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采访陆家嘴论坛前,一位对论坛类活动见多识广的人士对我说,不论谁办论坛,都是不为求名便为求财,就是不为解决问题。各类论坛最有趣的,不是论坛上人们说了什么,而是怎么说的。他说的或许有点偏激,但也不无道理。
如果你们记下了,就该写出来。其实有些话,如央行这样的部门,自己没法说不便说,需要我们说出来。我们说出来,希望有敢于说话的媒体发表出来。
“他这是在做辩护吗?” 周小川演讲到一半时,我听见身后有人轻叹。 等他讲完,同事的短信就发了过来,问:周小川讲话中提到当初四万亿可能致中国通胀,真有这么说?
我回复:他没有直接说。他说的是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经济理论和国际的历史结论都告诉我们,一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实行以后会带来负作用,就是事后会引发物价的上升,可能会引发某种资产泡沫。”
这是高层经济、金融管理者罕见地公开承认这种政策存在负作用。
通篇讲话,他一再强调中国宏观管理政策在制定和执行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的形势。
四位监管大佬里,“三会”演讲的风格则较为相似,一贯不乏场面话的官方汇报形式,针对各自的行业介绍成绩、提出问题,阐述方向。
演讲结束时都是致谢,但周小川说了一句,“讲得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看来央行的“鸭梨”有些大。毕竟这两年面临的质疑和指责不少。 前一晚“浦江夜话”后,陈志武(微博 专栏)教授对我和另一名同事说,其实主要的央行官员是非常市场化的,他们也很痛苦,痛苦在决策层不一定认同、采纳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建议。
陈志武教授在对我们说这话是,并没有使用“决策层”这个词,而是直接点出了机构名、职务名、人名。写稿时我们几经商议和斟酌,在发稿的最后一刻,领导拍板:用“决策层”指代吧!
我当时忍不住想,他说的“主要官员”是否就是指周小川?我还特别想继续问下去:“决策层”为什么会这样对待央行的专业意见?但又想,即使陈教授回答了,如果答得“众所周知”,不如不问;如果答得鲜明明确,也未必最后能体现在稿子里。遂忍住没问。
在全体大会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专栏)也说,比起其他国家,中国央行的权威太不够。尽管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有政治优势——有国务院在统筹,但长期这样下去,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弊病,尤其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如果人民币想有一席地位,中国现在的这种金融发展状况,将根本无法适应。
她曾任央行副行长,大概也体会到了陈志武教授所说的“痛苦”。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微博)也对我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
为央行、为小川行长抱不平,似乎成了本次论坛嘉宾的一个特别主题。
二、会上的那些老外们
浦江夜话一的现场,当谢国忠(专栏)和陈志武激烈发言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的表情有些困惑。他显然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观点“中国通胀的根源在美国”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热钱还是得自己人带进来的,中国共产党这么厉害,想限制谁抓谁还不容易吗?”谢国忠尖锐地说。
罗纳德·麦金农的困惑并不奇怪。
我一直觉得,到中国参加各种会议的外国嘉宾,在现场面对着一群中国学者、官员、企业人,总是像在另一个空间里一样。尤其谈论中国问题时,彼此间基本如鸡同鸭讲。
有时我也分不清,究竟是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的实情,还是他们不愿意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
总之,他们的头衔、出席、演讲,能给主办方添彩,让人觉得活动是国际化了,就是最大的作用了。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傅思途和东京证券交易所集团董事兼CEO斉藤惇去年出席了陆家嘴论坛,今年又来了。
傅思途的话题仍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机遇。和去年一样,他仍是说希望上海能学习纽约、伦敦,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透明性、稳定性的监管和法制环境等等条件。
会后我问他,上海能成为他所说的国际金融中心,大概还有多久?
他答,10到15年。
我不知道他明年还会不会来。
如果来的话,面对记者的提问,是否还是不得不回答一样的内容?
三、“官方办的会嘛,就是这样”
和王庆约了专访,好不容易带着他越过各家媒体重重包围,走到酒店员工给我指的媒体采访间位置。有几个工作人员坐在那里,其中一位女士皱着眉头没好气地说:“没有媒体采访间,没有!”
当时我就震惊了。我不清楚自己惊的是她的态度,还是她所说没有采访间这件事情。
我一直以为,上海办陆家嘴论坛,始终围绕着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大主题。既然是面向全世界,态度就该是开放的吧。但是全体大会不接受记者提问,会场内外又拉起的一道道“红色警戒线”,让我有些困惑。
忧愁是N条红带,我在这头,领导在那头。
一位媒体同行对我笑言,“官方办的会嘛,就是这样,采访难是正常的。”
我看见他电脑屏幕上刚敲下几个字,“XX网独家报道”。
如果用漫画形容我当时的表情,大概我额上已挂满黑线。
好吧同志,如果这几百人在场的论坛,每个人都听到了台上嘉宾所讲的话,你还能把它写成独家的话,我承认是我太天真。
听说还有一些媒体,在逮到嘉宾时,只要录音笔和麦克风放在那,无论谁家问的问题,只要被录下,通通笑纳,归为己有独家。
摘了记者的黄牌,钻了两道红带,躲过看场人员的视线,我跑到嘉宾的茶歇地带,领导们已经踪迹无觅,有两三位演讲嘉宾在。
挤在麦克风和录音笔中间问问题,旁边不时有别的记者插嘴提问,还有门户网站的同行,拼命地把公司吉祥物往嘉宾怀里塞,说拍张照吧给您拍一张吧。
那一瞬间我突然悲从中来,是的,就带着嘉宾们仓促间答的一两个问题,我们跑去写了个豆腐块的文章,就觉得捡着宝似的。
主办方越是限制,媒体越是疯狂。
再入会场,和早到的嘉宾换名片,嘉宾都很和善,但却马上有两三个人刷刷地围了上来,义正辞严地说,媒体请去最后几排,进会场不许采访。
当时真想回一句,至于吗你们?
而和陈志武聊时,我说您和谢国忠讲的一些尖锐的话,东方网的实录上都删了,没有。他说,如果你们记下了,就该写出来。其实有些话,如央行这样的部门,自己没法说不便说,需要我们说出来。我们说出来,希望有敢于说话的媒体发表出来。
吴晓灵说“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如果人民币想有一席地位,中国现在的这种金融发展状况,将根本无法适应。”傅思途说,上海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首先要具备透明性。又说,需要10到15年。
10到15年,够吗?
【《财经网》记者 朱钰】【作者:《财经网》记者 朱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