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明瑜北京21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财政局技措资金管理处处长刘瑾自去年底就一直筹备着成立一家典当行。最近，他陆续拿到了自治区经贸委批准的《典当经营许可证》和公安部门批准的《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还差一个工商营业执照没拿到手。刘瑾预计本月底典当行就可以开业经营。

　　刘瑾的幸运是走在了众人的前面，因为他手中已经握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贸委核发 的“准生证”。不过，更大量的投资需求却仍然摆在各地经贸委的案头，有的已经摆放多年。即便在目前仅有四家典当行，对行业监管严格的北京，也有十多份的投资申请在排队等候批准。实际上，在主管部门国家经贸委出台新的《典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之前，游戏规则是所有典当行都不会被批准设立。而此前，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管理部门没有批准新的进入者。

　　最近，一个值得投资人欣慰的消息是，等候多时的投资申请有了即将临近的时间表。国家经贸委中小司负责典当行日常监管工作的王海林处长对记者说，《典当行管理办法》已被列入主任办公会，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就将出台。

　　至此，被禁锢了5年之久的典当行准入大门即将被徐徐推开。

　　典当行春天来临

　　2000年7月21日，是中国典当业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起，典当行脱去了非金融机构的“金字外衣”，成为“特殊的工商企业”。行业监管部门也由中国人民银行变更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从业者密切关注新“婆婆”举措，不久他们就露出了笑容。从2000年8月开始，经贸委对出台新的《管理办法》展开一系列的调研活动，并迅速主动地开始培训监管官员。对比人行监管期间，四年等不来一部亟需修改的《典当行管理办法》，从业者首先感受到的是经贸委对工作的进取之心。他们觉得自己找对了组织。

　　但是也有人失落，毕竟摘掉了金字招牌，更有违规经营者开始恐慌。河北邢台地区21家典当行直至去年8月20日结束交接日，当地经贸委仍然拒绝接收。原因是这21家典当行全部都在从事非法高息揽储，变更监管部门后，当地储户慌忙挤兑，一时引起社会的局部混乱。时至今日，最后的处理结果仍未对外公布，尽管此后人行有官员定性说，这是全国的特例。

　　当2001年3月国家经贸委拿出《典当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相关政府部门、学界、业内征询意见时，从业者普遍感到松了一口气。意见稿中对资本属性的放宽、注册资本金门槛的降低、抵押房地产业务的明确、死当物处理等四个业内焦点问题做出了重大突破。特别是资本属性多元化和注册资本金分级尤其被认为将促进典当行的整体扩大，典当行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在新的典当管理办法规定下，从事典当业务被设置了三级资金进入门槛。注册资本金300万元者可以从事质押业务，也就是最常见的典当业务；达到500万元可以从事抵押业务，可以从事房地产抵押业务；而达到1000万元就可以开设分支机构。

　　这对比原规定中500万元的一级门槛多出了选择性和突破性。第一，明确了只要达到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就可以从事房地产业；第二，实力强的典当行有了扩张的可能，而此前典当行不被允许设立分支机构，断绝了做大做强的念想。

　　自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接管典当行监管工作以来，典当业一直参照监管银行的标准进行，无论是业内还是人行自身，都认为管得过死。至1996年人行对典当行第三次整顿结束，实际核发1304张《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到2000年，实际经营的典当行只有1100多家。严格的监管带来的是行业的相对垄断与投资真空，近四五年来，行业内企业数量不增反减。

　　撇除监管部门的压力，典当业的迷人之处在于利润的丰厚。无论管理部门的文件怎样界定典当行的企业性质，典当行为毕竟是放款取利的金融业务。业内公认，典当行利润在30%左右。

　　在大门洞开之际，典当业竞争压力小、利润丰厚、经贸委宽松的监管环境必然引来逐利的资本，典当行数量激增的大发展局面即将出现。这是北京华融天成典当研究中心李沙教授的前景预测。

　　先行者是谁？

　　前面提到的刘瑾无疑是走在前面的人。

　　刘瑾所要建立的典当行股东组成是新疆昌吉州投资担保公司、昌吉州公有资产管理中心、昌吉市佳幸拍卖公司以及若干自然人，注册资本金500万元。

　　刘瑾要办一家典当行的想法始于1992年，不过真正要办时，人行已经不再新批典当行。到2000年底，刘瑾的心思又活动起来，因为他也听说典当行移交给经贸委管理。

　　刘瑾为记者描述了开设典当行的投资依据。整个新疆只有乌鲁木齐市有11家典当行，而昌吉市作为乌市的卫星城，距离乌市只有26公里。昌吉市在经济欠发达的新疆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有新疆屯河(600737)、特变电工(600089)两家上市公司。近年来，随着当地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国有股退出，更多的中小企业开始谋求融资途径，但苦于没有渠道。对于刘瑾所服务的昌吉州投资担保公司来说，典当行业务与原业务相近，而市场又有这样的需求，思忖前后，投资的决心下得似乎更容易。

