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说财富

　　卓别林当年在好莱坞拿到他的第一笔巨额片酬时，欣喜若狂，后来，有个制片人对他讲：很多人就是这样一步步毁在钱上的。于是，卓别林问：那怎么知道有多少钱就能毁了我呢？那个制片人又告诫他：当你还能理性地支配手里的钱时，就能获得心理上的最大自由，但如果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花太多的钱时，那就离被金钱毁灭不远了。我现在还能理智地支配钱。

　　赚钱这件事，真的想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赚到。我的收入已经可以让我过比较舒适的生活了，我也没有更奢侈的要求。钱要用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才是好的。

　　《福布斯》杂志的评选排名，恐怕离准确和完整还差得很远，我相信，中国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都是比较低调的，像我这么高调，肯定不是好事。其实，这种财富都是纸面价值。我在公司只是拿我作为一个主持人和制片人的收入，而我先生在公司没有盈利之前是不拿工资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些钱会改变我个人的生活，但是对于事业来说，有这样一个开头，我觉得非常高兴，而且希望公司的运行能够越来越好——我们的员工都有公司的股份，我希望他们都能发财致富。

　　杨澜说失败

　　逆境每个人都会经历，我也绝不会比别人少。不管是得意的时候还是悲观的时候，都要了解自己最需要什么，对自己想要的东西要明了。做自己想做的事，对于成功和失败可以看淡一点。

　　我是199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我们都用手动打字机打论文。我们宿舍有个同学的男朋友是北大的研究生，能够用电脑打论文，这让我们羡慕不已。后来，一个毕业的留学生给了我一个286的电脑，有一次，也是打论文，打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死机了，内容也没存盘，我就哭了——这篇文章第二天要交的，而且前面写过的东西都想不起来了。当时就觉得末日到了一样，但还是要擦干眼泪重新写出来。这个经历对于我来说非常珍贵。

　　杨澜说家庭

　　生孩子比在电视上露脸重要。世界上没有绝对矛盾的两件事，就像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一样。我们喜欢把事情对立起来，比如家庭和事业，其实它们好比是左腿和右腿，如果问你想要左腿还是右腿，这是没有意义的。当两者有矛盾时，要看轻重缓急来取舍。我1997年生完孩子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一些电视主持人，为了怕在屏幕上消失，尽量晚生孩子，可我的建议是，该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吧，这比你天天在电视屏幕上露脸重要得多。

　　我觉得娶个有名的太太对男人来说不太公平，人家会问我先生，“你是杨先生吗？”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之所以能够全副精力投入这个工作，还是因为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非常支持我的先生——我们有共同的理想。虽然创业非常艰辛，但是，能够同时做一件事，这样的机会并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有的。

　　家里的事情我管得更多一点。孩子的教育、家里的装修，都属于我的管辖范围。

　　我认为，对孩子来说，任何具体的才能都是次要的，比如钢琴、外语，最关键的是身心健康：他可以没有障碍地和别人交流，对任何事情以开朗活泼的性格处理。我认为，这种对性格的培养，能给他带来一生的幸福。空闲下来就喜欢跟孩子玩。有一次去美国，突然有一天，没有什么事情，别人也找不到我，我就进了电影院，看了5部电影，出来以后，5部电影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杨澜说事业

　　做主持人更容易。以前做主持人，现在自己开公司，两种感觉我都喜欢。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大可不必像现在这样——做公司意味着要冒很大的风险，而且，开拓性的市场会面临很多困难。做主持人也好，做“阳光文化”也好，都是因为自己喜欢，喜欢做文化的、专题的、人文的节目，只是在规模上有所不同而已。而且，我从没想放弃主持人的工作，去年暂停，只是因为我怀孕，而不是忙于创办公司——我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做节目吧。就目前来说，我当然是做主持人容易一点，毕竟做了11年了。

　　以前凤凰卫视[微博]的总裁王纪言先生讲过一个笑话，说凤凰卫视工作非常辛苦，以至于后来几个主持人买礼物送给董事长刘长乐的时候，凑钱买了一个榨汁机。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公司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但是从工资水准来说，在市场上是处于比较上游的。而且，所有工作人员对我们的事业也有文化认同感，不光是为了打这份工。

　　杨澜说梦想

　　重头再来，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如果一切重头再来，我觉得不可能比现在更好。那时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会嫁什么人，但是我希望过一种很充实、很丰富、很健康、很正常的生活，现在我所做的事、所过的生活，正是我在学生时代梦寐以求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个稳定的家庭。现在，梦想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