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司长欧新黔放出话来：国家将会继续发展化肥工业，并对化肥工业的发展继续给予支持。2月21日，刚刚从南京出差回来的江苏铜山化肥厂厂长李立峰还没到家就被县里召去开会，支持的言论他早就听说了，但对于并不乐观的市场前景，李厂长真切地感受到，政策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政策与企业还隔着行业，行业与企业还隔着大小，而自己充其量顶多算个中等。”这位干了一辈子化肥，有过辉煌业绩的老厂长，从来没有感觉到日子像今天这样艰难。

　　“粮棉油价格上不去，化肥没法做！它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个不好过，另外一个也过不好”

　　当然,艰难的并不只有李厂长，在江苏太仓，汇丰化肥公司的总经理成凤鸣向记者列举了他的三大难处：

　　其一，“粮棉油价格上不去，化肥没法做。”成说他到江西去，那里的稻谷才3毛钱一斤，小麦也是3毛，农民在赔本种粮，怎么可能还去提高对化肥的投入？“我早就跳进市场里来了，关键是购买力不足，它们都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一个不好过，另外一个也过不好。”

　　其二，流通渠道不畅。卖不出去让人上火，卖出去了也让人发愁。成凤鸣说，县级农资公司普遍面临倒闭，通过农资公司卖出去的化肥，化肥厂无法拿到货款，大部分被挪作它用。现在只能靠自己在各地设的代销点以及当地的个体零售商在苦苦经营。

　　其三，企业负担沉重。如今的化肥厂大都是从计划经济过度来的，企业负担沉重，财政又不拨款，背着这些走市场，竞争力肯定不行。

　　对于化肥企业目前面临的困难，冯元琦，这位70年代就职于原化工部化肥司并一直与化肥打交道的专家，对化肥工业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有着深切的体会：

　　去年我国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蔬菜和水果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减少的就要减少化肥用量，增加的也会增加化肥施用量，但二者相抵，却是减少的远远大于增加的，所以导致整个市场需求减少。据冯元琦介绍，一般来讲，化肥对农业的投入与产出比至少应该为1：2，但我国目前还不到这个水平。所以农民对化肥的投入积极性不高，有钱也不愿意花，更何况农民手里也没钱。

　　同时，由于土壤的地力贡献，一两年减少肥料的施用量，影响不会太大，但农民不用，工厂却不能不生产。这对目前处于最艰难时期的化工行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流通也是问题。冯元琦说，长期以来，我国化肥生产实行的是计划体制，销售实行的是专营体制，企业与市场之间隔着好几道关，农资公司先是化肥销售的惟一出口，后来渠道虽然有所拓宽，但农资公司一直占据化肥销售70%以上的份额。1998年，政府出台了化肥营销体制改革的措施，但除农资公司以外，能够进行化肥经营的只有基层农技推广站等农业“三站”及生产企业，长期以来农资公司垄断经营的体制，并未随一纸号令打破，经营状况逐渐恶化。

　　但由于农资公司一直还是农民和厂家购销化肥的主要渠道，因此它的瘫痪无疑也给原本就没完全建立起自己销售渠道的企业带来了影响。

　　这也就难怪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张志刚近期在对化肥产业提出的三条要求中，有两条是对着流通来的。

　　张强调，农资经营企业和化肥生产企业既是平等竞争的主体，更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加强农工商合作，建立新型的化肥销售体制和运行机制是深化化肥流通体制的需要，也是应对“入世”的有效手段。

　　对流通体制的改革寄予如此深厚的期望，足可见它对化肥企业发展的影响。

　　“趁着现在进入成本低，应该让中小企业迅速转变为二次或三次加工的基地”

　　中小企业问题很多。冯元琦说，我国化肥企业规模参差不齐，大中小都有，但大多数都是小企业，小企业总体来说产量不高，产品的种类以单元肥居多，复合肥少，目前我们的复合肥施用量大约为10-15%，而国外却为60-80%。

　　就中小企业个体来说，郑州工学院的化肥专家许秀成认为，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现象突出，据其介绍，在河南某大型农资市场，一些复合肥料厂为了竞争，低价销售养分含量不足的产品，而在包装袋上大做虚假文章。某种硫酸钾专用肥标明含量为NPK 15-5-5，Si、Fe、Ca、Mg≥20%，有机质≥15%，含S≥18%，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养分指标；有的厂擅自规定养分偏差标准N±3%P2O5±3%、K2O±3%，而产品所有的养分均采用负偏差，标明15-5-5的养分，实际为12-2-2，甚至更低。

　　当然，管理更成问题。在安徽采访时，一位化肥厂的职工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们的化肥厂一直是当地的支柱产业、利税大户，近些年，化肥厂的经营每况愈下，1998年，厂里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要求每位职工按月工资的10倍一次性集资，如果交不起就下岗，为了不下岗，大伙都交了钱，三年过去了，厂里的经营依然如故，许多职工一边等待工厂的下一步，一边私下里纷纷另谋生路。倒闭的话都放出去五六年了，就是倒不下来，现在更不可能倒了，谁让倒谁就得还职工的集资款。无法上缴利润，县里财政已经不愿再背这个负担，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家化肥厂只好不死不活地耗着。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一位“老化肥”告诉记者，长期以来的计划体制使得化肥的国有化程度很高，这种非人格化的所有者造成的是实际中的所有者缺位。

