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6日，博鳌亚洲论坛“美欧金融监管法案：解读与启示”分论坛上，多数与会嘉宾认为全球刚刚走出金融危机，但完全恢复尚待时日，金融监管应化繁为简，以对客户利益为准。

　　对话实录：

　　汤姆·伊斯：我们这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关于美欧金融监管法案，我们有非常尊贵的嘉宾，也鼓励这些嘉宾彼此提问。我首先说一个开场白，昨天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发言，我们站在悬崖的边缘，过去的监管是有缺陷的，但他的暗示是这样的，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市场回到了正常的状态，请嘉宾从这个角度探讨一下保尔森财长的想法，首先有请拉尔德·格林斯通先生，美国标准人寿董事会主席拉尔德·格林斯通先生。

　　拉尔德·格林斯通：我不同意保尔森先生的看法，我之前和欧洲的行长沟通，他们认为金融危机只走到一半，还没有结束，政策的制定者以及中央银行的行长认为制定的政策会影响未来得资金走向，慢慢走出政策危机。很多中央银行的行长认为我们将来面临很多问题，在泥水当中拖拖拉拉的前进。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看到集体活动、集体行动似乎出现了失败，G20集团以及欧洲的行动都没有很好的采取，G20集团在金融危机高潮的时候动作非常迅速，中国、印度都加入了G20，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此之后G20作用在减小，因为国民保护主义在减少。在金融监管当中，会在西方的民主和政府过程当中带来一定的影响，尤其在我们国家、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某些银行的行为非常愤怒，尤其是英国银行的行为，我们对此非常愤怒，政治家应对这种愤怒，他们希望能够理性的对待这种愤怒。所以，我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量，集体行为变得越来越失去效率，比以前在金融危机高峰的时候效率要降低了很多。

　　我认为，金融监管应该继续进行加强，每一个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都应该进行更好地对自己的监管。我们高层的管理人员、我们的董事会忘记了他们主要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董事会如果不理解他们所负责的这个业务，那这个业务本身以及这个董事会都出现了问题，这是我最初的想法。

　　汤姆·伊斯：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我们的监管者也在这里，我们先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专栏)先生发言。

　　刘明康：我基本同意保尔森的说法，我为什么同意保尔森的说法呢？因为我们也参加的G20高峰会议，特别是关于金融系统的讨论，虽然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痛苦，我们取得乐观很大的进展，已经吸取了危机当中的经验教训，控制了危机进一步的蔓延。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危机离我们并不远。第二，我们已经取得了基本的成就，因为我们有清晰地观点，以及以及G20集团达到了基本的共识，共同加强监管，这是我们达成的共识。这些新的监管规定，包括如何增强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如何增加资本的质量？这样为预期到的损失发生以后，可以用资本金进行抵补。

　　刘明康：第二，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杠杆率过高。所以，我们对于杠杆率现在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有密切的联系。

　　刘明康：第三点，我们共同确定了流动性比例的要求，现在自危机之后，我们对流动性要求提高了，因为很多的金融机构他们他们完全依赖于批发市场来进行融资，而不是依靠零售进行融资。零售的存款往往是更稳定的存款，所以当市场流动性消失的时候，他们在批发市场上拿不到资金就破产了。因为他们得不到政府足够的支持，得没有自己独立的零售资金的来源。除了几个大的国有机构得到政府支持以外，其他都失败了。另外我们对于风险加强资产也有新的定义，我们做了很多的计算，对于模型进行了修改，所有金融机构的行为都得到了监管，高层的管理人员会更加的审慎。而且我们也放入了反周期的缓冲，使得未来的风险得到基本的屏障。

　　刘明康：除此以外，除了一位数的数字，ECBS和FSB，也就是金融稳定局现在更加关注公司治理机构的独创性，我们在法国的同事说，我们的公司治理机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有足够的技能、知识和经验，以及董事会的承诺来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高层人员也要致力于公司治理机制的改善。同时我们许多非常高质量的内审和外审，我们需要高质量的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同时这些评级必须是在健康、公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要监管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之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影子银行机构，这些影子银行机构他们也在做流动性，提供流动性、提供信贷，就像银行和保险公司一样。他们的工资比银行和保险公司都高，但他们的风险和成本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计量。

　　另外，我们还要关注未了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都非常关注，这些未了的问题和挑战是这样的，我们需要铅球的机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保险机构和金融机构都是全球化的，但监管他们的法律仍然是国家之内的法律，最多是地区性的法律。当我们享受全球化带来好处的时候，我们也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不利之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破产。就像雷曼兄弟的破产，什么时候这种事情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但带来市场上的损失。因为我们没有跨国家的协调，不能使破产机制得到协调。很多人讲到公司太大了不可能会失败，公司的规模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我不完全同意，如果关注大的案例，过去几年发生这些大的兄弟，雷曼兄弟在华尔街也是相当大的机构，英国也有一些大机构出现了问题，(阿斯兰德斯)银行是很小的银行，但对很多产业带来了影响，还有很多的名字我可以提出，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就不多说了。

