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下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Flagship Ventures风投公司的Noubar Afeyan阿费彦发言实录。

　　Afeyan：我是来自风险基金公司，我们关注的是技术行业的投资，我们创业的时候是1987年，今天我是资深的企业家，大概有20多年的历史，看到很多的公司都是基于技术创新或者技术的突破产品，来建立新企业的。尤其是如何把技术的创新从实验室最后转到市场上，被人们接受的产品，这是很有意思的过程。尤其是今天早上也讲过一些内容，对论坛来说，每个问题的应对都需要创新，都需要技术来寻求解决方案，所以当我们说创新的时候，全球解决方案的时候，未来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去不断需要搜索引擎寻求未来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来做这方面的科技创新，这是我们今天全球所需要的。

　　Afeyan：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在过去25年中，一直在做这类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直接决定我们在工作中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在业务创新中，什么样是业务创新的模式，比如在实验室或者大的实验室，他们是不是能够承担商业化的技术创新和研究工作。如果经济特别好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赚钱，没有人关心是不是应该投资技术，来去创新。经济太差的时候，大家都忙着自保，忙着保命，也没有人愿意出钱大量进行科技创新。只有在过渡期间，很短暂，很窄的时间里，人们会愿意投资进行研发，所以我很担忧，只有在某些时间点，时间段，人们愿意做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参与很多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工作，我们对营养学，对水方面的创新都采取同样的方式，模式，我们不与他们竞争技术有多新，我们竞争产品有多好。我们不需要说服其他的公司相信这是有市场的，我们就直接生产最终终端用户用的产品，我们并不需要颠覆性的创新，直接制造出能够改变世界的产品，我们运用小的技术制造小的产品。

　　Afeyan：我想补充两句，在资助科学研究教育的时候，政府在这里应该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美国政府曾经在大学研究当中有大量资金的投入，但是在经济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自己认为政府的确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而且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已经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有很大的风险存在，有的一些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已经发现整个研究的商业化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要进一步考虑，要保证它所起的作用。

　　主持人Jason Pontin：这里想补充几句对于研究结果的商业化的整个过程。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怎么样能够建立基础设施，能让这个过程更加顺利呢？

　　Afeyan：目前我们所做的情况跟其他不一样，我们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早，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系统的问题，一个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选择，还有很多的不断的进化。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系统，在全世界大家都是在考虑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时候，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核心。我觉得技术性的创新在技术性的企业家精神，技术性的企业家在接下来15年，在美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职业，因为我们现在在商业当中存在着特别大的竞争，所以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所面临的是巨大的竞争。这对他们意味着必须学新的东西，必须重新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对研究的人，对公司来说都是如此。美国必须想出一个办法，能够适应这样的状态，人们在这个时候，不能够再模仿美国现在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实现思维上的跃进，这样才有可能。

　　Afeyan：我也完全同意你说的这些，我觉得政府应该是参与到重大项目当中，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它在商业上是不是可行的，大家要考虑到有些风险的投资，很多都是依据于人的资源和投资的。即使存在可能性，也要考虑它竞争性的环境，竞争的情况是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给一个公司提供进行资助的话，有的议员可能完全是不同意的。又比如说在军事当中，有一些无人驾驶的飞机，有的人说，我们进行这样的研究，一下要花很多的钱，为什么不能把这个钱花在其他方面，也有人说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持中立。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人去说的。

　　Afeyan：我们经常在讨论创新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计算机的发明，这个创新所产生的影响，在过去50年当中新的小的公司是有巨大的创新。比如说像微软公司，它们其实都是属于从新的小的企业开始的，它们更加能够使得这些新的发明变成真的产品。而对于那些大的公司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它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样跟别的公司来进行合作。所以，在过去几天的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这样的模式，要进行转换，从学术界我给你的建议是，学术的文化很重要。在美国20年之前大学进行创业的这种起步公司是很少的，比如说MIT斯坦福这样的大学就是以这样的文化而著称。但是近几年来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范例，这些好的公司起了带头作用。你可以看到我们能创业，有几个教授一旦创业成功了，其它教授就知道如何把他创造的产品去进行商业化。如何使商业化进行得更好，你需要几个成功的模式，需要让学生们明白犯错没关系，尤其是创业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错误。只有人们接受这样的文化，接受这样的氛围，人们就会快速和大家结伙或者一起来创业。

　　Afeyan：我不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尽力。我想说美国20、30年前已经立法了，大学必须要把他们的技术进行商业化，推向市场，因为技术不能够总是抓在手里，所以他们就要去督促那些研究的人员来参与，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研究工作，大学和研究院进行分享。

　　还有刚才说的激励机制，如果你进行创业，实际上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种行为。因为你知道没有产品，没有市场份额，没有客户，甚至没有资金。在创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竞争优势，你还要去做，那几乎就是不理智的。

　　如果发现这么多负面的因素，他们就不会去做了，人们就会考虑不去创新，去解决很多问题。我觉得创新在美国，人们理解的或者学到的是你要给人们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这是一个起点。其实这些问题都起源于原来专利的机制、专利的这些立法的设计，所以这样的激励机制首先要进行调整，才能够鼓励人们做。这是我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根据我自己经验的了解，也许我希望有那样一种模式能够激励、鼓励人们去做这些创业的不理智的行为。

　　Afeyan：过去这几年俄罗斯想与MIT合作进行发展，所以我从他们的文化，从他们的学术者看到他们的学术更僵硬，更有问题。纯科学研究的学术人士，有这样一类人群，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鼓励这样的人群，不光你是做法拉利还是这样的企业家，要有选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策。

　　主持人Jason Pontin：我想再提出一个关于研发的问题，研发首先应该关注什么，什么才是研发的重点？刚才大家讲到我们是不是研发上面投入够不够，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研发的资金投入到底够不够？刚才阿尔卡特—朗讯的同事也讲了，他们对研发也有一定的投入，比如在美国投入有多少，比如比尔盖茨每年投入160亿美金研发那些新兴的技术，而我们很多国家甚至政府的投资都不能够跟它媲美，差得很远，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放权鼓励别人去做？

　　Afeyan：今天这种研发的投资，我们想就环境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都那么困难。我们在讲科学技术研发的时候，受益者其实是在未来的几代人，而这些人还没有出生，今天这些人坐在一起投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讲创造就业，如果有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不是应该鼓励这些人创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