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晋晖

　　2011年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元年，这一年中，一方面群体性事件依然频发，另一方面中央高层上半年连开两次会议研究社会管理创新，各地也尝试建立社会管理的相应机构。

　　接下来的2012年，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领域还会有哪些创新，还应有哪些着力点？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

　　不可忽视的网络力量

　　第一财经日报：在即将过去的2011年中，你觉得哪些事件将对中国社会管理变革产生重要影响？

　　李强：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影响社会管理的各要素中，政府政策的影响最重大。2011年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针对社会管理开过两次比较重要的会，一是2月19日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会，二是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两个会议透露出中央希望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意图。也正是有了中央的指挥棒，广东省才会开展了一系列社会管理的探索和创新的实验。

　　另一方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是2011年发生了一系列网络媒体事件，比如郭美美和卢美美事件等，由某一事件引发的数以亿计的网民的积极参与，这种公众的“网络参与”正在改变着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忽视“网络参与”的力量，网络参与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监督力量”，使那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管理者受到了极大的社会约束。

　　能动社会的实验

　　日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广东省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管理领域的实验，出台了《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培育民间组织等等，你觉得广东的举措透露了什么信息？能走多远，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

　　李强：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中央也曾连续召开社会管理方面的会议，中央积极地推进地方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实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尝试着建立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相应机构。

　　我们之所以要积极推进社会领域的改革，是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此相比较，社会方面的改革显得比较滞后，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开始凸显。广东省提出建立有限政府，该让社会管的就交给社会，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实验。较早从理论上探讨政府与社会之间平衡关系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目前，理论界很多人认为，一种均衡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所以，现在是政府和市场都很有活力，当前的难题是社会的活力如何发挥。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讲话中提到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思想。就是说仅仅政府有活力、市场有活力还不行，需要激发社会的活力，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发挥出力量了，才会创造出中华民族的辉煌。

　　当然，我们有丰富的政府运作经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又积累了市场发挥活力的实践经验。今天，如何发挥、如何激发社会的活力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全新的实验。所以，我们才称之为“社会管理创新”，而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近来，有关食品安全问题、商品的假冒伪劣问题，事件层出不穷。

　　我在分析社会学理论时提出有两种社会：“被动社会”与“能动社会”。被动社会，指通过外力干预而运转的，在被动社会里，只有管理者有积极性，老百姓没有积极性，仅仅处在被管理的位置上。而在能动社会里，老百姓是有活力的能动者，在能动社会里，老百姓是积极参与的，因为他们的利益与自治的活动是融合在一起的。社区里每一个老百姓都是管理者和监督者。如果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是积极的管理者，恶势力就会销声匿迹。全社会成员都积极参与了，那不仅是能动社会，也是和谐社会。

　　从这种观点来看，广东的实验也是一种能动社会的实验。

　　群体性事件根源于财富分配不公

　　日报：当前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

　　李强：当前群体性事件确实很多，社会管理有很大难题。但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转型实验要有充分的信心，要有充分的自信力。全部中国历史可以叫做“治乱兴衰”之史，从几千年大历史观的角度看，中国当前属于“治世”，而不属“乱世”。为什么呢？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理论叫做“群体利益的碎片化”，中国现在一方面是群体性事件比较多，但另一方面，如果仔细分析每一个事件，每一个全体，基本上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事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诉求，都是碎片化的，所有这些事件，都没有联成一体。目前，中国并不存在“整体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日报：近年来政府在维稳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但效果却非常有限，从浙江钱云会到广东的增城和乌坎，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频发多发的状态。这是不是表明中国政府在社会管理的措施和方法上应该做出反思？针对当前局面，是否可以找到更为有效的维稳措施？

　　李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很多，但是，如果具体考察每一个群体事件，就会发现，所有的事件提出的共同理念是要求“公正、正义”，导致矛盾激化的原因都是“不公正、不正义”。

　　在公正、正义的问题上，我们确实存在着财富配置上的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处理土地、矿产资源、国有资产的时候出现了很多漏洞，被一些人钻了空子，所以，我们确实应该在财富分配方面做得更公正一些、更正义一些。所以，我们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在处理巨大国家资源配置上公正、正义问题，另一个建立什么样的公正正义的体制和机制，使得利益诉求能够表达，能够缓和社会矛盾，进行社会管理。

　　日报：但社会资源的配置已经畸形，是否还有可能改变？

　　李强：要想动大手术恐怕很难了，我们要避免太大的社会震动。社会调节的小手术的办法有很多，比如：高额累进所得税的办法、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办法、政府多种转移支付的办法、社会救济的办法、慈善事业的办法等等。比如前段时间把贫困线提高到2300元，让低收入者能够多拿些钱。

　　日报：现在包括江平老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以社会自治代替国家强制的设想，你认社会自治能成为一剂有效的药方吗？现在各地正在进行村委会普选，村委会选举全国推开之后对于村民自治有推动吗？

　　李强：村民选举会对于基层民主有一些推动。村民有一定的选举权之后，如果村委会干了那些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村民就可以把它选掉。但是，村民选举之后与真正的社会自治还有很大距离。在实际工作中，村委会更多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而且事关村庄的大事比如经营开发、村庄土地是否可以开发工商业等，村民并没有处置权，均是由上级政府决定的，因此，选举村委会还远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自治。

　　创造社会流动机制

　　日报：面对当前财富分配已经固化的状态，那政府还能做什么呢？

　　李强：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这表明社会是存在自我更新机制的，政府应该创造更多的社会流动的机制，给社会上每个人、每个奋斗者以更多的机会，这样社会财富可以流动起来，也具有更为公正的社会意义。

　　从近来的一些全国调研数据看，中国在2000年以后，跨阶层的流动性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社会阶层的固化特征比较突出。所以，政府应该创造更多公平竞争的机制加强社会的跨阶层流动。

　　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地位上升是通过职业奋斗实现的，要想提高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政府必须让每个劳动者都有竞争机会，特别是能够实现地位上升的职业技术平台或渠道，让他们凭借职业技能、本领来实现晋升。

　　在中国，高考是一个比较严格的机会公平的竞争机制，它的基本原则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相比之下，公务员考试的制度设计就差多了，甚至远不如古代的科举制设计得严密。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也是，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自从中国取消8级工制度之后，虽然号称建立了“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但调研数据证明，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劳动者有这样的证书。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没有，这使他们没有上升的空间，很难通过自己的劳动、奋斗实现社会地位上升。

　　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你认为中国怎么样才能进入中产社会？

　　李强：中等收入群体大体上和白领概念相似，指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劳动者，由一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和销售人员构成。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有增长，但直到今天它所占比重仍然不太高。

　　其原因是中国有个十分巨大的农民群体，此次人口普查(六普)将居住满六个月的算作城市人口，将中国城镇化率说成是49%以上，实际上扩大了城镇化的比重，如果按照真正享受城市市民待遇的人口计算，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仅为大约35%。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有如此巨大的农村人口存在，就不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要比重的国家。所以中国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只要在城市的农民工还不能享受到市民待遇，那就不可能实现中产为主体的社会。根据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来看，再过几代，农民工就很难回乡了，随着这部分人留下来，我预计2040年中国可以进入中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