　　我想说的是，合作和监管协调非常关键，而且是必须做到的事情，但现在还没有实现。

　　刘明康：另外一个未了的问题，会计准则的协同非常重要，如果会计准则不能协同一致的话，我们知道同倍的比较就不可能进行。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那些大的国际性的银行，看一下他们的分子和分母，就是他们的资产和负债，就可以看到这个差距达到40%-50%，如果使用不同的会计准则计算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如何做这个比较呢？如果我是一个基金管理者或者资本市场分析员，我无法准确的告诉投资者或者潜在的投资者，这两家不同的银行使用不同的会计准则会带来什么差距。

　　刘明康：第二点，银行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管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没有一个管理风险的文化，这个银行一定会遇到问题，建立风险文化是需要时间的工作，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也不是很容易。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文化非常关键，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汤姆·伊斯：您刚刚所说的倒数第二点，40%和50%的差距。

　　刘明康：就是会计准则之间的差距。

　　汤姆·伊斯：我首先要感谢博鳌亚洲论坛，对我们来说有机会遇到这么多嘉宾，在其他时候我们没有遇到这么多嘉宾的机会，这里有中国监管机构的代表，而且还有很多不同机构的代表，我鼓励大家能够提问。现在我想请下面一位发言人发言，就是澳新银行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地区主席史伟立。

　　史伟立：我首先回应保尔森先生所说的问题是对还是错，因为他是一名政治家，他讲的一半对，一半错，他讲得对的是资本市场要开放才能更大地增长，我们不要提2007年、2008年、2009年金融危机的例子，每个人都目睹了金融危机的发生、影响和冲击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朝着什么方向走？我们看到英美式的监管机制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且一下子崩溃下来了，我们看到一系列的问题导致金融体制即将崩溃。当然，金融监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追述一下美国发生的情况，然后看一下美国朝着什么方向走，我觉得我的同事所说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作用非常重要。很显然，在董事会担任董事，本身是有风险的，我们要追踪一下公司高管层的业绩、公司业绩，所以在这方面要实现一定的平衡。这是美国编写的《金融危机报告》，有十名共和党的代表和六名共和党代表一起写了《美国金融危机报告》，总结和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报告当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金融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很可能在未来还会看到危机的出现。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把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刚才刘明康主席讲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只是一个简单的摘要，因为它的法案本身是很长、很厚的文件，是针对华尔街金融监管的法案，我想念一小段大家就明白美国国会想做什么，他们想建立一个合理的金融体制和宏观经济体制，要避免下一轮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做法我们都是非常欢迎、非常支持的，我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人，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们再看一下国际形势，比如说83协议，资本充足率一些新的要求，新的银行监管要求等等，所有都是需要美国这边提供信息和数据的。我们再看一下G20，刚才刘主席在讲，G20会议非常重要，G20峰会去年下半年11月份开会的时候共同探讨了国家形势，美国法案当中已经包含了一些G20会议上谈到的内容。G20以前是G7，慢慢扩张，全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是如何获得信息？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监管体制？所有这些都在变化。G20用了一个技术的词叫做审慎监管，大家都在讲微观审慎监管的监管者。我们是在做各种各样的金融交易，我们同时要搞清楚这个规则，这个规则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可能是一刀切的，冰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3年冰岛银行资产对GDP的比例是2%，后来银行资产对GDP的比例达到11%，最后突然一下子飙升，这样银行资产高于冰岛的GDP，导致金融危机。所以，像冰岛这样的国家他们如果要去看一看评估机构，我是非常批判评估机构的决策，因为他们在2007年、2008年当中发挥不好的作用。

　　我们在国内要加强审慎监管，当然规则不能一刀切，我所在的国家——澳大利亚有非常严格的监管体制，非常稳健的银行监管体制，我们当时出现了金融危机之后迅速采取措施，而且所有的银行都顺利度过了危机。我们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为银行业注入国有的资本，把私营银行变成国有化银行。所以我认为刘主席这样的监管者，他们都是睿智的，他们在加强审慎监管，大家要记住规则不能一刀切，必须要加强各国的国情。我们要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评级机构就像把经济泡沫捅破的那一根针，所以要加强审慎监管。

　　史伟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监管者要对澳大利亚银行友好一些，我们澳大利亚监管者对中国银行非常友好。

　　汤姆·伊斯：我问一下蔡友才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蔡友才：我非常同意保尔森说危机已经截止，但完全复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我们从2008年金融危机来看，美国金融体系产生很多严重的问题，金融多头管理，美国金融过渡强调自由化，失去对系统性危机的预计。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大型银行的危机已经终止，但小银行还在大量的倒闭。去年关了140多家，今年估计也有100家。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的法案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法案，这个法案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但他需要在执法和法规有200多项，必须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完全完成，所以我们可以说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危机只是停止，但是我们说要完成复原尚有一段时间。

