技产品进入，最终影响这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