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会落到生死存亡的境地？

　　是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政策骤放让他们左右挨打，

　　还是遭到了宏观调控与产业升级为名的清洗，

　　或者是不幸成为了通胀成本的承担者？

　　■文/本刊记者 胡 浩

　　你所乘坐的船即将下沉，请另觅生路。

　　本期策划，我们通过各路专家给中国的民营企业算了笔细账，却得出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不光是劳动力贵，原材料贵，土地贵，税负成本与融资成本也贵……样样都贵，利润已薄如刀片，亏损却如影随行。

　　他们为什么会落到生死存亡的境地？

　　金融危机的蜜糖与毒药

　　关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总给人许多幻觉。我有两个朋友，都说2008年是他们好日子的开始，最坏的时代是他们最好的时代？

　　一个在央企工作，他常给我说，金融危机是不是被你们媒体夸大了。每天听到美国这个那个的巨头倒下了，冰岛啊这样的国家都要破产。他也知道像《金刚》那样以大萧条为背景的电影，就是从女主角饿得偷苹果开始的。可是折射到他身边，没有饥饿没有眼泪，而是每个人都比以前有钱了。他是一家生产重型机械企业里的中层干部。2008年那年买了辆车。以前是有钱也不敢买，那年是人人争相买车，车差了见不得人，一出手就买了辆大众迈腾。

　　另一个朋友做公路物流，有几辆大货车，2008年被更大的物流公司并购了。他想不到更好的生意，于是就去买房子，也遇到了房地产调控，经受了惊吓，但熬到现在赚了不少。现在他特别相信任志强的话，坚信房价永远不会跌。

　　他们并不是我刻意寻找的样本，但的确有许多人从金融危机之后过得很好。

　　民营企业真的生活那样艰难？国企不是在减少吗？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到2010年，全国的国有企业数量从159000家减少到114500家，减少了38%；央企从200家减少到125家。民营企业的处境艰难，是不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付出的代价？

　　要产业升级是对的，但关键在于我们是2008年加强了政府干预，减少了市场自我调控能力，国企凶猛的属性得以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

　　政府先是发放出来巨量货币汹涌地流向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超大型的、由中央政府直接操控的、能够体现国家能力的国有企业。一夜之间，这些国企一下子财大气粗起来，民企那边是愁钱花，而这边却是愁花钱。买房地产、股市、能源、矿山，接着就是并购，国内、国外触角无处不及。

　　然而，紧缩一来，提高存款准备金，限制信贷，却毫不犹豫地落到了民营企业的头上。

　　所谓的调控，其实是非常残酷的，温州商人在山西煤炭行业投资1000多亿元，但煤改中，还有500亿元没有逃离，被迫进行了煤改，损失惨重。以石油行业为例，663家国内民营石油批发商倒闭了2/3，4.5万座加油站关了1/3。原因是无油可卖，国企垄断了油源。在调控中还会遇到这样问题，一些企业在银行的贷款项目，可以因为调控的原因，被银行强行提前中止，契约精神被破坏，企业既定的部署被打断。

　　一收一放，一张一缩，导致了许多民营企业处境艰难。

　　国有企业与央企的数目在减少，但其实国有力量只是退出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高利润的行业依然被牢牢垄断。经过始于金融危机之后的产业振兴与宏观调控，国企已经收复众多失地，众多关键产业上都把民企清洗出局。不仅银行金融、土地资源、能源、航空、铁路、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领域，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互联网，政府的手也不断触及。

　　中国的垄断企业越来越强大，在世界500强里排名不断上升，中石油更是一度成为全球市值第一。来自全国工商联的一个数据，民营企业500强2009年税后净利润2179.52亿元，但这样的利润规模，与两大央企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的利润比起来，实在羞涩。两大巨头2009年的净利润分别为1458亿元和1033亿元，其利润之和超过了500强民企的利润总和。

　　民营企业就像搭乘的是一辆在迷雾中奔跑的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加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缓行，甚至还有被强行拖下车的危险。他们许多精力与时间不是花在管理创新或是商业模式创新上，而是花在研究政策风向与制度创新上。

