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更幸福

　　蒋跃新绘(新华社发)

　　知足常乐——

　　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52岁的房女士正在自家院里打扫卫生，见记者来访，忙给让进了客厅。

　　“您这座二层小楼，有多少平方米？”环顾房间四周，记者问道。

　　“120平方米。2010年盖的，当时花了10万元。比起海口每平方米八九千元的房子，这里便宜多了！”房女士对当下的居住条件很满意。

　　可一谈到物价，房女士就没那么轻松了：“这两年物价涨得太快，菜价比前两年涨了一倍多。”房女士家原本有3亩地，现在让给弟弟种了，自己每月只拿1100元退休金，这点钱对基本吃喝需求来说都有些捉襟见肘。没办法，房女士的丈夫下岗后，只好到附近的农贸市场贩卖鸭子，赚些零花钱。

　　“我对眼下的生活还算知足。要说新年里的愿望，当然希望收入能够多些，负担能轻些，这样才会感觉更踏实些。”房女士说。

　　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根子在增加收入。近年来，居民在社会财富蛋糕的切分中所占比例有减少趋势，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速。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均工资为3096元，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只有1730元。专家认为，提高收入、稳定预期，应沿着“增收减负、调节差距、加大力度”的思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女儿现在上高中，学了5年钢琴，每年培训费就要2万多元。”房女士说，前几年家里一直没钱给孩子买钢琴，直到去年才买了一架，满足了女儿一桩心愿。除了教育投入，房女士患高血压、心脏病，每年医药费5000多元。因为不是住院治疗，她只能享受每月40元的门诊补贴，其他费用无法报销。

　　提升幸福感，减负同样重要。海南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蔡东宏教授说，在海南，不少人挣得看起来不算少，但是物价高、花销大，如果社会保障再跟不上，生活压力就会很大。政府应承担更多的改善民生责任，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健全社保体系，解决居民感觉压力最大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

　　蔡东宏建议，应根据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建立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工资标准。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当然，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除受制于客观现实，还与个人修养有很大关系。如果一个人能客观认识自我、做到知足常乐，就更有可能活得舒服、惬意；而如果一个人完全将幸福的概念物质化，总觉得“比上不足”，过得就会不舒服。追求幸福，不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更要改变内在的心境。这样，或许离幸福会更近一些。

　　稳定就业——

　　劳动者对未来预期不乐观、“饭碗”不牢靠，直接影响到其归属感和幸福感

　　许宁2010年夏从天津某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一家国内知名生物技术检测公司工作，负责产品开发推广和客户维护。由于表现出色，许宁很快在公司站稳脚跟，有了一份不错的收入。

　　但和北京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许宁所在的公司并不负责解决北京户口。刚开始，许宁觉得这没什么，能给上“五险一金”就行。但后来逐渐发现，没户口的麻烦很多。“买房要等5年，买车还得至少等1年才能摇号，没有户口光有钱都不行。”许宁抱怨。为照顾女朋友，许宁住在望京，每天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挤两个小时的地铁和公交，到位于昌平的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家最早也要8点多钟，他常常一进家门倒头就睡，累得连吃饭的劲儿都没了。

　　许宁总没有归属感。“没北京户口，总感觉自己不是这里的人，孩子也不可能留在这里上学、考试甚至生活。你说，工作不就是为了能过上稳定的生活吗？没户口，我还在这儿干什么？留下的时间越长，耽误的也就越多。”因为准备和女朋友结婚，许宁已经决定，过完这个春节就辞职回老家工作。“只想找份牢靠的工作，至少保证孩子以后上个像样的学校吧。”许宁说。

　　除了户口原因，让许宁下决心辞职的，还源于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第一年合同期满后，单位同许宁续约三年。但许宁发现，合同的甲方却从原先的本公司名称变成公司下属一家子公司的名称。公司人力主管说，这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安排，工资等福利待遇和工作内容都不变。但有老员工私下告诉他，这是公司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而打的“擦边球”，通过让员工和几个子公司之间来回签合同，之前的工作经历便可以不被累计，减少公司用工成本。

　　得知实情后，公司的“精明”让许宁彻底寒了心：“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老板还是想着怎么方便把我们炒了。说什么也要回家考个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铁饭碗’才保险，不用觉得朝不保夕。”

　　许宁的选择并非个案，近年来，户籍、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最近应届高校毕业生正在集中找工作，不少用人单位的人力主管坦言，能否解决户口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口，是大学生决定最后是否跟用人单位签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专家认为，决定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对未来的预期是否乐观。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宁光杰教授表示，决策部门在着力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同时，应保障农民工、外地务工者享有与城市人口、本地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应着力构建新的劳资关系，彻底改变过去“只取少予”的劳资关系，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公平竞争——

　　人在社会中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

　　徐建刚是广州一家事业单位的员工，月薪6000元左右。“工资看似不少，但一遇到高房价，才知道工资的含金量有多少。”徐建刚说，2009年由于考虑要结婚，他在父母的资助下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打这儿起，50万元的贷款让他不得不将消费水平一再压低，每天都觉得生活压力很大。

　　为改变这一窘状，徐建刚曾尝试多种方法赚钱：搞过一阵子网店，后因精力不济、无法保障上网时间而作罢；又与朋友合伙投资开咖啡店，最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门大吉。

　　对这些挫折，徐建刚倒看得很开，认为市场经济中就要自负其责、愿赌服输。但他对自己在单位的工作却颇有怨言：“我在单位属于编外人员，与那些有正式编制的人相比，薪水、福利差别都很大，提拔晋升的机会更是渺茫。现在想想，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否则就只能这么熬着。”

　　拼尽全力却很难获得“幸福感”，其中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是，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例如家庭出身、所有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日渐式微。但一些制度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时期留下来的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改革，有的基本没变，至今仍在起着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

　　近年来，教育成为现代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然而，1999年高校扩招后提供的更多高等教育机会，却并非如扩招之初人们想象的那样，全面惠及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由于扩招后高校全面收费和就业难的出现，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越来越难。从流动成本来看，许多农民工干得多挣得少、工作环境恶劣、生活负担日增，不但他们自己难以向上流动，就连他们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也越来越窄。

　　专家认为，人在社会中只有得到平等对待，才更有可能产生幸福感。例如，如果升职竞争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就会减少很多职场人的抱怨；如果升职过程中存在种种“潜规则”，让人不得不借助请客、送礼、拉关系等行为去迎合领导，焦虑感就会产生。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只有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声张，人们的幸福才更有保证。

　　(文中部分被采访对象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