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北京报道

　　［内容简要］：为教育，为生活，为养老，各种原因覆盖下，还有一个原因：很多人都有的“私有欲”，但是，这个想法在国内无法实现。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我想有块地

　　办理移民的过程很繁杂。王建文一办，就是两年，“过程太耗费精力了。”这一点，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国外关注你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是否合法？每一笔钱去哪里了？如果是花了，怎么花的，花哪里去了，有没有凭证？如果是借出去了，借给谁了，得提供借条。”

　　为此，王建文把自己生平所有的大消费全部理了一遍，把公司每个进程的细节也全都捋了一遍。已经很久没用的工资卡，他专门跑到财务去查卡号，然后又跑到银行补办了一张同卡号的。他还找到了借钱的朋友，专门补了借条。

　　等到去香港面试时，王建文拖了一个行李箱，足足一箱子资料。“行李箱大到机场必须托运。”

　　经过两年的折腾，王建文终于拿到移民体检通知，这意味着他即将拿到移民签证。

　　兴奋，是一定的。

　　“拿到加拿大绿卡后，签证也会好办，出入各国出差也方便。我们国家的签证在世界上还是很麻烦的。”

　　“加拿大地广人稀，在空气质量、绿化等方面比较好，这是我们很向往的……”

　　除了这些，王建文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梦想。

　　王建文是农民出身，在农村老家的房子一直没有翻新重盖。“因为那块地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所有权，我一定会在农村老家盖房子。”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有欲”。

　　“我好想这样，自己可以支配。”他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想法，都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

　　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他担心，租来的财产很容易就会被平均化了，“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同事们也会聊这个话题，他们会有同样的想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呢？资源不平均，财富不平均，整个社会就会不平衡，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心里总觉得不安全。”

　　“其实，就因为不平衡了，我们才会讲和谐，建和谐社会。”王建文说完这句话，忽然问，“这话就别写了吧？”

　　王建文说，自己还算是“心里比较安全的一类人”，毕竟自己走的路子透明得很。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的邻居也移民了，“他考虑移民的诉求，一定更多元一些。他的不安全感会更强。”

　　王建文的邻居是一家民营制造企业的老板，“钱多”，“富起来的更早”。 和王建文相比，他的邻居更愿意拿到国籍。

　　6月份，王建文见到邻居时，邻居全家已经办好了移民的手续，在温哥华买好了房子，准备7月21日全家搬到加拿大。

　　两家还商量着，“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联系，争取再做邻居。”

　　王建文也会在温哥华买套房子，“不买别墅，买公寓也行。”他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保值的方式，“华人在加拿大买房，越炒越热了，租房只是一种消费，买房起码能保值。”

　　已经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的张伟光对此很有同感。他五年前买的房子，现在涨了一倍。“华人买房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很普遍。”

　　寂寞也要走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即将奔入生活天堂的移民行动，充满诱惑力。但是，对王建文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会拿国籍，事业还在国内，而太太孩子会常驻国外，这样国内就我自己，生活质量会受影响。”

　　这个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张伟光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刚去加拿大那会，张伟光也曾有过“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去超市买床垫，一个人正在费力地把床垫往车上装。过来一对夫妇问我，你需要帮忙么？我说不需要。夫妇俩互相看了看，又朝我笑了笑，说，你一定需要帮忙，然后两人二话不说一人抬一边，帮我把垫子抬到车上去了。”

　　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觉得憋得慌。

　　“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是不够热闹。”他补充说，“女人特别能适应，你看那些移民的太太们，都不愿意回来生活。但是，男人们比较难适应，国外又不好做生意，朋友又不多。”

　　“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张伟光越说越兴奋，“中国多有意思啊！”

　　他每次回国，都乐此不倦地看电视、看报纸。看看这个国家又发生什么。“我早就忍受不了国外看不到中文台了。”

　　张伟光说，“一定不是光我这么觉得。”他推荐给记者一篇温哥华华人的纪实文学，《温哥华你为什么沉默》。文章中认为：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多数是大陆精英，但是他们在加的生活时间一长，多数都沉默了。

　　坐在一旁的张伟光的朋友王冕之非常赞同张伟光的观点。王冕之90年代末就出国了，是最早一批技术移民的人。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即将移民成功的余威，和记者讲过这样一个事情。自己一个同学移民澳大利亚了，年前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一个晚上，一个劲地说话。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在余威看来，都是些垃圾话题了，早就不新鲜了，怎么还在说。他向这位同学发起了抗议，“求求你别说了，一晚上不停，你不累啊？”

　　同学立马也抗议，“求求你，就让我说吧。我这一晚上说的话，比我在澳大利亚一年说的话还多。憋死我了。”

　　余威笑哈哈地说完这个故事，安静下来，自语道：“我也会这样的。”

　　“即使如此，还是走？”记者问。

　　“当然走。可以走完了再回来。先拿到证，身份很重要。”余威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