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胡健

　　话题缘起

　　财经杂志《福布斯》每年都在编制和出版“税负痛苦指数”，和其他一些衡量政府负担的指标，为一些企业和个人在全球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提供判断依据。从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排名很靠前：2002年排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2009年也排在第二。按照榜单，中国仅排在具有高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尽管并没有新的榜单发布，但个税改革、月饼税和加名税等已经掀起国人关注税负的潮流，《福布斯》榜单也成为支持中国高税负观点的依据。对此，《人民日报》近日刊发大篇幅文章详解中国税负问题，反驳《福布斯》的说法。另一个背景则是，有专家根据目前的数据分析称，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元，因此，结构性减税势在必行，但调整方向仍然略显模糊。

　　究竟什么是税负水平？税负痛苦又因何而来？财政收入飚高原因何在？结构性减税又应走向何方？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了三位经济学家，期冀以民生的视角来解读当下中国的财政收入与支出。

　　财政收入缘何高

　　经济高增长，也有体制问题

　　NBD：目前，股市不太好，通胀也很高，而国家财政收入今年可能突破10万亿大关，为什么财政能够保持如此增长速度？

　　倪红日：不能完全按你这样理解，目前我们经济增速在9%以上，对应的财政收入增长还是可以匹配的。通胀也是一个因素，财税增长不同于GDP增长，因为它是按照不可比价格计算的，也就是现价计算，这意味着通胀高，会带动财政收入增幅提高，今年的财政收入增幅就要扣除6%左右的通胀因素。

　　当然，税收高增长的背后确实有GDP考核指标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从总量政策上来讲，政府应该率先明确态度，主动调整政策。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是有税收计划指标的，这个计划指标加上地方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给基层税务人员带来很大压力。我们知道，税收和GDP的合理弹性应该在1%，而我们现在有的年度达到2%，也就是说GDP增长1%，税收要增长2%或者1.5%，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而通过行政方式或者政策导向是完全可以控制税收的增长幅度的。

　　谢国忠：现在地方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欲望非常强烈，有很多税收都附在企业身上，还有一些其他收入，比如涉及房地产行业的各项税费。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非常穷，很多办公大楼都很破旧，但是你看现在地方政府的大楼盖得多豪华，钱无疑都是从地方财政中支出的。

　　如果究其原因，经济和科技手段逐渐发达可以算是一个重要因素，极端点儿说，如果是在农耕时代，政府想从老百姓手里征税，增加一个税种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征税的点，但现在经济发展后，很多方面政府都可以征税、收费。比如说，烟酒税、有关汽车的各项税费，还有现在炒得非常热的过桥费、过路费，再有就是物流税费，这些都可以成为政府借助垄断资源征税的渠道。

　　NBD：中国2010年的GDP是不到40万亿元，如此对比的话，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四分之一，这个比例是否正常？

　　谢国忠：“政府有钱才能把事儿办好”，这是所有国家政府的思路，中国也是这样。问题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大、靠政府经济存活的利益集团，靠政府的投资来赚取利润的公司不在少数，发达国家也不能说税收占GDP的比例就低，但是花钱的方式不一样。以美国为例，如果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美元，可能有1万亿美元就花在了医疗上，教育、退役军人的安抚费等也要几千亿美元，实际花在政府身上的钱就很少。

　　中国相对来说就不是这样，更多的服务职能被忽略了，反而政府投资占去很大比例，很多地方政府其实更像是一个变相的公司，是在用财政收入做生意。

　　很多发达国家公民的纳税热情非常高，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到位，政府将绝大多数财政收入进行了二次分配，相当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只是在政府财政过一下账，便转入国家的医疗等公共服务账户中去了。

　　税负痛苦因何来

　　财政未透明，老百姓不知情

　　NBD：《福布斯》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在了全球第二，合理吗？

　　张斌：《福布斯》的结论有待商榷。“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有几大缺陷：一是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二是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不能反映一国居民的总体税负状况；三是简单相加的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国际上并没有税负痛苦指数的说法，一般衡量一国税负高低，通常以“宏观税负”来考察，即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表示。《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这把尺子本身不合理，以这把尺子量出来的数据结论自然是不科学的。

　　目前国内研究者将中国宏观税负指标分为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小口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税收收入59521.59亿元，按照2009年GDP最终核实数340903亿元计算，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7.46%；中口径宏观税负，指一般预算收入，即通常所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为68518.3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0.1%；大口径宏观税负，指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09年，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约为31.4%。

