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广州市人大代表财税小组到市财政局就广州市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2年预算安排以及财政预算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展开视察时，市人大代表刘景元提出，现在很多部门存在大量租车的问题。由于目前没有对部门单位租赁车辆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因此不少部门单位为了应对政府严管公车，往往通过大量租车来增加单位用车，而且一租就是长租，租一些几十万的高档车、大排量车，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11月23日《信息时报》)

　　从“租用超标豪车”的语境中，并不难发现权力规避车改推进的深度困境。

　　困境从何而来？这里面，固然有特权无孔不入的投机取巧，也有政策设定的纰漏瑕疵，但根本上来说，这都远非公车改革的“七寸”。在形式各异的公车改革中，一个日渐清晰的指向是，公车管理失范的根源，远非公车层面的制度、规则、政策之陋，而是官方财政脱离制约。基于此，即便以滴水不漏的管理，对公车的排量、价格等实现了丝丝入扣的盯防，也管不住权力“以租代买”的政策性突围。甚至，在“租代买”之后，不仅无法完成对“三公经费”的合理压缩，还会因制度的无视，使“租车私用”成为又一个泛滥的监管命题。

　　当然，这并非对“以租代买”的否定，实际上，杭州车改便采纳了“以租代买”的模式，而香港乃至美国、德国，也都有比较成熟的公车租用制度。只是，在当下，我国的公车改革呈现出路径的困顿，“租代买”囿于同样的监管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