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的事例大家已是耳熟能详，如何杜绝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随着中国入世的临近，面对国内依然存在着的大量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的地方保护主义，接受记者采访的有关专家呼吁，地方保护主义必须从根子上进行解决，要动大手术。

　　以“扶持地方经济”为名行地方保护主义之实

　　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国第告诉记者，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在我国表现得比较普遍，媒体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屡见不鲜。比如，陕西省汉中市为了“促进本地经济”，“扶持本地企业”，要求全市各县、区只准销售、消费本市卷烟二厂生产的卷烟，对外地烟采取限、禁的办法，甚至当作“走私”烟来打击。江西省萍乡市同样对本地企业(成品油销售商)搞“政策性”扶持，规定本市各县、区只能在萍乡购买成品油，哪怕邻近县市的油价比萍乡低(每公升低2分)，也只能望“价”兴叹，买“高”不买“低”。四川省剑阁县政府专门下文并派人实施封锁，强迫农民购买本地农资公司经营的化肥(而本地农资公司的化肥比外地的化肥每吨要贵5元)。此外，还有在各地大量出现的造假、售假等现象。而地方政府却把这些地方保护行为美其名曰“扶持地方经济”。

　　地方保护的重点产品如香烟、汽车、酒等，往往都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本地的制假、售假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国家工商局去年为此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工商机关全力打假，但收效甚微。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消除地方保护的难度。

　　当记者采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时，他说，“现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是非常严重。我正在写一个关于地方保护主义的报告，因为涉及到一些地方领导，目前还不便公开，但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地方保护主义已经到了非要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应该说，地方政府也知道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性，但是为什么还要赤膊上阵，充当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呢？原因很简单：企业在地方，效益好的话，企业税利就多，地方的就业形势也会好得多。

　　地方保护主义是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产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林家彬认为，地方保护主义是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来时的一种突出表现。“十五”计划把尽快建立、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作为一个工作重点给提出来，说明中央已经比较重视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林家彬说，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地方政府利用其手中的权力来对地方的企业进行保护，或者是对其违法行为诸如制假、售假行为，或者违反环保规定如排污等提供保护伞。还如，对企业间的重组、合并进行行政干预，或者只许自己的企业去兼并别人的企业，而不让别人企业进来兼并自己的企业。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考虑。

　　地方保护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出现的产物。林家彬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其实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它不存在自己的独立的利益，起码不存在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经过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由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不断地扩张。这是因为，许多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上级政府在考核地方领导政绩时会以其经济发展速度、GDP的增长率等作为标准，这就在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运用自己手中拥有的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本地的企业，使之在与外地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林家彬说，事实证明，地方保护不但危害地方经济发展，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这种限制竞争的做法打乱了全国一盘棋的部署，严重阻碍市场的正常发育，而且也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同时也使得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权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削弱了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

　　另外，地方保护主义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如腐败问题。

　　地方保护最终尝到的不是甜头而是苦果

　　有人说，地方保护主义对地方经济有好处，能解决就业、增加经济效益等。林家彬认为，地方保护虽然能在短期内获益，但从长远看，它所酿成的恶果仍要自己来消化。

　　林家彬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地方保护在短期内能够使地方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但却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因为地区间既存在竞争关系，又有合作关系。一方面，地区间通过开放市场，使生产要素在自由流动中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益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虽然在短时间内保护了一点地方利益，但从长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其实是保护落后。比如说企业排污，虽然短期内企业利润增加了，但将来治理污染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苦果还得由地方来吃。又比如妨碍企业间的重组，其实是使地方企业不能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机会，那么企业也终将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包袱。

　　林家彬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想生存、要想活得好就必须到市场上去竞争，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站住脚跟。各级政府爱护企业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企业走向市场，帮企业适应市场，而不是以“土政策”筑起一道保护墙，把企业藏在里面。狭隘的“保护”只能造就弱者：在“土围子”的庇护下，企业没了竞争的压力，也就没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动力，更不可能有把握市场的能力，这样的企业最终还是要被淘汰的，最后受害的还是地方经济。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对谁都不利。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在选择地方政策时要选择一个对大家谁都不利的政策呢，这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囚徒困境”：当个人(地方)利益与社会利益冲突时，人们往往会选择个人(地方)利益，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对谁都不利。

　　茅于轼说，地方保护主义同样也会很容易遭致报复。以北京限制外地人在北京找工作为例：外地政府也可以抵制北京人在当地谋职，甚至抵制北京商品的输入，或对北京来的车辆征收额外的税费等等。如果这种报复行为泛滥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事实上类似的例子已不罕见。据报道，去年上海为了抵制湖北的富康小汽车，保护本地生产的桑塔纳，规定每辆富康车收8万元牌照费，而桑塔纳可以只缴2万元。湖北立即实施报复，规定财政拨款单位购车必须购富康，如购其他牌号车辆要交7万元“企业解困资金”。轿车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已不是秘密。中央领导多次提出批评，但我国缺乏有关法律，地方我行我素，别人也奈何他不得。

　　据茅于轼介绍，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九条第五款规定禁止对别的州出口来的货物征税，第六款规定有关商业活动和税收的规定不得在各州之间有偏袒。