　　4月19日的无锡，一位来自北京国家成套设备局的干部——鞠安福，出现在第三届中国典当业发展战略研讨会的会场。鞠先生本是行外人，为单位要投资典当行了解情况而来。携上千万投资介入典当行，这就是鞠先生给行内带来的信息。

　　这样的投资信息来自全国各个角落。由于没有完全的数据统计，因此无论是国家经贸委监管官员王海林还是研究专家李沙都不能完整描述新进入者的资本性质、社会背景、资本数量等概况。但是，李沙表示，新进入者大都资金雄厚，这预示着现有典当行面临的竞争对手不可小觑。

　　数量激增是否将成为新的事实？

　　自1987年12月30日典当行奇迹般地在中国复活，此后直到1993年6月的6年间，被后人认为是典当业一个“大发展”阶段同时又是一个“最为混乱无序”的阶段。

　　典当行属于高获利行业，盯上它的人很多。依照当时的审批手续，典当行只需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再拿到工商部门的营业执照和公安局的特种行业执照，就可以开门纳客了。迅速发展的态势到90年代初期达到了高峰。银行部门为了分流富余人员，旧货系统打算业务转型，政府部门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供销社系统强调支持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等等，理由都很充足；工商、公安、税务、国资、海关、财政、信用社、保险公司、审计、工会甚至居委会、老龄委、机关单位的“三产”，纷纷涉足进来。而由于典当业并没有可作为监管依据的法规或条例，又直接导致了一些地区典当行超范围经营，变相高息揽储成了公开的秘密。

　　典当行在迎来为其“松绑”的国家经贸委这位新“婆婆”后，是否会撒欢前奔？有人忧虑典当行发展可能要无序。李沙就是其中一人。

　　李沙教授描述了人行监管的严厉。首先是对人事资格的严格审定，对董事长、总经理提出了学历、金融从业年龄的要求；其次是对注册资本金的严格监管，每半年或三个月抽查一次资金，防止出逃。同时，管理分现场管理和非现场管理，由于人行具备专门稽核队伍的人力力量，监管的力度非常大。

　　依照新的典当管理办法，国家经贸委把典当行成立审批的权力放给了各省、直辖市级经贸委，只保留1000万元以上典当行的审批权。李沙却担心国家经贸委就此成为救火队。李沙表示，典当行的实质是金融行业，各地政府在控制当地银行不果后，支配的欲望很容易转移到典当行身上来，甚至会出现借用财政的钱开设典当行、指令储蓄、指令放款的可能。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经贸委并非执法部门，没有足够的监管人力，但其间的金融风险不可不防。事实上，在人行严厉监管期间，仍然出现了邢台典当行整体违规的个例。

　　四种手段对应撒欢

　　面对记者关于如何控制典当行稳健发展的提问，现任监管官员王海林胸有成竹。他肯定了典当行数量将要增长的预测，并表示将用四种方式来监管。

　　首先是经贸委将联合工商部门、公安部门、人行三家把好准入关；第二是做好培训工作，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第三是充分利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行(注册会计师验证企业账目后，经贸委核发典当行通过年检资格)、律师行、行业自律组织来约束典当行的行为；引入计算机管理，规范企业的每一笔业务。

　　面对四点措施，记者的疑问并未减少。不过，每一级政府都不会拿当地的社会稳定当儿戏却更能从逻辑上对此做出解释。理由很简单，真要出了问题，依然需要当地政府承负责任。邢台典当行问题的最终解决，当地政府从财政中拿出钱来赔偿储户的事例已经成为前车之鉴。王海林的这一表述实际上更能说服人。

　　王海林还认为，出台任何规定都会出现违规的事例，国家经贸委下放审批权的前提是信任下属各级经贸委能把好关。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冯树德是原典当行监管官员，他认为典当行不会酿成金融风险。冯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全国典当行有1100家，就算年底翻番为2000家，以每家500万注册资本金计算，资金总额不过1000亿元；再以每年资金周转四圈计算，不过是4000亿元。而中国金融市场的资本总量是几十万亿元，典当行资本所占份额太少。尽管经贸委的管理相对宽松，但依然会起作用。由此，担心腐败的问题、漏洞问题都不应该成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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