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9月15日上午消息，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的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新领军者年会(即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于9月14-9月16日在大连举行，新浪财经进行全程直播报道。以下为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发言实录。

　　主持人田薇：首先要请教张主任，来自中国国家发改委，这个问题一定要问您，中国干嘛有计划，计划能不能赶得上变化？现在大家讨论最多是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十二五”规划当中有可能涉及到相关的内容，怎么调整我们的规划？

　　张晓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实践证明是一个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规划的内容，规划的主题随着中国的发展不断变化。从“十一五”开始五年规划，内容有很大的变化。过去讲计划有法律效率，现在规划更多的是一种引导、指引。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来讲，特别强调了要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这是“十二五”规划最为突出的特色。

　　昨天晚上我在看中央财经频道的夏季达沃斯节目，一场关于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辩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大使谈到中国正在采取重大的结构调整措施，从过去依靠出口向扩大内需转变，这就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过度依靠工业的发展拉动向着做强工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发展现代农业，三大产业的协调拉动发展，从过渡的依靠资源能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向着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人才资源发挥作用来转化。

　　中国新的五年规划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是指导性、引导性的，因此，对于一些关系到民生和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它有约束性指标。比如对我们的节能减排，它有约束性指标。但是对于像经济增长速度，只是一个预期指标，引导性的，由此就接到您刚才提及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这是一个很僵硬死板的计划，那它肯定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到今年出现美国主权信誉降级，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大家所关心的是不是会有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

　　应该说，中国“十二五”规划在制定的时候，对国际国内形势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我们是要在一个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经济经历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复杂因素下实施，因此要保持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做了适当的调整，从去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我想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保障“十二五”规划有效实施，会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

　　主持人田薇：现在请教张主任，刚才张教授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请您简单回应一下，一会请波明进行补充。

　　张晓强：从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实施来讲，刚才维迎讲到提出很多目标，如何能够实现它？我想说，根据中国30年成功的经验，还是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有效地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增长质量的强大动力。刚才维迎提到“十二五”规划对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事业改革提出了一些原则，但是还没有细化，感到有些遗憾。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看，作为一个五年规划，它提出这些重点的改革领域和方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政府，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要求向这个方向去推进，在这个引导之下，各个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来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我们在金融领域如何深化改革，树清是行家，实际上有很多研究，金融领域如何深化改革，财税方面怎么深化改革，关于价格体制如何进一步改革，包括资源性价格，甚至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怎么完善，发改委正在进行研究，在推进。我想这些改革，通过操作方案把它落到实处，再加上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这样会使得我们“十二五”规划的很多目标能够比较好的实现，而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了，我们现在很多目标是预期的，而真正关乎民生的才是约束性的，重在提升发展的质量。

　　主持人田薇：谢谢张主任，张教授一直在点头。

　　主持人田薇：能够看出来，王先生对总理和商业领袖的见面中间，访谈实录是认真学习过的，今天重复好几点。首先请张主任回应一下，特别关于社会的发展，社会的需求，民众舆情的需求，对经济的计划以及相关的目标实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昨天温总理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影响中国经济不仅仅是中国国内经济各个因素，非常重要的还有国际经济目前发生大的变化，也想请张主任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介绍。

　　张晓强：从中国的发展来讲，我们强调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十二五”是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它的内涵很丰富的，包括经济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等等。刚才也谈到，我们在过去的发展中非常重视经济发展或者GDP增长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样就对邓小平先生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解有偏差。因此我们采取了与时俱进的方针，特别是在03年“非典”事件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中国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当时针对的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两面失衡了，经济发展快，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所以在今后一个时期，包括“十二五”规划当中，对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需要，它是物质文化多方面的，不仅是收入增长，对于教育、卫生等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这方面我感到在“十二五”规划当中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当然实现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确实需要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些都是要坚持推进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这是现在老用的一句话，也是客观情况的反映。中国这30年发展，它的基础特征就是改革和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紧密关联性日益增强。相应的当世界经济遇到危机的时候，中国也不可能说不受影响，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现在又面临着会不会二次探底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发挥作用，是大家也在议论的。所以昨天总理用了六个很精炼的字来谈对当前复杂脆弱的世界经济中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建议，叫做“信心、责任、合作”，我认为讲得非常好。其中关于责任，稍微说一下。我到昨天晚上和今天看到的一些报道都在说欧盟形势很危急，有的欧洲学者已经建议希腊可能发生债务违约，干脆把希腊请出欧元区，有的坚决不同意，说应该发欧元债券。美国有美国的困难，日本遭遇千年一遇的大海啸、核泄漏。我看到有的人说现在希望中国挺身而出，来拉世界经济，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期望，我认为温总理讲的“责任”是各个国家要各自承担他相应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人口，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把中国自己的发展质量提升本身就是对世界稳定和复苏的一个负责任的表现，特别是“十二五”提出，要从过去的注重出口向进口和出口并重，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开放。今年一到八月，中国的外贸增长了25%左右，但是进口增长28%，所以我们的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就是中国更多的开放，这样为遇到金融危机、经济困难的国家，更加开放我们的市场，这是一方面。当然总理也谈到关于欧元区的困难，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适当地购买欧洲国家的债券等等。我想中国经济总量毕竟只占世界的9.5%，加上其他金砖三国或者加南非金砖四国，金砖五国的总量也不过世界的18%，美欧日加在一起，经济总量超过60%，所以欧美日要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正确的政策，承担他的责任。同时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要互相协调，这就是合作，不能说我的政府只看我本国采取以邻为祸的政策，用保护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提问：改革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话题，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有一个领域你们需要改革的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你们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当中也涉及到这一点，对于改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是怎么看的，怎么样把税收从中央政府分配到地方政府，这之间的分配能不能讲一下？