　　我们一厢情愿地想，这样的清洗，一觉醒来，那些低利润、高消耗的企业就统统死掉了，诞生出的是一批传说中的高新产业。

　　事实却是，由于无利可图，许多资本正从产业链中溢出，而没有去反哺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整条产业链的升级。比如服装行业，龙头企业仍然没展现出太多向上游设计与高档面料创新等方面突破的意愿，而是将资金纷纷转向股权投资与二级市场。杉杉与雅戈尔更像是类金融企业了。

　　以整体企业群落来看，我们展现的更多不是整体升级，而是地盘的重新划定，是国企利用调控收复失地。

　　“跟央企玩，你玩不起”

　　南航最牛机长，骂了句狠话：“跟央企玩，你玩不起！”乘客中要是有民营企业家听到这话，一定心惊肉跳。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真的是谈央企而色变。

　　张维迎不当院长之后，就敢于说真话，他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竞争，就像皇帝与大臣下棋，大臣要想赢很难，即使能赢也不能赢，因为赢了麻烦就大了。

　　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是效率高的，为客户创造价值更多的企业打败效率低的，创造客户价值少的企业。但是，因为政府与国企间的利益纠葛，宏观调控与产业升级往往会演变为对民营企业的围剿。有的甚至是逆向淘汰，是效率低的企业去兼并效率高的企业。

　　有一个朋友，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分行行长，他这样给我算账：国家倡导鼓励中小企业，但是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大家都知道中小企业的生存风险本来就很大。民间能进入的领域，大多是产能过剩了，不赚钱了。一个行业，如果有持续的高利润，一定是政府限制，用行政保护阻止民营企业的进入。国企赚钱民企不赚钱，你说银行应该把钱贷给谁？

　　政府要求各家银行要重视中小企业贷款，于是各个银行都成立起了中小企业信贷部，但是银行也是商业机构，也要讲投入产出与风险规避。给国企一笔贷款，可以是几个亿的信贷额度，能赚到很多。给中小企业贷款，几十万元一笔地这样做，风险既大，产出也小，商业利益趋动下，银行肯定要傍大客户。再说，如果把钱贷给国有企业成了坏账，因为企业是国家的，那是工作失误；而贷给民营企业成了坏账，就有刑事犯罪的嫌疑。

　　除了来自融资上的优势，国企还有许多隐性收益。比如，有些时候国有企业赚到了钱，但其实是政府直接把项目给他做。如果是民营企业来做，可能成本更低，更能赚钱。国企的利润里潜藏了大量的机会成本，比如优惠的土地、资源等。而对于民营企业，如果想得到，要花很大的代价。

　　宏观调控之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百花齐放，万木竞长，而是唯有根红苗正者得阳光雨露，是大树遮天，寸草难生。央企无限膨胀，像一大群硕大无比的恐龙。剩下一些为上市而去的高科技和“伪高科技”公司，以及茅台、洋河、洗浴中心之类专供政府消费的异类企业。民企被逼到那些国企所陌生的蛮荒之地去试错，去滚雷。

　　其实，众多中小企业死掉的话，整个生态链会被严重破坏了，国企的危险也来了。最简单的，他们将独自面对市场的风险，转嫁成本的对象与成长的来源也没有了。

　　人人都爱“体制内”

　　在过去，我们的企业家都让人羡慕，是先富起来的人，是大众偶像与青年导师。现在的企业家们却变得越来越幽怨。杜双华幽怨，任志强幽怨，马云也幽怨。企业家精神萎靡，是因为“体制内”的强势。

　　人人都说体制内好，央企的董事长、CEO的年薪不断创出新高；人人都说体制内好，中石油的天价酒单让人浮想联翩；人人都说体制内好，机关食堂的特供伙食竟然可以在食品忧患的淤泥中独善其身。

　　发达的国家，总是通过制度引导最优秀的人去做企业家，因为企业家是伟大的，聚焦资源，点石成金，创造财富。过去我们有幸出现这种局面。改革之初虽然是由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带头创业。但之后，便有了海归有了官员与教授的下海，优秀的人正在被吸引到创业的浪潮中去，甚至有了“没出息的才当公务员“的说法。

