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报道:军企脱钩完成进行时

2001年02月04日 18:02  《财经》杂志 微博

  如同长城电信已发生的命运转变、联合航空终将出现的归属变更,这部分被视为“遗留问题”的企业终将被摘去军字号招牌。根据高层决策,在2000年底前后,一个在军队内部被俗称为“军企脱钩第二步”的行动正在开始。

  屈指算来,这前后大约经历了一年零10个月。

  与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电视荧屏上庄重宣布中国军队“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场景相比(见《财经》1999年1月号),对于2000年5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总结会议”,媒体和社会的反应中多了几分平静。出席此次会议的高层领导,不仅有此后不久即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和中央军委委员于永波、王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对会议只发了十分简短的消息,而且几乎被淹没在当时中国世贸谈判获得突破性进展的讨论之中。消息中没有透露军队脱钩企业的最后数字和资产规模。但这毕竟意味着,历时两年的军企脱钩工作悄然画上了句号。

  时至今日,《财经》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当年主管这一工作的核心机构——“全国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企业交接办公室”业已正式解散。在撤掉了牌子的办公室里,目前只剩下一两位留守工作人员处理善后事宜。按比较标准的“官方”说法,至2000年5月,整个军队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工作基本结束,但“尚有一些遗留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撤销与移交之外:从长城电信到联合航空

  1998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难忘的一年。这年夏天,中国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百万雄师”在抗洪一线筑起一道血肉长城;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中国军队不再经商。

  这是一个具有震动性的决定,给定的时间又极为短暂。按照“先移交,后清理,再处理”的原则,军企脱钩的全部移交工作要在1998年年底以前完成。在执行的过程中,军队再次体现了雷厉风行的风格。7月宣布完决定之后,先是传达文件精神和调查摸底。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宣告第一阶段的结束。会后,军企脱钩的具体实施方案出台,企业撤销和交接的一系列部署迅即展开。

  军企脱钩的范围,在当时的公开材料中并无明确说法,正式口径只是说“要全面清理经营性公司”。据《财经》在此次采访中获知,1998年10月确定的军企移交或撤销的范围相当大,包括了军方名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企业,也包括一部分福利性企业。在经营性企业中,则明确规定,有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和武警总部已经集中统管的经营性企业,军队、武警部队各类教学、科研、医疗、修理、建筑施工、房地产管理、文化、新闻出版等单位,以及各类“中心”、接待站等开展有偿服务而延伸办成的经营性企业。此外,军队、武警部队与境内外地方和外商进行合资合作的经营性企业中的股权也在移交范围之列。

  中央的部署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大步推进,时间表至为严格,不容有误。大量资不抵债、经营不善或不适宜交给地方的企业被就地解散,挂靠在军企中的许多地方企业被解除了挂靠关系,部分中小企业则被合并到大的企业集团中统一移交地方。

  撤销和移交的工作均在预定的12月15日前如期完成。据知情人士事后透露,此次脱钩所涉及的6000余家军企,资产规模约为2000亿元。其中约900家继续作为企业存在,其余部分或在脱钩过程中关张,或被归并到移交企业。

  至少有三类企业,当时被排除在此次脱钩行动之外。一是确需保留的保障性企业和部分福利性企业;二是农场及其开办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三是医疗卫生单位及部分宾馆饭店。此外,由“军队通信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办公室”系统建立的通信网络,即后来被海外广泛关注的CDMA项目的主营公司长城电信被予以保留。而空军“联合航空公司”的撤销处理事宜,也因“情况复杂、牵涉面广”而给予了缓期执行的决定,经过进一步调查论证后,再由空军专题报国务院、中央军委审定。

  联合航空公司利用军队的飞机、机场等设备和飞行人员起家,在民用航空业内以价格低廉而闻名。2000年以来,在中国民航为制止恶性竞争而频频推出禁折令和联营协议时,独立于民航系统之外的联航,却能以等同于火车卧铺价格的票价吸引到大量旅客,例如从宁夏飞往北京的机票,其售价仅为300多元。《财经》近日通过电话对联合航空公司采访时,该公司办公室一位经理人员介绍说,“由于担负有特殊的运输任务,联航是经过军委特批予以保留的企业”。她还承认,保留并不是无限期的,“至迟在2002年,联航也将脱离军队系统”。

