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浙江遭遇了七年来最严重的电荒，50多万户次企业被限制用电。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也出现了电力紧张局面。与此同时，今年的油荒比往年更早袭来，众多民营加油站无油可加，中石化抱怨每炼一桶油就得亏损20美元，同时表态即使亏损也要保证供应。“五一”前后的另一个消息是，刚刚被平抑下去的房价又出现了反弹迹象。

　　这些年来，为解决电荒、油荒和高房价，政府使尽浑身解数，“为伊消得人憔悴”，但市场却似乎总不领情，屡屡上演“种桃道士声尚在，前度刘郎今又来”的一幕。

　　十几、二十年前，另外一些事情也曾年年让政府头疼，例如补贴亏损国企的沉重负担、资不抵债濒于破产的银行、捉襟见肘的外汇储备。但最终，这些多年来一筹莫展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政府从扬汤止沸转向了釜底抽薪。

　　在国企的问题上，政府最初想搞好所有国企，结果越搞越糟不堪重负，中央财政一度要将十分之一的收入用于补贴亏损企业。痛下决心国退民进之后， 4000万产业工人从无所事事中解放出来，由财富的消费者变为财富的创造者，大规模补贴亏损企业也成为历史记忆。

　　在银行的问题上，决心按市场原则重建商业银行体系后，财政透支指令贷款等非正常不良贷款之源被斩断，银行业起死回生，并开始发挥奖优逐劣的资源配置者的本来作用。

　　在外汇储备问题上，加入WTO这个划时代的决策让中国得以发挥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西方资本与中国的劳动力结合，让中国制造洪水般涌向世界。现在，令人头疼的问题是过多的外汇储备该如何打理。

　　鉴往知今，治理电荒、油荒和高房价，同样应从治标转向治本。

　　中国当下的电荒，并不是发电站装机容量不足，事实上，发电公司的产能闲置还很严重。中国四分之三左右的电力是煤电，电荒源自煤荒，煤荒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电和市场煤在价格上无法对接；次要原因是监管当局对煤炭巨头的价格共谋无可奈何。而要推行市场化电价，继续推动电力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又势在必行。这些治本之策弃之不用，却一门心思在价格管制框框内的“煤电联动”上打转转，对解决电荒无异于缘木求鱼。

　　油荒也是同样的道理。治本之道是通过开放竞争来消除供应短缺，通过市场定价来消除价格扭曲。但现行的做法却是死抱着石油行业的垄断体制不放，同时要求垄断企业来承担本应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

　　高房价问题，政府花了三年时间，才认识到应该“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不再张冠李戴。从认识到行动，又花了三年时间。但保障房并非治本之道的全部，多元化的土地供应制度、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税制度、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是治本之道的其余内容。

　　其实，无论是当年那些问题的治本之道，还是眼下这些问题的治本之道，核心都一样，就是按市场经济的原则办事。什么是市场经济原则？开放、竞争、供求形成价格，价格引导资源配置。对转型国家而言，在市场形成阶段，政府需要承担某些市场活动，但更重要的是建造监管体系、法治体系等市场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政府应退出市场活动，专心扮演监管者和市场秩序维持者角色。

　　1978年之后，中国花了20年左右理解并普及了这些市场经济常识，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些常识已经深入人心，不仅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政界也深受其影响，从而使得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那些年得以顺利实施。

　　很遗憾，这些来之不易的共识近年来逐渐模糊，正式文件的表述仍然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但实际行动中却越来越用行政取代市场，用管制取代改革。

　　2008年秋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被频繁用于佐证国进民退的合理性，这种比附实在是南辕北辙。市场经济由三部分组成，前端是市场主体(企业)、中端是监管/执法主体(政府)、后端是司法主体(法院)。美国的金融危机是部分中端失灵、对虚拟金融经济的监管失灵，而非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失灵。对中国而言，市场经济的前端尚待完善、中端和后端尚待建立，应该讨论的是如何加快建设市场经济，而非是否需要市场经济。

　　事实上，这本来不应成为一个问题，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就已经明确了市场经济的方向，此后党的历届大会均不断重申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反思，这些年来，目标和现实为何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自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以来，这一概念日益流行，今年“两会”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也均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强调“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顶层设计固然重要，但执行设计更加重要。清华大学的校训之一是“行胜于言”，两周前，清华刚刚度过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培养的高级政府官员位居全国之冠。我们相信，身居领导岗位的清华毕业生们，有能力践行自己的校训，并为同僚们作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