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上海宏观经济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主要因素除了贯彻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投入力度、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之外，政府消费的引导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所谓政府消费，在统计学术语中是指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包括：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外资金支出、街道镇级和村民委员会的经常性支出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虚拟折旧等。

　　在公共财政术语中，政府消费是指财政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前者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活动，这类支出包括行政管理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治安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支出等，体现了政府的市场再分配活动；后者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有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它体现的是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政府消费何以会增长？根据瓦格纳法则，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引起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增长，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也随之提高。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等经济学家认为，一旦经济达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将从基础设施支出转向不断增加的对教育、保健与福利服务的支出，且这方面的支出增长将大大超过其他方面的增长，也会快于GDP的增长速度。

　　“九五”期间，上海的政府消费增长较快，1996-2000年政府消费总量预计达到1637.34亿元，比“八五”增长1.27倍。与之相对应的是1996-2000年居民消费总量预计达到6221.44亿元，比“八五”增长1.83倍。也就是说，上海“九五”期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有79.26%的份额用于居民消费，有20.74%的份额成为政府消费。

　　按照公共财政概念分析，“九五”期间上海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水平也是比较快的。虽然两者之间的统计口径不尽一致，但是如若剔除预算外资金和其他因素，数据应该是一致的。

　　近年来，政府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居民消费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强。

　　一、从政府消费与GDP的关系来看，GDP的增长有政府消费增长的成分。“九五”期间，为了使GDP能够保持2位数增长势头，缓解通货紧缩带来的压力，政府消费的力度逐年增大，对GDP的拉动率从1996年的4.9%，1997年的9.8%，提高到1998年的10.99%，1999年的12.16%，2000年的17.43%。这说明，上海的宏观经济态势有政府消费的一份功劳，其增长离不开政府消费的推动。

　　二、从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来看，政府消费量的增加，可以带动和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通货紧缩，意味着居民消费的不振，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千方百计扩大内需。而政府消费的扩张，为居民消费起到了示范效应，据统计分析，“九五”期间，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拉动率平均为33.2%，也就是说，政府消费1元钱，带动居民消费0.332元，这在国内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政府消费拉动率水平中是比较高的。

　　三、政府消费支出的主要来源是税收。从消费与税收的关系来看，消费对上海税收收入的拉动作用非常大，每增加1元人民币的消费，就有0.35元通过税收形式转移分配纳入国库，保证政府消费资金来源的充裕。

　　四、财政公共支出对GDP的拉动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九五”期间，上海财政的政策聚焦能力显著增强，表现在：一是政府采购机制全面实施，采购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由2%提高到5%。二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力度，重点落实失业保障和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政府职责，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完善对社会保障资金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监管，确保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安全、保值和增值。三是完善财力分配与转移支付办法，引导区县财力平衡有序地增长，使区县财政也有足够的财力保障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扶持再就业，建立与健全社区社会保障求助救济机构。四是加大对科技、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产业的投入，使居民对教育、文化、体育的消费兴趣逐渐高涨。五是改革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力求做到形成人与自然较为和谐的生态环境，使居民在居佳、水清、天蓝、树绿的环境消费中保持良好的消费心态。作为政府消费的支撑点，公共财政支出的稳步增长，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满足，有效地拉动了GDP的增长，据统计分析，上海公共财政支出对GDP的拉动率从1996年11.3%，提高到2000年的12.7%。

　　2001年是“十五”计划启始之年，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居民消费内在质量的提高仍然是上海公共财政的主旋律。因此，政府消费依然应该保持以往的强度，在全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同时，相应增加有效的消费支出。

　　首先，要重视对政府消费行为的研究。从消费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也是一个消费群体，社会最终消费的主要构成部分，与居民有着不同的消费需求与消费观念。理论界在研究消费现象与消费需求时，往往回避对政府消费的研究，以为扩大政府消费就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只有重视政府消费，才能引导好居民消费，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十五”期间应该将扩大政府消费摆在与引导居民消费同样重要的地位，制定好扩大政府消费的政策，畅通政府消费的路径，改善消费环境。

　　其次，扩大政府消费的前提是继续增加公务人员和法人团体可支配收入规模。因为当收入增加一个给定的百分比时，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量可以增加一个更大的百分比，那么，收入增长过程本身就将导致财政支出占GNP比例的不断上升。

　　再次，调整政府消费支出结构。在政府消费领域，搞活存量国有资产，同样能带动居民消费。通过减持变现部分存量国有资产、转让所持国有股份、拍卖小型企业和商业网点，改变国有资产控股比例，将减持变现的资金作为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纳入综合财政管理范围，做大各级政府的可用财力，从而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参与社会各项改革，并在稳定与发展社会消费上给予一定的保障，稳步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和改善居民消费结构。

　　第四，提高公共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按照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要求，上海公共财政应该在“十五”期间逐步加大支出比例，占财政支出总量的比重由目前的68%，提高到75%左右，并通过规范财政收支，重点保障落实收入分配政策、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提高了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就等于增强了政府消费的拉动能力。韩曙(作者单位：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