  长城电信的保留则经历了一波三折。由中国电信[微博]和军方合资组建的长城电信,获准在四个城市北京、广州、上海、西安(后来又扩展至天津和河北)试营CDMA项目。1998年年中,先有军方即将退出的传言,而事实上中国电信一方却于当年7月撤出股份。据消息人士透露,在抗洪抢险的过程中部队的通信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曾一度成为长城电信继续保留在军方旗下的重要原因。

  中国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在1998年9月14日答记者问时表示,“在军队不能办经营性企业的规定出台后,我们(中国电信)撤销了与长城公司的合作。目前,国家允许其利用CDMA网络在800M上建立军队的内部通信网。”而在事实上,长城继续依靠800M上的10兆频谱资源开展商业性业务,其CDMA移动电话用户至2000年已高达50万户。有关军方是否将成为中国电信领域新起竞争者的猜测,一直是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在国务院与军委反复磋商之后,2000年6月,最高层最终下定决心,要求军方将长城公司移交中国联通[微博],由后者专门成立一个子公司发展CDMA技术。

  联通移动电信领域的一位高层人士2000年12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联通最快会在年内将长城的网络资源先接过来,至于全部资产的接收和处理则将在半年甚至一年以后。据悉,联通之所以对全盘接收长城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长城的股东构成比较复杂,除军方大股东外,还含有部分民间资金和外资,政策上难以把握。此外,其债务庞大,也使人望而生畏。

  “交亏不交盈”与“接好不接坏”

  当年军企脱钩的操作准则是“先移交、后清理、再处理”。移交虽在1998年底完成,在此前后的清理与处理过程中,却曾充满了曲折。

  军企中人士将清理过程解释为两段:在有关移交的正式文件颁布之前,企业可以自行寻找合并对象,双方达成协议便可统一移交,是为“自由恋爱”。当时,许多军队中小企业曾把目光投向了原来大名鼎鼎的军企集团公司,如保利、三九、新兴、蓝天等。

  保利是当时惟一的整体移交的军办特大型企业,总资产达250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净资产130亿元。据保利一位高层经理人员回忆,当时找到保利的企业有一二十家,但多数企业效益并不好,所以保利最终只选择了深圳远望公司。

  “自由恋爱”期相当短暂,由于军企脱钩的时间表紧张,现实操作中更多地只能采取“包办婚姻”。总后下属的新兴集团便曾接受了“包办”的复杂安排,其间的经历可谓脱胎换骨。

  1989年成立的新兴公司原来只是一家拥有国家军服专营权的进出品公司,随着军队办实体的呼声日高,逐渐演变成总后直属的最大的一家工贸结合的军企,与总参的保利和总政的凯利齐名。新兴旗下的企业包括遍布全国的58家服装厂、14个专业进出口公司和军队最大的钢铁公司新兴铸管,还拥有医药公司、煤矿等,资产总额达150亿元人民币。

  在脱钩大计开始实施时,新兴公司的利润大户新兴铸管(0778)被确定为“保障性企业”留在军内。除去这家A股上市公司,新兴的主要资产只剩下58家以生产军服军鞋为主的服装厂,其中亏多盈少。当时,代表地方进行接受的“全国交接办公室”对这样的企业提出质疑,负责军队一方的“不经商领导小组”出面谈判和协调,一番对内与对外的“讨价还价”后,总后的两个建筑总队、总参的保信建筑公司和海军最大的贸易公司嵩海被注入了新兴,总后机关下属机构创办的三优、三鼎和华荣宏大三家公司也被划入新兴旗下。“重组”之后,“新新兴”较之“旧新兴”已经有质的变化,成为以进出口贸易、建筑和医药为主业的综合性公司,资产规模缩小至59.4亿,人员18万缩减为1万。2000年春,新兴脱钩的漫长路程方始结束,新兴集团正式挂牌。

  与新兴脱钩的情形相类似,军企脱钩过程一方为交,一方为接,前者的主管部门系军队各级 “不经商领导小组”,后者的对口机构为“全国交接办公室”或省市一级的“交接办公室”。整个交接原则被概括为四个“决不”:“决不能交亏不交盈;决不能接好不接差;决不能变相保留;决不能藕断丝连”。应当承认,这一原则的贯彻相当坚决,但因为某些军企在界定真实规模和资产情况时确有难度,局部的利益磨擦难免发生。一位参与了脱钩全过程的军方人士对记者承认,个别移交出去的企业至今仍找不到主管部门,如散兵游勇;而被保留的部分企业,如一些限额以内的宾馆饭店,虽然已经改成了招待所,不允许对外营业,违规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据记者在采访中获知,空军最大的经营性企业蓝天实业虽然早已转入地方,但因交接双方在资产状况的认定上各执一词,至今仍未在交接协议上签字。

