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1980年4月17日和5月15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微博]的执行董事会先后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今年2月5日，我国成功地增资基金组织，位次上升至第8位

　　●我国在基金组织逐渐成为净债权国。基金组织为80年代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以及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

　　●我国代表指出，多种储备货币并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性原因。呼吁基金组织继续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发达国家要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2001年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以下简称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决议，将中国在该组织的份额从46.872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63.692亿，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从第11位上升到第8位。这是我国与基金组织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

　　早在1940至1941年间，为防止战后各国国际收支出现重大失衡，避免各国竞相贬值货币或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国际社会开始酝酿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4年7月1日至22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45个国家的代表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国[微博]货币与金融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世界银行)协定》。1945年12月27日，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仪式，正式签署了上述两个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成立。当时，由于份额可列第三位的苏联政府决定不出席会议，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相当于股本金)排位居于美、英之后，名列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确立可以按固定价格(每盎司35美元)兑换黄金的美元为国际货币；二是所有成员国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即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但在国际收支失衡时可以在得到基金组织批准后调整；三是成员国可以向基金组织借款并进行政策调整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一般性失衡，或调整汇率以纠正国际收支的根本性失衡。

　　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基金组织，严正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恢复中国在基金组织的合法席位。然而，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为我国恢复在联合国下属各专门机构的席位创造了条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议为我国加入国际金融组织创造了有利的内部环境。1979年1月，中、美建交，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的外部条件最终趋于成熟。

　　1980年3月，基金组织派团来华与我方谈判。1980年4月17日和5月15日，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先后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由于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实力不足，无力在1959年至1980年基金组织的几次普遍增资中增加份额，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下降到第16位。1980年9月，基金组织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11月，中国份额又随基金组织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加到18亿特别提款权，在基金组织内的排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基金组织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股本和执行董事席位问题也同样获得了解决。

　　中国与基金组织的合作

　　中国与基金组织的合作，是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合作。

　　恢复我国在基金组织合法席位后不久，我国先后于1981年和1986年从基金组织借入7.59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8亿美元)和5.9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7.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弥补国际收支逆差，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到90年代初，上述两笔贷款已全部提前归还。此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宏观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没有再向基金组织提出新的借款要求，我国在基金组织已逐渐成为净债权国。

　　基金组织是我国与外界进行政策对话的一个重要窗口。1980年后，基金组织的历任总裁、副总裁多次访华，与我国政府领导人和主要经济部门负责人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每年一度的年会和春季会议，是我国政府向世界阐述本国政策立场并了解世界经济与金融形势的重要讲坛。根据基金组织章程第四条款的规定，我国与基金组织每年进行政策磋商，这使我国宏观经济决策更加稳健和科学，同时，基金组织也加深了对我国的了解。基金组织每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从总体来讲是较为客观的，亦为国际经济和金融界了解中国以及国际投资者向中国投资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南。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为80年代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以及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在基金组织的援助下，我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帐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基金组织的技术援助还为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订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基金组织为我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我国举办的培训班涉及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一些早期学员已经成为我国财政、金融领域的高级官员。我国每年还向基金组织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基金组织还通过奖学金计划资助中国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

　　中国同样也对基金组织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改革开放23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向基金组织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大大地丰富了基金组织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基金组织的章程，中国有资格借用1986年以后建立的结构调整贷款以及1987年建立的扩大的结构调整贷款。但是为了使有限的资金用于最困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一起表示暂不参与使用这类贷款。

　　1994年，中国向基金组织提供了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9年，中国又向基金组织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重债穷国减债计划。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了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的一揽子援助，向泰国政府贷款10亿美元。在印尼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向基金组织承诺向印尼政府提供3亿美元的二线资金支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在危机爆发后多次公开承诺，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维护亚太地区经济形势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收支状况的改善和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一直积极履行对基金组织的义务，将我在基金组织份额的一部分向其资金使用计划提供短期资金融通。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用于该计划的份额余额超过20亿美元。中国为基金组织的健康发展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基金组织现有183个成员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身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一贯立场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和正确主张。对于发达国家有益的建议，我们也都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对于有损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主张，我们则进行了批评。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80年代以来，由于沙特特别增资和独联体国家加入基金组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到2000年底时为46.872亿特别提款权，占基金组织实际份额的比例降为2.21%，位次从恢复席位后初期的第8位退居第11位。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实力极不相称。经过几年的努力，基金组织理事会于2001年2月5日投票，在无人反对和弃权的情况下通过决议，将中国份额增至63.692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3%，升至第8位。

　　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而努力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积极地参加有关国际货币体制改革的讨论。在基金组织的年会和其它重要会议上，中国理事和中国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看法。我们既肯定基金组织在危机救援活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也对基金组织有时忽视危机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批评，并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反对由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金融事务的做法。我国代表指出，多种储备货币并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性原因。为此呼吁基金组织继续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发达国家要协调各自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这个过程中注意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我们主张发达国家不但要推动对自己有利的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支持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我们主张发达国家对于自身的金融稳定承担更大的责任，加强对高杠杆投资基金和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而不是仅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责任。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一些国家主张一国只能在固定汇率和完全自由浮动两者之间择一而行，我们则认为没有一种汇率制度是万能的，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针对一些发达国家在危机后大力推动增加透明度的做法，我国强调缺乏透明度不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推动增加透明度要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实际承受能力，要遵循自愿和渐进的原则。中国的上述主张和立场得到了很多基金组织成员国和国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响应，对基金组织的一系列政策和决议产生了影响。

　　同时，我们正在对国际上各种透明度的标准和准则进行认真的研究，对其中的合理成分和风险因素加以鉴别，从而制订符合自身情况的透明度标准。此外，我国代表积极参加了由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组织的“金融稳定论坛”的活动，特别是参加了制订标准小组的活动。中国在基金组织21年的实践，在使世界了解自己的同时，也使自己更深地了解了世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国际金融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亚洲金融危机对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因此，开展亚洲区域内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就成为有关国家在危机后的一个自然选择。欧洲货币合作的成功经验表明，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可以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创造有利条件。亚洲货币合作是对以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补充，将在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基础上，最终为全球货币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