　　想问一下张主任。

　　张晓强：应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发挥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央政府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探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总体看，用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报告，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逐步放权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企业、对地方的权力在逐步扩大，包括地方政府对地方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包括城市建设、教育卫生、城市交通等等，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等等。因此，从总体上来讲，应该是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各地因地制宜的制定本地的发展规划，实施有针对性的发展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点在“十二五”规划当中也有所表述，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要有不同的政策，调查各个地区的积极性。当然作为中央政府来讲，已经并且在“十二五”期间还要继续实施一些政策，比如我们过去实施了十年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多种方式来支持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十年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出，区域发展战略中要把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最优先地位，当然还有中部崛起战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当中，除了放权，很重要的一个是财税体制。从1994年税改以来，应该说在不断的做出探索，有些税收是以分享的方式调查地方的积极性，很多是转移支付的方式。如果我们看每年财政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决算情况和预算支出都能看出来它的转移支付的数量在不断增加。通过转移支付这种方式使得地方有更多的财力能够用于地方的社会事业以及少数需要政府投入的经济发展。这个趋势在“十二五”期间我认为会继续推进。

　　提问：你好，我是来自中国报道的记者，我叫孙玲(音)。

　　现在经济衰落情况下，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很大，现在在生产成本提高、贷款很难的情况下，发改委和银行将会有哪些措施激发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谢谢

　　张晓强：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而且存在多年。在当前世界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业感到压力更大，特别是今年货币政策做了一个调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1—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数已经公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中小企业感到融资压力比较大。我个人感觉应该从几个方面加以关注：一，当我们看信贷的时候，一方面要看总量，另一方面要看结构。就是刚才树清讲到的。总量控制了，如果专门控制两高一私盲目的投资这是不好的，但是对中小企业正常生产的资金特别不能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因为影响几千万人的就业。第二，中国的金融机构怎么进一步发展。比如大的银行有它的特色，因此我们的金融体系，比如中小银行，很多专家学者建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银行进一步发展担保机构等等。我想通过采取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好的解决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困难。

　　提问：张主任和郭行长，我们的房地产政策和汽车政策从鼓励消费到限制消费，中间变化时间非常短。二位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如何避免？

　　张晓强：对这两个问题我个人是这样看。首先对房地产和汽车，目前总体政策并不存在限制消费。看政府这一轮对房地产的调控，它主要的起因是房地产价格太高，使得大量的想买房的群众买不起了。通过这个调整，使得过高的房价或者过快的房价涨幅得到抑制，使得更多的消费者能够买得起房、租得起房。这是政府本轮调控的基本出发点。

　　至于汽车包括轿车，总体它并不是限制消费。目前在一些城市，比如北京采取了摇号，这确实限制。但是从全国来讲，并不存在限制汽车消费这样一个总体政策，而是说随着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汽车产业链长，涉及到很多企业的发展、就业，不能轻易的限制。另一方面，汽车多了，它有一个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因此，目前政府的总体方针它是“公交优先，鼓励大家多购买节能环保型的汽车”。最近加了一句话，叫“合理使用车辆”。为什么加这句话呢？我觉得有道理，借鉴国际经验。东京的汽车保有量比北京多得多，但是它并不是很拥堵，因为它引导很多消费者、居民买车照买，平常坐新干线或者公共交通去上班，周末你去开车到超市购物，你去旅游、探亲访友。北京最近借鉴伦敦的中心区，开车进去交税的经验，对繁华区的地面收费提高了标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我觉得它是往着合理用车的方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