  告别特权 从交回军车牌开始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军企曾经借助特殊的权力和资源,得以在市场中纵横捭阖。这些资源中,除了应有尽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畅通无阻的车辆、额外的税收优惠等,“军事秘密”四个字也曾赋予特定的利用价值。有人举了这样的事例:在军队经商热升至沸点的日子里,很多连队的卫生所都在对外接诊病人。而当税务部门前来查账时,“军事秘密”便是常有的回答。

  正因为此,军企脱钩的意味很多。其中之一,便是使昔日绿军衣下的企业告别特权时代,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

  1998年12月15日,6000余家脱钩军企所面临的第一道“手术”,便是摘下军车的车牌。根据规定,所有军牌要一律交回,调剂给保留下来的军属保障性企业使用。在很长的时间里,企业用军车搞运输不但畅行无阻,一年省下的过路费、过桥费便不是小数。为此,主管部门从1994年便提出控制军车牌照,连声名显赫的保利集团也在这一年交还了大部分军车牌照。然而,大部分军队企业则是在1998年与“母体”切断联系时,才放弃这一特权。有一个说明一定问题的例证:原空军所属的蓝天实业在全国有8个口岸,在交还军车的第一年,下属的运输企业便因此增加了几百万元开支。

  以前许多军企可以无偿使用的土地,在脱钩之后,也根据规定分别处理。如“独立院落及确定随企业移交的部分”,则办理产权过户;如占用军队营房用地,则与军队签订使用期限租用合同并在限期内交还。原南京军区所属的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00年10月28日发布了一则公告,称公司原占用的2万余平方米的军队营区,将按近3000万元的账面净值由股权接收单位以现金购回,交还南京军区。

  1999年1月11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1999年[8]号文件,对移交企业的税收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军队武警部队企业移交地方后,不再享受对军队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移交前企业欠税随同债权债务一并移交。移交给中央级部门机构或直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移交给地方的则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移交给中央和地方联合企业的则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税款按比例分入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部分地区则将享受优惠条件的时间延长到1999年底。

  当年军企繁盛之时,许多地方企业和私营公司甚至宁愿每年上缴一笔数额不等的管理费,以换取与军企的特殊联系;而一些初涉商海的军企,亦对自己的“金字招牌”格外看重。“挂靠性”军队企业应运而生,社会上的某些所谓“能人”也借机涌入军队,摇身成为授衔军官。这些企业不但享受着税收优惠,还同时拥有了其他特权。然而事实表明,这些“挂靠企业”普遍缺乏规范的管理结构,所遗留的债务问题也最为严重。

  据了解,在1998年办理移交之时,交接各方的难题之一便是清理“挂靠企业”及其相关的债权债务。因为根据规定,不仅移交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签订的贷款合同继续有效,为其他企业提供保证的合同也继续生效。移交企业的资产实行无偿划拨,有关债务债权一并移交。

  脱钩之后,企业的出路各有不同。由四总部直属或属于重点行业的保利、新兴、三九等九家大型企业集团由全国交接办公室负责接收,目前党务和人事关系已转入大型企业工委;其资产管理和财务关系由财务部负责,每年由国家的稽查特派员对其生产经营状况进行监督。另一部分中等规模的总部企业或军兵种直属企业,则分门别类由各地的大型企业集团托管,例如原空军最大的企业之一蓝天实业便已交上海的埃力生集团实行托管。其他中小企业则按照属地移交的原则,由各省市交接办公室负责接收后,再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安排下,由广东省经贸委接收下来的军队移交企业于1999年底合并为广晟资产经营公司,其规模在100亿元以上。2000年8月,该公司曾赴北京“招兵买马”扩充人才。

  处理遗留问题与脱钩“第二步”

  有消息表明,目前,在1998年脱钩行动中被正式或模糊认可的保留名单中,仍有一部分军队企业面临着正式脱钩。如同长城电信已发生的命运转变、联合航空终将出现的归属变更,这部分被视为“遗留问题”的企业终将被摘去军字号招牌。根据高层决策,在2000年底前后,一个在军队内部被俗称为“军企脱钩第二步”的行动正在开始。为此,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已经联合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负责部署、协调军队保障性企业和农场的调整改革事宜。时至12月中旬,国务院领导已经直接布置了有关实施方案。

