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问题，记者今天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钱晟教授。她也是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特邀研究员。

　　起征点应该动起来

　　钱教授认为，征收个人所得税，不能全国一道死杠，多年纹丝不动，应该有制度化的规定。她建议，全国应该划分几个标准，每年公布一次。

　　她说，现在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上海和西部的省区起征点一样，都在讨论800元高了还是低了。事实上，北京、上海、深圳与各地已经不一样，深圳目前1500元的“应减除费用”，当地舆论觉得还应提高。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全国划出个标准，每个省选择接近自己实际的线。

　　另外，“应减除费用”的标准要每年公布一次，像各地的最低工资制度一样，参考当年的物价指数、生活水平等。因为，今年可能通货膨胀，明年可能通货紧缩，老百姓每年的生活质量都不一样，而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不应该几年不变。

　　工薪阶层的税应降下来

　　钱教授介绍，个人所得税在西方被称为“良税”，富人应该缴得更多。该税“缩小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很重要。我国也一直对公众宣传该税对高收入的调节作用，但实际上没有达到目的。在实践中，个人所得税管得住的，只是工薪阶层，并且是规范单位的工薪阶层。

　　她分析，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应该是稳中偏低。税制改革，征税范围可能有一些扩大，但应该有增有减，调整好、执行好一些减税项目，不能只想税收越多越好。

　　她认为，最近国家降低公房租房税率，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高税率也可能导致更多人逃税。逃税的风险大，利益也大。世界的浪潮是，个人所得税税率越来越低。

　　她建议，改革后的税制可以参考西方“负所得税”的做法。比如，当年某人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某一天，他的收入低于起征点了，国家应该按照其缴纳的税金，给其一定比率的补贴金。这样，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老百姓的纳税心理会更平衡。

　　扣除额应体现量能负担

　　钱教授认为，“扣除额”上应该体现“量能负担”，就是“能力强的人，多纳税；能力弱的人，少纳税；没有能力负担的人，不纳税”。

　　围绕扣除额的问题，有观点认为，我们的扣除额过窄，还应该考虑纳税人的住房、养老、失业等因素，根据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寡、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年龄大小甚至残疾等计算出的“生计费”也得扣除。

　　钱教授表示不赞同这种观点，“国外，已婚的人士，多子女的人士，缴税都少。如果中国实行，有悖于我们鼓励晚婚，提倡独生子女的国策”。

　　她对纳税考虑“夫妻双方工作与一方工作”的观点持赞同态度。夫妻一方工作的，应该少缴税。这样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有利于对下一代的教育。

　　她认为，扣除项目太多太细，很多纳税人没有能力去填表计算，就连不少征税者也没有能力。国家要考虑征税成本和纳税人的缴税成本问题。在制度不到位的情况下，太多弹性规定会导致不公平和腐败。

　　为什么该收的收不上来

　　个人所得税，为什么该收的收不上来，只管住了工薪阶层？

　　钱教授分析：第一，管不住的是新生贵族，他们的分配渠道不规

　　范，很多隐性收入、灰色收入上不了台面，更谈不上纳税；第二，现金交易普遍，存款实名制有了征税的前提条件，但是征税机关无权查，这是银行法的规定；第三，权大于法的现象存在。大家也知道，有时候一查某个演艺界人士偷税，马上有人出面说情。按说，歌星两次偷税，绝对应该入狱，可他们往往还在公众舞台上亮相。

　　不是个人所得税法一修改，这些问题就能解决。

　　税费应该中央地方共享

　　钱教授介绍，目前，个人所得税是地方税种，各省收，各省用。所以，各地都希望收得越多越好。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收入上升很快，北京等发达地区，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地方工商税收中仅次于营业税的第二大税种。据统计，北京市个人所得税近5年来平均每年递增49%，占地税的20%左右。而在国际上，很多国家的个人所得税都是中央税。

　　据国家财政部高级官员最近透露，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将不再归地方所有，而是按比例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这样，改变“应减除费用”的问题会容易解决一些。

　　一年缴一次，近期不能实现

　　钱教授介绍，每年在法定的纳税日前缴一次个人所得税，是美国、加拿大还有香港等地的做法。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国家，将工资、劳务报酬、财产租赁、经营所得等经常性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统一征税。据说，我国也在考虑这种政策。

　　钱教授认为，从公平角度考虑，应该选择综合所得税制。但事实上，征管难，制度复杂，加上银行货币机制落后等，都是目前我国难以采用这种做法的障碍。

　　她认为，最近几年内，我国还是应以目前实行的分类所得税制为主，逐步过渡。这样虽然不公平，但非常现实。今后的目标是综合所得税制，但前提是银行机制的改革。(本报记者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