　　以前的国企，往往意味着亏损，意味着下岗。各个城市都在争相招商引资，鼓励各地的民营资本来做企业。

　　历史总在轮回，现在却是民营企业都在想着傍央企，傍政府。王石说得明白，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和大型国有企业合作是进行资源整合的重要方式，所谓合作，对于许多民营企业更是依附与归降。有的民企老板甚至说，希望被并购被重组，“哪怕成为央企的雇员也行”。

　　我们也看到社会中的青年才俊纷纷涌向政府部门，社会精英回避价值创造，而向往财富的再分配，从财富的重新分配中获取自己的利益，社会将趋向寄生和停滞，经济将失去活力。

　　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直属机构招收公务员，在通过资格审查的135万人中，报考国税系统的40多万，报考海关30多万，两大系统占报考总人数70%，而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是人气惨淡。经济学家许小年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才俊不仅向往价值再分配部门，也就是政府机关，而且已经准备好了，准备用腐败等违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样是安全、稳定和受人尊重的公务员位置，为什么会出现报考的冷热不均？很显然，人们对这些部门的偏好是由寻租权力大小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有一点信息不对称，铁路、公安、气象系统报考的人少，可能是因为还不大清楚那里的寻租潜力有多大。这么多人涌向了国税和海关部门，表明我们的青年才俊们不仅希望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且准备以违法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以违法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令民众质疑政府立法和执法公正性，动摇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信心。

　　信市场，信民间

　　网上热传着一条关于国家、国企和民企“互动”的微博：1.最早，国企没钱，国家也没钱。于是，让大批国企倒闭，人员下岗、下海；2.下岗和下海的人，办起了民营企业，振兴了经济，上缴了巨额税收。国家拿钱大量补贴国企；3.国企有钱了，倒过头来把那些民企收购或挤垮；4.大量的企业家再次创业，再次缴税，再次等待被挤垮。

　　我们不能假宏观调控、产业升级之名，轻易地就抛弃中国制造赖以成名所谓的低端制造业。中国的中小企业承担了我们80%的就业。中国还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量农民要离乡背井，他们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基金经理，不是IT工程师，而往往还是在流水线里做一名工人。我们还会有2~3亿名农民进城。

　　我们在东南部形成的制造业，经过了十几年积淀，才形成链条，不管升级还是内迁，都不能说先抹掉再重来。没有了基础，我们依然进化不了更高端的产业。产业升级不是引刀自宫之后再练神功。

　　中欧商学院的黄明教授认为，中国最稀缺的一个是有长久打算，有产业升级志向的企业，更稀缺的是理解与支持民营企业的政府。只有两种稀缺资源对接，才可能产生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民营企业需要非常明智的、非常理解企业的地方政府来保护。政府要不保护它，总能找出它一点毛病把它给灭了。在中国法律框架不清晰，法律解释权完全拿在政府手上时，企业需要理解和保护。”

　　其实，有一个东西已经是共识，过去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自上而下都开始相信与敬畏“看不见的手”，也是政府把企业家们请回经济生活中来的结果。我们不能推倒这个共识。

　　过去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经济持续发展得好的时候，政府就会强势，就会跃跃欲试地要与那只“看不见的手”扳扳手腕，抑制民营企业。

　　而当经济发展开始艰难时，政府就被逼反思，被逼让步，会把一些垄断的行业打开。

　　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改变？让民营企业像《让子弹飞》里边的张麻子说的那样，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许多民营企业家，现在需要的是安全感，现在他们害怕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的不确定性，不敢长线布局，不敢投入钱搞一些见效慢的研发等，赚到的钱要么挪到海外，要么用来投机。

　　现在，我们的政府的力量太大了，限制竞争、行政垄断、产业补贴、限价、限购……无所不能。一场足球比赛，好裁判哨声少，全力维护比赛的流畅进行，赛场的真正主角是比赛双方，胜负的结果是因为球队的实力与发挥决定。坏裁判是不断掏牌，不断以争议判罚影响比赛进程的。最坏的裁判则是和比赛的某一方是一个体系的！政府在调控管理市场中要做好裁判，那么我们的民营企业才会重新焕发活力。

　　信市场，管住政府那一只按捺不住的手，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信民间，只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民间自有源头活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