　　其实，即使不考虑法律的限制，抵制外地商品和劳务的进入，对本地区也可能是有害的。

　　林家彬同意茅于轼的观点。他说，现在确实有一种现象，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地方保护主义有时也特别厉害。于是，地方保护的结果是：只要一家挑头，其他地方也会学起来，让你也尝尝地方保护主义的厉害，而不是什么甜头。

　　这说明，我们的地方政府在许多问题上是不应该管的反而管了，下了一些不该下的命令，出台了一些不该出的条例。从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角度看，这都是不应该的，也是一种越权行为。

　　最大的地方保护是对农民的不公平

　　茅于轼说，从根本上讲，入世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一次优化配置，要求全世界进行自由贸易。只有进行自由贸易，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就造成了价格不能如实地反映市场的价格，价格被人为地扭曲了。

　　茅于轼认为，现在最大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对农民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农民进城找工作非常困难，要很多证件，证件还要花很多钱。

　　茅于轼说，对城市来讲，当然有它们的难处，城市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劳动力，但靠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也不是什么好方法。因为城乡的收入差距客观存在，如果人为地限制农民进城，只能使非法的用工市场得以发展，根本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只有靠“疏浚河道”，按市场发展的规律来想办法。如可以在城乡结合部发展小城镇，再进行规范劳动力市场。同时，各地的驻京办事处也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只是地方领导进京的中转站。

　　其实，限制外地劳务的进入，也直接损害了本地使用劳务的单位。茅于轼说，选拔人才，是从本市一千多万人中挑选得到的更好，还是从全国十二亿多人口中挑选得到的更好？答案是很清楚的。当然，北京市是很聪明的，它限制的外地劳务一般是技术要求较低的，北京本地也有相当充足供应的工种。但即使同样的技术水平，他们所要求的工资待遇却是不同的。外地劳工多半从贫困地区来，他们企盼的工资比北京工人所要求的低。限制外地劳工进入必然抬高北京企业的工资成本，结果是降低了北京产品的竞争力。不论是在北京市场或在外地市场，北京产品将因成本的上升而降低竞争力，结果是减小市场份额，影响北京的经济增长。

　　据茅于轼讲，这类事情事实上在深圳已经发生了。深圳倒不是故意抵制外地劳工进入，而是因为人们进特区要有特区通行证。这张证挡住了许多外地人，结果使深圳的工资水平大幅度上升，比附近的顺德、东莞等地高出半倍到一倍。深圳的加工业因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竞争力，许多工厂迁到特区之外。幸亏深圳依靠其他的有利条件(例如每年有几百万香港人来深购物)维持了良好的经济增长。茅于轼认为，如果没有特区对劳动力流动的阻挡，深圳的经济原本还应有更好的表现。这个例子用事实说明了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是要付出成本的。

　　林家彬对此补充说，一些地方政府限制低层次的人员流动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人员流动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发生作用，不考虑其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而片面地用人为的、行政的手段来限制人员的流动，只能产生地下的黑市交易。

　　转变政府职能是解决地方保护的关键

　　专家们认为，要从根子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还得彻底弱化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利益主体的这个根基。因为地方政府的职能是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服务。如果这个政府职能不能转化的话，光靠宣传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地方保护主义有它行为合理化、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基础。

　　地方政府到底怎样转化政府职能呢？林家彬认为，这与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紧密相关的。政企不能彻底分开的话，政府职能将很难转变。因为政府如果拥有这方面的权力，它就必然要伸手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

　　林家彬说，在发达国家，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个维护它地方企业的相关法规或条例的话，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其他生产厂家，都会向地方法院起诉它，告它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或妨碍了企业间的正当竞争，那么地方政府肯定败诉。

　　其实，在中国，企业也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林家彬说，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司法同样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两个企业发生矛盾，往往外地企业很难打赢官司。这说明地方政府对当地的司法干预还是比较普遍的。

　　林家彬还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种现象：地方保护主义正从公开向隐蔽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地方保护主义不好，地方政府也知道，明的地方保护主义已经不行了，但保护所得的利益又不愿意放弃，所以就转向地下的活动了，变得更隐蔽了。并且，地方政府往往存在侥幸心理：被新闻媒体曝光了，就自认倒霉；没有被抓住的，就接着再干。这以造假、售假方面最为厉害。

　　林家彬认为，要从转化政府职能上下手，从根本上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做到：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他说，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随着入世的临近，如果地方政府不能转变观念，还是一意孤行的话，一旦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外国企业会毫不客气地同地方政府打官司。一打官司，地方政府肯定会输，毫无疑问。

　　茅于轼也认为，要从根本上消灭地方保护主义，首先是要理顺政企关系，真正让企业成为市场行为的主体。政府要恪守自己是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职能，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的发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只有政企关系理顺了，政府才会对一切微观经济主体都一视同仁，再也不会厚此薄彼。另外，税收体制也应该有所变化，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税制的关系问题。不应再像以前那样按隶属关系来收税——国属的企业税收属国家，省属的就归省里面，县市的企业就属地方所有，在新的税收体制下应该是按中央税、地方税来划分，促使地方政府减少对本地利益的关注程度。本报记者杨明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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