　　NBD：如果按照大口径来算的话，31.4%的水平也算不低了吧？

　　张斌：只能算中等偏高，与日本、美国的税负水平差不多，但是要比英国、法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要低。统计税负口径一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31.4%的税负水平来理解，政府收入主要来源除税收收入外，还要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和土地出让金等部分，一般人都认为其他国家政府收入主要就是税收收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将住房公积金、社保基金等纳入税收部分的，但中国不是这样。此外，土地出让金这类收入并不具有持续性，可能今年很高，明年就很低了，我要说的是，即便将这些全部算在税负标准内，我们国家的税负依然不是很高，只能算是中等偏上水平。

　　NBD：但是老百姓感觉税负还是比较重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全世界税负最高的。

　　张斌：目前没有足够的依据判断，究竟多高的税负水平是合适的。比如，有些北欧国家宏观税负达到50%，但由于高福利，民众对高税负并没有太多意见。中国一些人之所以感觉税负较重，可能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现阶段非税收入比重较高，政府收入的形式有待进一步规范，这需要我们进行财政收入结构的调整；二是税负分布不均衡，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相对较重，直白地说，就是间接税太高，日常消费中老百姓就缴纳了很多税款；三是政府预算的透明度较低，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效益与公众希望的理想状态还有距离，应该更多的将支出倾向民生。

　　谢国忠：减轻百姓税负应该缩减政府开支，中国现在投资已经过了头儿，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摆脱了控制，不仅利用手里的钱投资，还要利用融资平台借钱投资，这些已经为经济发展埋下地雷。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国家发展经济还是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另外就是财政的透明化，百姓需要切实把监督权力握在手里，比如地方政府花钱时候要举办投资听证，让百姓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花了多少，合理还是不合理。

　　结构减税路何在

　　提高直接税，适当降间接税

　　NBD：税收制度应如何调整？

　　倪红日：我并不完全同意减少税收实际金额的减税方法。应该在稳定总额的同时调整结构，灵活根据短期的变化进行适时的微调。

　　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现在并不是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到2008年这个比重在18.03%。但这是仅就税收来讲，还有一些政府收入或者收费并没有完全统计在内。既然我们要考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就应该把政府的收入全算在内，我计算的结果是，这个比例大概在33.36%，就是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体拿走了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个人认为，这个比重最起码在“十二五”期间应该稳定，不能够再增长了。因为自1994年到2008年，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每年增速大概为0.5%~0.7%，如果不控制增速，再过五到十年，税收占GDP的比重会提高三至五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政府还要从国民收入蛋糕中多切一块。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目标是提高 “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十多年来，这两个都落实了；今后应明确结束“提高两个比重”的进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财政支出需要保证对结构调整的支持，尤其是增加对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政策支持，以及增加民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的需要，财政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宜在现有基础上降低，所以应该实行稳定比重的税收政策取向。

　　NBD：看来结构性减税应侧重于税种的增减变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呢？

　　倪红日：比如，逐步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的结构。根据研究资料，目前我国的税制体系依然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大体在3.5∶6.5~3∶7之间。这样的税制体系结构可能更有利于征收管理，但是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所以，如果今后需要增加直接税税负时，可以考虑适当降低间接税的税负水平。

　　此外就是调整环境保护税与非环境保护税收之间的结构。环境保护税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税种，而是包括能够直接对环境产生影响的一些税种，例如汽油税、对机动车的征税、污染税等。为了稳定宏观税负，在增加环境保护税收的同时，要适当降低非环境保护税收的税负，尤其对于发展新能源的产业需要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谢国忠：减税方面，我认为应该最先从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下手，中国中产人群才刚刚有所起色，没必要对他们征收过多的个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应该下调至25%，中国有很多富人是不缴纳个税的，按照45%标准缴纳个税的人很少，税率过高就给人钻空子的空间，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定那么高。

　　我们国家现在的增值税是17%，这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高的税率，我认为降到12%，和欧洲一样，这才比较符合中国的发展现状，能够增强企业的发展动力。

　　结束语：由于国情不同，对于税负高低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中国税负并非《福布斯》榜单说的那样夸张，但百姓自身税负感觉可谓是冷暖自知。令人欣慰的是，结构性减税蛋糕已经开切，个税起征点上调便是实例，我们也希望在间接税逐步减少等税收结构性手术之后，百姓确实能少缴些税，买东西也便宜些。谢谢三位专家。

　　对话记者

　　胡健

　　对话嘉宾

　　倪红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 斌 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