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因屡屡逐利于潮头而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在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其由辉煌至低迷的过程，不只说明了资本的残酷性，也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遗。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利贷这种古老而血腥的获利方式在现代经济繁华之地大行其道？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发展“求资若渴”，一方面国有银行惜贷如金。与此同时，又有相当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当这种供给与需求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匹配在一起之际，遂通过高利贷这种方式扭曲在一起，也由此衍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败走麦城”的悲剧。

　　而这也无形中将现行的宏观政策置于更加微妙的境地。毕竟收紧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已经在楼市上逐步显现。这种时候，放一放可能前功尽弃。但如果一味地收紧缺乏变通，是否又将把中国中小企业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须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

　　如今，浙江企业主欠债“跑路”现象已然引起中央重视，温家宝总理节日期间亲临浙江调研，浙江省政府随即召开四级政府会议要求帮扶中小企业脱困。这一切，对于提振中小企业信心无疑是必要而且及时的。然而，仅有这些尚且不够。如果没有金融体制的创新，民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面临的困局难以根本改变。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银行厚此薄彼非只一日。这一沉疴陋习久积未改，其深层原因在于现在金融体制的僵化、保守。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的千疮百孔，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然而，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开放的理由。

　　所有这一切的变局都在呼吁金融体制的变革。应以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境为契机，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

　　节日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中，民企老板的“跑路”依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就在此前的9月20日，在温州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在温州业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作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去年信泰集团光眼镜的产值就达2.72亿元，今年1~8月产值1.25亿元。

　　1964年出生的胡福林，是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曾担任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副会长，并获得温商十大创新人物、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称号。

　　而事实上，胡福林的“跑路”，只是将温州老板的“跑路”出走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以来，有着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潮”。

　　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之一。实际上，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

　　4月份，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出走。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

　　进入9月，“跑路”出走大潮进一步显现。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家电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落跑”半月之后，被警方追捕归案。之后，往年只发一箱方便面当做中秋福利的温州奥米流体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送包括5名保安在内的全体员工到雁荡度假，可当他们欢天喜地游玩归来，发现公司40多台总价值上千万元的精密加工设备全部不翼而飞，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

　　9月15日，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去联系；9月19日，开业两年的温州福燕兄弟实业有限公司倒闭，房产易主，老板失踪……

　　当地最热论坛“七零三”罗列了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冗长的名单列出了超过30位“跑路”的企业老板。

　　而据不完全统计，在“重灾”的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老板“跑路”。从9月12日~22日，温州有7家企业老板被卷入失踪漩涡，而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

　　就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温州正得利鞋业的老板又因债务问题从市区顺锦大厦22楼跳下身亡。

　　“如果不介入民间借贷，情况也许也会好一些”

　　温州老板集体跑路，被指向的原因大多相同——企业资金链断裂。

　　以信泰集团为例。信泰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目前温州最大的眼镜生产厂商之一，其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眼镜的研发、制造、加工以及销售；品牌代理、零售连锁；能源开发、物业管理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坐落于娄桥工业园区的新工业园，占地120亩，总面积16万平方米，仅总部就有员工3000人左右。

　　信泰集团拥有的自主品牌“海豚眼镜”，是温州眼镜行业第一个“中国驰名商标”，也是中国市场上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十几家子公司遍布在香港、上海、深圳、温州等地。

　　2008年，随着世界光伏产业的兴起，信泰集团也开始进军光伏产业领域，并设立了新能源事业部，其旗下包括浙江中硅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赛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硅科技有限公司等，主要生产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系统、太阳能系统工程等光伏产品。

　　但由于涉猎业务过多、扩张过快，信泰数亿元的产值根本无法满足其扩张的需求，最终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绝境”。据称，其真实的欠款高达20多亿元，其中民间高利贷12亿元，光月息就高达2000多万元；还有8亿元银行贷款，每月月息也需500多万元。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目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分，年利率达180%。一企业老板说，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高利率的民间借贷很容易就把企业逼上绝路。

　　据称，温州“跑路”的企业老板涉及的资金大都达到几千万、数亿元的规模，有的规模甚至在10亿元以上，而这背后都牵扯到利息高昂的“民间借贷”。

　　事发前，49岁的郑珠菊是温州市龙湾区“百乐家电”的法人代表，曾拿下格力电气在温州市龙湾区的总代理，此外兼营西门子、索尼、海尔、松下、TCL、LG、海信、美的、康佳等品牌电器。据悉，郑珠菊共欠债权人的现金借款、银行承兑汇票等高达2.8亿元，其中现金1.8亿元，银行承兑汇票1亿元左右。

　　同样，温州铁通电器合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范某出走，估计涉及上千万元民间借贷；位于乐清的浙江天石电子公司老板叶某出走，据传其欠下7000万元巨债无法偿还；温州龙湾区海滨街道的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王某出走，据传其参股一家担保公司，涉及资金约1亿元。

　　“‘跑路’的老板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温州工业园区一位分管经济的官员认为，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信用，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一定会跑。“如果不介入民间借贷，情况也许也会好一些。”

　　企业资金链危机的连锁效应

　　让人担忧的是，由于担保公司的钱基本都是从民间借款而来的，借款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交给公司，形成层层往上交的金字塔形式，一个老板的“跑路”，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

　　与此同时，由于企业间在借贷时往往相互担保，一家发生破产倒闭势必危及互保企业，所谓“一倒一大片”，形成多米诺效应。

　　据了解，信泰集团董事长跑路后，10余家企业因此受到牵连甚至倒闭。当地颇有规模的宝业皮革因高利贷无法偿还、老板不知去向后，工厂大门口被当地法院先后贴上10张催缴欠款的传单，其担保企业大华皮革受到牵连，不久同样破产倒闭。同样在龙湾永强，温州巨邦鞋业有限公司老板突然失踪，因其涉足一家非法担保公司，而担保公司老板出逃，巨邦公司受到牵累，涉及的资金约有五六千万元。记者赶往巨邦鞋业厂房门口，发现其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其门口被法院贴上了数张通告。

　　温州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目前温州经济遭遇的资金链危机“形势非常严峻”。据其称，该协会内部至少已经有两家担保公司因为客户企业资金链断裂倒闭而受到牵连。

　　而更严重的影响，在于破产倒闭逃跑躲债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及其造成的恐慌，其危害远远大于事件的本身。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就表示，现阶段的关键问题不仅是经济，还有信心的问题。   

　　同时，老板逃跑事件不仅拖累了大批资金链上的企业，对地方经济造成重创，也带来社会问题。胡福林负债20多亿元出逃后，信泰上千员工集体讨要工资。

　　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也在大幅增加。据龙湾法院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1月份以来该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达692件，立案标的总额10亿元。其中9月份短短20天就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90起，标的额近3亿元。而去年一年，该法院立案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标的总额也只有3.6亿元。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给社会稳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温州一官员说。

　　本报温州10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