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杜兆勇/文

　　2001年5月23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科院作了《当前经济形势》的学术报告，极力鼓吹“供给”说，对中国企业寄予无限期望。

　　供给政策有国际先例，我国事实上已经采用。

　　今年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已表明国民经济继续向好，GDP增长达到了8.1%，预示着我们近期，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经济走势良好。为什么今年的经济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而且看来近期走势还继续向好，首先要回到去年的讨论上来看。自去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趋于好转，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运行已经越过拐点，另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只是随机波动看不到实质性改善，不是V形曲线可能是N形曲线，下半年很可能再出现下降。以上两种观点对于出现改善的原因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经济形势出现好转的基本原因是，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转而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内需。此外，东亚经济复苏导致出口增加，“长假日”助长了消费，也有一些帮助。而吴敬琏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乐观的或者是悲观一点的，都没有看到1997年以后所采取的反衰退政策，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政策，即发挥“供给方面”(企业方面)活力的政策。战后20多年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没有发生过大的危机，当经济出现一点衰退，政府马上介入把它托起来，于是经济就恢复了。可是到了1970年代出现了所谓滞胀问题。一方面订单没有，东西滞销，市场不好；另一方面物价在上涨，这个时候凯恩斯主义就不灵了。因为如果采用紧缩政策抑制通货膨胀，那么衰退会更加厉害；如果采用扩张政策，衰退倒缓解了，可是物价更涨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学派，叫做供给方面的学派。供给学派的意思是说凯恩斯主义主要的毛病在于把经济运行状况的好坏，全部看作是需求大小的结果，所以政府采取的政策也主要是扩大需求，或者紧缩需求。而供给学派认为这样做不对，经济好坏，关键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于供给方面。所谓供给方面，就是企业方面。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发挥供给方面的潜力，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否则的话，一出现衰退政府就扩大需求，这样企业将越来越安于这个环境，使得它不思进取，不提高自己的效率，不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样经济运行状况会越来越恶化，直至出现滞胀的情况。美国就是这样，以至于到1970年代，汽车业，电子工业的霸权都落到了日本手里。经过197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美国共和党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都是所谓自由派，反对政府干预，都采取了供给方面的政策，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结果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很快复苏了，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里根的供给学派政策，主要有三项：第一、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第二、解除管制。比如，解除民航管制、电讯业管制，强化竞争；第三、大力扶植小企业。小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整个社会的竞争度。

　　吴敬琏说，亚洲金融风暴后，党和政府就开始制订出一系列旨在发挥企业作用的措施。一方面，从1998年中期开始每年发行上千亿国债进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扼制住了投资下滑的势头，并逐渐扭转了人们对未来的不良预期。另一方面，1997年中共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消除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与此同时，各级和各地的政府机构程度不等地采取措施来解除对民间企业的束缚和刺激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属于这一范畴的措施包括：清理和取消对私营经济的歧视性规定，改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设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基金，大规模补充银行资本金和处理它们的不良资产，给予工业企业(包括民营工业企业)出口自营权，放松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管制，取消投资调节税，加快“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进程，以及加快石化、电讯等重点行业的改组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等等，都使我们供给方面的活力大大加强。

　　此次回升，积极的财政政策确实起了作用，不过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财政政策不可能持续起这么大的作用，当财政政策的作用衰竭的时候，经济重新又会掉到一种停滞、衰退的状态。因为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需求方面的政策是一种长于起“启动”作用的短期政策，供给方面的政策则是一种能为效率提高和持续增长打好基础的长期政策。把这“两手政策”恰当地搭配起来并加以运用是一种艺术。用财政投资扩大内需的好处是能够比较快地产生启动作用，但是，由于财政投资具有相应减少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而且由于财政赤字终究要用增加税收来偿还，它会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此外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内财政投资的效果堪虞，因此长期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供应方面的政策的缺点是见效比较慢，但是由于它提高了企业的活力，乃是实现持续稳定增长、长期经济繁荣的根本道路。这可以从80年代里根担任美国总统以后推行“供应学派政策”对90年代美国企业竞争力的恢复和经济长期繁荣所起的作用看得清楚。为了寻求好的政策效果，我们应当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扬长避短，并在经济形势发生转变的时刻洞察先机，对“两手”的力度配比作出调整。“两手”搭配力度变换的一般原则似乎可以表达为：在停滞和衰退的早期阶段，当经济下行的势头方兴未艾之时，在上述“两手”中应以“第一手政策”为主，以便及时刹住经济下滑和社会不良预期形成的势头，同时着手实施“第二手政策”，培育支持经济长期繁荣的深层基础。而在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被制止的情况下，则必需总结执行“第二手政策”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实施力度。