  据悉,“新的脱钩行动”,将与既往的操作有秩序上的不同,并被概括为“先清理,再移交”;时间表初定为2001年6月底结束。这些脱钩企业涉及范围较大,包括军工厂、服装厂、修理厂和部分医疗机构;难度也更高,因为一部分军官和随军家属将从此告别军队。此外,军队最大的钢铁企业新兴铸管(0778)以及新兴前次脱钩时被遗留在部队的50多个服装厂、皮革厂等,有可能被捆绑成一个集团移交。更有分析人士称,正在进行的脱钩“第二步”,也意味着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突破。

  部队农场在这次移交中将成为“大头”。近年公布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全军共有耕地390万亩,在编农场588个。据了解,由于粮食价格下降等原因,大多数农场的经营状况并不乐观。2000年岁末时节,总后领导已奔赴占地面积60万亩的嫩江基地。这家现代化水平相当高的军队农场,将移交给中国储备粮总公司。

  在军队与企业的脱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用于军队的财政支出也在增加。据2000年10月16日发布的《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披露,从1998到2000年的三年间,中国年度国防费分别为934.7亿元、1076.7亿元和1212.9亿元人民币。随着军企脱钩中“遗留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中国军队将成为一支真正“吃皇粮”的军队。

  戎装尽褪始为商

  1999年3月11日,正式完成脱钩的新兴集团,在北京举办了一个规模不大但相当隆重的挂牌仪式。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交接办公室”主任盛华仁到场祝贺。这次挂牌,意味着新兴彻底切断了与军方的血脉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就此揭开。

  矗立在公主坟立交桥旁的新兴宾馆,几年前曾是北京最引人注目的建筑之一。如今,这幢大楼已经随着北京的建设,被包围在由城乡、华懋等商城构成的一片商业圈中。十年风雨,楼顶那块白色的招牌已不复往日的光鲜。新兴内部人士则表示,脱钩之后的变化并不如想像中的那么大。从军队转入地方后,没有了明确的主管部门,在经营上的感觉反而比以前还要自由;与军队的业务联系依然被保持着,只是从“分配式”改成了“合同制”。

  自1998年12月15日被确定移交后,新兴集团专门成立了四个调查小组,对原留存与新划入的各相关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到次年4月,家底始见明晰:集团总资产为59.4亿元,净资产17.9亿元,负债为41.49亿元。

  在解开了资产问号之后,新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确定公司主打经营业务。新任命的总经理陶瑞对公司进行了重组,先是将下属公司的所有债务债权转入下属的房地产公司,又将后者改组成企业内部的资产管理公司;以此为运作工具,集团原来涉及的74个不同行业被整合为三大主业,即以新兴建筑公司为龙头的建筑业、以新兴医药公司为龙头的医药业、以新兴进出口公司为龙头的贸易业。

  2000年8月18日,新兴医药股份公司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新兴集团党务部部长宗朝争透露说,这家公司将成为集团力推的第一家上市企业。

  如今许多老总已经意识到,当年的军企必须从改制中寻求新的出路。广州保利投资公司总裁蓝宁认为,现在国有企业都在纷纷进行股份制改造,目的就是建立起真正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良好机制。而对于大多数军企而言,任务就更加艰难;因为从军企转为国企,再从国企转为股份制企业,中间还隔着一步。蓝宁称,保利集团早在1995年前后即确定了“洗掉军绿”的发展战略,因此,此次脱钩对他们的冲击并不大。现在,集团下属的保利科技的进出口贸易对集团的贡献已经缩小到20%,而南方分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已崛起为集团的中流砥柱,每年销售额高达七八个亿。

  保利在香港的两个上市公司新海康和保兴投资,也被视为集团的优势之一。不过事实上,1994年保利在香港通过购入新海康买壳上市,特殊的背景曾使公司的股价冲至20多港元,而在1997年以后的市场狂澜中,其股价又曾跌至1元多。1998年年底,“军队撤出商海”的消息引发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强烈反应,一度使众多有军队和地方政府背景的一批红筹股连续走低。如今,筹备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三九集团,正刻意地淡化昔日的军方色彩。在“洗掉军绿”之后能否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老军企”们将面对新的考验。王晓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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