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埃利安

　　有关欧债危机的报道仍占据各媒体主要位置，许多人现在已经意识到，全球经济形势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不明朗前景。实际上，全球正在进行多重再调整，欧洲动荡只是其中之一。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一些特定领域已经开始发生相应的、永久性的改变。

　　特别是对于一个波动加剧、流动性蒸发、政府作用显著但却反复无常的全球金融体系而言，尤其如此。在这个领域里，机构前景正发生变化，市场运行也在改变。这些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

　　全球股市让人眩晕地大涨大跌，欧洲主权国债市场分化，近期金融市场的波动已经远远超越了目前正在发生的全球调整的许可范围。我们还看到由此导致的流动性状况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流动性犹如润滑剂，可以促进信贷流动，提升储蓄者和借贷者找到彼此、有效互动的相应能力。

　　面对一系列内外部压力，银行似乎正限制用于做市的资金。而当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时，许多市场参与者本来就自然地倾向采取观望态度，于是摆在你面前的就是这种破坏性组合：交易成本上升、交易量下降和突如其来的估值变化。

　　我们也正目睹很多市场参与者，包括公司、个人投资者和组织机构，对用以控制资产负债表风险的工具失去信赖。对现在和未来风险敞口对冲能力的下降，甚至迫使有些市场参与者不再运用市场来控制他们的净风险敞口，而只是简单地减少总量。

　　同时，西方银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大多数银行不愿意)，都开始离开“赌场银行”的道路，转而走向另一些人所称的“公用事业模式”。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银行都面临着来自私人或公共领域的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更加简单、更少杠杆化、更少风险，也更单调。

　　通过控制新增信贷，私人债权方正在迫使某些银行去杠杆。这一过程又会因银行市值的急剧下跌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缓冲的流失而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这些西方银行传统的全球主导地位也越来越受到来自总部在健康新兴经济体的对手们的竞争压力。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进一步缩水。这种状况由欧洲带头，在那里，一些机构(比如希腊的机构)也出现了实质性的存款外流现象。

　　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带来崩溃后，各国政府也希望银行优化资本结构，并加强自律管理。尽管这一计划的实施还远远不够持续且不完全有效，但其意图是明确的，就是采取更严密的防护和更强力的执法，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如过度的杠杆融资、不良借贷行为以及不当的补偿方法。

　　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各国央行和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他们影响着市场的运作和效率。其中一些影响是可见并广为人知的，而另外一些从其本质上来讲是前所未有且较难预料的。

　　三年以来，各央行一直奉行着一套“非常规政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这些政策旨在降低经济持续萧条及金融严重动荡的可能性。

　　这让央行远远超越了审慎监管的角色，他们已经成为市场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开动印钞机来选择性购买证券，不按市场赖以正常运行的通用商业标准操作。

　　市场的可预见性还受到西方世界持续的主权风险侵蚀的影响，这是因为存在着经济增长太少和负债太多的双重问题。结果，全球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因为这个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AAA”信用等级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

　　所有这些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金融格局，这种变化对银行最为明显。

　　希望西方国家的银行能变得更简单、全球化程度更低一些、某种程度上互联性弱一些，从而系统性也弱一些。当一些国家的银行在危机边缘摇摇欲坠，一些欧洲政府(比如希腊)将别无选择，只能对其金融系统部分国有化。

　　此外，由于西方银行系统的范围和规模萎缩，寻求在其基础上建立新的信贷渠道现在也行不通了。为了推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机会，特别是促进诸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长期投资，这些渠道中的部分将由各国政府引导或设立。

　　毋庸置疑，金融格局正在迅速演变中。有一些变化是人为设计和实施的，另外一些则是迅速变化的现实情况所带来的。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形成一个更小、更安全的金融服务业。当实现这个目标时，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将得到更好的平衡。银行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暴露于灾难性风险和有害的滥用之下。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将看到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商业领袖在稍小一些的程度上，能够妥善协作完成这一过程。他们付出的努力越少，经济增长就会越缓慢，就业机会也就会越少。(作者为PIMCO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