　　浙江、江苏、广东三省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去年中期已经可以看到，在那些十五大所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了的地区，经济活力是非常的大，特别是浙江、广东、江苏等省。第一是浙江。这个省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早就开始形成了，所以它一直没有出现过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到了2000年的情况就更好了。浙江原来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改革开放以后，要让这个地方富起来，只有靠农民、手工业者自己来办企业。在1988年—1991年期间，因为当时对民营企业歧视得厉害，所以他们往往要设法戴上一顶红帽子，把私人企业说成是集体企业，直到十五大以后，才把红帽子摘掉，堂堂正正地作民营企业，温州、台州走在浙江的最前列，到了2000年，全浙江省的情况都变得非常好。第二是广东。广东的外向经济一向比较好，但由于在致富第一浪的时候，往往是不择手段，有些地方做的比较规范，有些地方则主要靠一些非规范的办法，所以经济秩序就变得很不好，以致于地区之间后来分化得很厉害。不过从总体来说，广东的经济状况在全国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平上。第三是江苏。过去历次衰退中带头启动经济、而在近几年中表现不佳的苏南乡镇企业经过去年的企业重组以后，今年生产劲升，投资活跃，重新表现出活力。

　　吴敬琏通过以上分析，认为上述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去年经济的重大转机。而需求和供给方面两手一起上，就使得这个转机是可以持续的。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亚洲除了日本以外，电脑的生产基地、制造基地，大概就属东莞了，加上最近新来的台湾投资往往在长江三角洲，所以这个地方的ICT产业恐怕今后会发展得很快。这几年高新技术产业特别在沿海地带，首先是在广东发展得确实非常的快，去年以来特别明显。另外就是北京的中关村地区，去年以来发展势头也很好，这里面有一个怎么做出好的制度安排，保证高新技术产业能够迅速发展的问题。吴敬琏说，他是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进去不久，就参加了12年科学规划讨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不知道我们提出了多少个这类的口号，1956年提出的口号叫做赶超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60年代提出的口号是要发展新兴产业，后来就叫电子化，超声波化等等。过几年就提一个口号，提得并不晚，可是不成功。在他的一篇叫做“制度重于技术”的文章中讲道，我国历来的做法都是由政府来定规划，分钱分物分人，按照政府的要求，各个项目攻关，攻关成功后，再由政府在国有企业组织转化，这套做法在赶超的时候，还是有效的，可是到了需要自己创造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物质资本，而是依靠人力资本，靠人的创新精神，所有的制度安排都要有利于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制度，能够动员物质资源来攻关，但是很难把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硅谷的经验证明，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供给方面的政策中，企业改革、放小、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等等，都给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制度基础。什么地方这个制度基础创造的比较好，它那个地方的高新技术产业就能够发展得比较快。所以在去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周上，吴敬琏就在讲演中讲道，全国大概有十几个地方说要建立硅谷，中关村当然认为自己最有条件建立硅谷，因为在全世界都很少有一个地方像中关村这样集中了那么多的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力量，但是问题在于能不能够创造出条件，能不能够保证这些技术力量的创造力，他们的积极性能不能够充分发挥。吴敬琏还着重介绍了一本由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写的《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的区域文化与竞争》，讲的就是硅谷在哪些方面为发挥人的优势，为培育创业企业提供了条件。在2000年有些地方已经表现出来，他们在为创新企业提供条件上做得比较好，所以那里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得比较快，今年这个趋势继续向好发展。去年比较突出的是深圳、东莞。

　　最近召开了中关村的顾问委员会，检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我们发现过去一年工作进展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法治建设上，出台了《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人们把它叫做中关村基本法，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把这些有利于创新的规则固定下来。另外我们有关领导机关做了很多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工作。比如说，去年我们在中关村国际周提出当前可以做的两件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要把中关村的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从旧体制下解放出来，改变现在这种研究机关的人员自行创业有很大困难和研究机关各自都设立自己的所办企业、院办企业、校办企业这种情况，这个方面有了比较大的进展。最近不但中关村这样做了，好多地方都在这样做。

　　加大供给方面的力度，确立法治

　　从今年的情况看起来，只要我们坚持这一套做法，预计今年的走势会很好，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因素来自外部。那就是，此次美国经济是不是会演变成衰退，现在尚不清楚。现在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50%，它表明国内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度很高，如果美国经济不振，在早期阶段也许对我们不会有影响，但是长期的衰退对我们恐怕还是有影响。另一个不确定的外部因素与美国的新总统有关，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面对这两个不确定因素，更加说明要靠增加内需。第一手的财政政策还是维持原来的绝对量，相对强度上实际地在减弱。第二手供给方面政策的潜力还大得很，要逐渐加强，有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改进，比如说要取消对于私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去年年初，国家计委就提出来，要对过去的规定做清理，但是这个工作到现在还差得很远。还有一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要改善投资环境，要做很多工作，使之更快地发展起来。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法治问题。法治问题既是经济改革，又已经到了政治改革的层面上，如何建立法治国家是一个很艰巨，又很迫切的问题。一位在美国当经济学教授的钱颖一先生，在他的一篇名叫“市场与法治”的文章里认为，市场经济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原始的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是没有法治的，就靠人与人的关系；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市场范围如此巨大，市场活动如此复杂，单靠人与人的关系就没法运转了。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是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两个过渡之中，一个过渡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但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初期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有第二个过渡，就是从初期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法治的市场经济，这个过渡远远没有完成，即使像浙江这样的地方，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应该说初步形成了，可是它离法治的市场经济还差得很远，在这些方面必须下大功夫来治理。

　　如果以上这些工作都能进行得好，我们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