　　对于问题比较突出的中小企业，原四川化工厅的陈祖培认为，自发进退、采用市场淘汰的办法不是上策：首先，代价不菲。必须面对上千套的装置报废和近百亿元的走人费用。其次，情理不容。小化肥是解决我国吃饭问题的大功臣。在改革开放20年的卖方市场里无自主营经销权，大量的利润被流通环节拿去了。如今境况惨淡，政府有责任对小化肥的进退通盘考虑。

　　至于如何安排中小企业的问题，冯元琦认为，现在化肥行业不景气，进入成本低，应该抓住这个机会进行结构调整，让大的发展起来，让小的变成二次或三次加工的厂子，这也是国外通行的做法。

　　“发展科技，首先要靠拿来主义，没有必要一切都从头开始”

　　“要全国一盘棋，”冯元琦说，过去我们对化肥上项目，总是就项目批项目，不能很好地从全国的整体布局来考虑，就项目批项目总是有道理的，没有道理他也不会找你报批，今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企业审批不能盲目，发展也不能盲目，许秀成认为，市场化也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生产多少，企业心里一定要有数。据介绍，去年上海的肥料减少1/3，粮食因此减少5%，广东把肥料减少了，粮食却增加了。

　　根据许秀成的测算：假设有加入与不加入WTO两种粮食生产方案，加入WTO后，2020年国内粮食生产量将会比不加入的预测值减少3600万吨。据此估算它对化肥消费量的影响，假设2020年我国谷物单产可达到5300公斤/公顷(1998年为4953)，施肥水平为350公斤/公顷(1998年为262)。那么减少3600万吨粮食生产相当于少种680万公顷粮食，少用238万吨化肥。2020年我国化肥需求量预计约为5200—5500万吨，由于进口粮食增加，将使化肥需求总量减少约5%。

　　而据许秀成根据我国人口增长率预测的结果，到2030年，我国氮肥平均年增长率维持1.5%便能满足我国氮肥需求的100%；磷肥平均年增长率维持3%，即可满足我国磷肥需求的85%(15%依赖进口)；即便是目前比较短缺的钾肥，因为原料的关系，也只需保持年均增长7.5%的增长率才能满足钾肥30%的自给率(70%依赖进口)。

　　化肥是微利行业，比较优势差，如果仅仅靠数量取胜，在目前已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据许秀成介绍，2000年，我国尿素出口50万吨，但基本上没赚钱。“科技创新不能忽视”，许秀成说，他所在的郑州工学院研制开发的乐喜施磷复肥，不仅在美国申请了专利，还在美国建立了工厂，专门为高尔夫球场和体育场的草坪提供专用肥料。如今只要提供技术指导就能挣钱的许秀成认为，国外的公司并不可怕，关键是自己要有技术。而冯元琦更是主张，目前应该更多地使用拿来主义，把别人的技术拿过来，然后加进自己的技术含量进行推广，没有必要一切都从头开始。

　　对于这一问题，年届90高龄的中科院院士陈冠荣也表达过他的忧虑：

　　企业情愿花几百亿引进几十套成套设备，也不愿拿出1/10甚至1/100的钱来做消化吸收工作，更不用说自己的研究开发了。大型化肥企业投入科技的费用很少。陈老说他问过一些单位,即便有研究开发费大于销售额1%的，但再仔细一问，实际上都是用于技术改造的，真正用于研究开发的太少了。上海化工研究院原来是以研究化肥为主的，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只好将大部人员转去做其他工作。我国化肥产量和石油、钢铁相当，但和这些部门的研究院来比，经费来源却相差悬殊。而化肥工业既不属于高科技，又不是高盈利单位，所以有关化肥的研究开发工作，并不是主管部门科技重点投入领域。加之，企业本身投入又少，这是化肥科技经费日益萎缩的主要原因。

　　原本已是困难重重，但舆论的宣传也给化肥行业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冯元琦说，现在绿色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绿色农业，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但由于宣传的问题，导致人们把化肥与绿色当成一种对立关系。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冯元琦认为，农民只要科学施用化肥，完全可以避免污染。以色列的农业世界著名，其农业科技非常先进，如无土栽培技术等，使用的都是化学营养液，只是使用方法和施用量非常科学，化肥利用率高、浪费少，环境污染少，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也好，因此只要使用好化肥，并不可怕。

　　从婆婆太多到找不到婆婆，石化协会将向真正的行业协会过渡

　　2000年底，化工局的撤销几乎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按照三年前的预定方案，原来的业务在经过整合之后，能保留的都划到了国家经贸委，从部到局再到处，行政职能机构的缩小，市场范围的扩大，转型时期的孤寂和落寞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浸透着整个化肥行业。

　　“以前是婆婆太多，现在没有了，企业有点不知所措。”冯元琦说，“我们正在筹建石化协会，这个协会在初期将会有一些政府职能在其中，但只是一个过渡，以后肯定要完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上传企业意见，下达政府意图。”

　　“化肥不是夕阳工业，还要发展，只是要从数量转到质量上来，这包括产品和企业。”冯元琦一再强调，这个根本思路不会变。(本报记者 张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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