　　从危机以后美国的金融改革，英国的改革，以及对集团快速通过资本要求的规定看来，我们对亚洲银行业，或者对全球的金融业者应该有几个值得启示的。第一，我们认为只有金融稳健发展，金融才能顺利成长。过去过度强调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往往在一个周期以后造成实体经济成长很多、很大的伤害。亚洲国家推出了经济刺激方案导致了房地产价格高涨的问题，现在又推动抑制房地产交易的措施，这代表每个国家从理论之道，只有稳定的环境，经济才能继续向上成长。

　　第二，危机后我们认为，各国都感受到只有充足的自有资本才是金融稳定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从几个主要的改革内容来看，都被要求要更高的流通，更高的基金准备率和要求，所以我们认为金融业未来面对的三个问题。一是需要沟通的流动，需要积累太多的坏账准备，三是需要法规成果。

　　第三，从改革内容可以看出，过去我们认为消费者保护只是对实体产品的保护，在这次金融风暴中，许多投资者销售金融产品的时候，因为对产品风险没有充分的论证，客户遭受到若干的损失，所以各国的金融改革都在中央银行以下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这个概念正在全球普及。台湾也正在写《消费者金融保护法》，希望通过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第四，亚洲国家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相对来说体制比较健全了，因为我们创新的程度没有像欧美那么复杂，我们产品比较简单，我们对管理也比较严格，所以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台湾从金融危机到现在，目前是40年来金融业财务体系最健全的一段时期，金融监管达到0.58个百分点，坏账覆盖率达到了158%，非常健康。这表示说亚洲国家从危机当中学到教训，唯有更健全的财务基础才能够得到稳健发展。同时强调金融管理和金融创新应该平衡发展。

　　第五，充分论证到处理金融问题的绩效应该第一时间处理，而不应该金融机构的问题在本国或者其他国家扩散。我们过去认为大而不倒，经过2008年、2009年的教训，这些所谓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监理应该受到主管机关更高的关注。可以说在英国、美国都有要求，对系统性中央银行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这改变了我们过去的概念。

　　第六，从危机当中学习到的教训，各个金融机构更强化内部的公司治理。刚才刘主席提示的，我们更重视公司管理文化的加强，这都是亚洲国家，甚至全球的金融业者所学到的教训。

　　以上意见请大家指教。

　　汤姆·伊斯：谢谢蔡董事长，下面请王总裁发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银成先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很明显这样的金融机构和国内的很多金融机构都有打交道，我想问一下王先生，您对于目前的监管环境有什么看法？

　　王银成：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人保财险在国内接近40%的市场份额，在国际上诸多的金融机构都打过交道。作为中国监管环境来看，我认为最近五年中国的保险监管领域有非常大的进步。无论是市场行为监管、偿付能力监管，包括公司治理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包括刚才主持人讲到，我们去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快，可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我认为这种增长进步还是建立在非常稳健的基础之上。这两年整个市场环境的好转，中国非寿险行业的市场价格迅速回升，去年无论是车险还是非车险，我们价格上升的比例都超过了两位数，所以我们认为发展的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

　　王银成：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第一个观点我想做一个回应。现在我们的监管，无论是银行业、保险监管还是证券监管，总体从金融业监管来看，很多时候还是拘泥于监管本身和金融业自身领域的管理上。我们发觉整个金融业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之后我们在寻求新的对策，这些对策现在看起来似乎有所进步，甚至可以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我可以说，跳不出这样的思维框架，未来很有可能再发生新的、更大地问题。我认为背后的原因可能要从局外去找。我讲的“局外”就是除了金融业自身的诚信和本身的“务正业”，这两个方面非常重要。另外监管的透明性和合作非常重要。当然，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包括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可能对于金融危机的产品也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业很多时候，我作为一名企业高管，一定要围绕着股东利益去不断地追求。但是恰恰我们出问题的时候，很多企业是因为忘掉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企业应该为客户创造价值，应该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是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包括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出在哪里？他们只考虑到为股东创造价值，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客户、更多的消费者，由此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甚至于给邻国造成损失。

　　王银成：现在可以说危机已经过去了，当然可以这么说，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金融业的生态环境，从资本的角度回归到本元，可能第二次的危机也许比这一次还要大。我希望我们的管理应该要回归本元，回归逻辑。中国有一句古到大道至简，现在资讯、科技很发达，但恰恰忘记了这个事情。作为中国人保财险，我的发展是基于回归逻辑、回归本元，做正确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相信这样的发展不可能衍生出更大的危机，谢谢。

　　汤姆·伊斯：听到您的意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史伟立先生讲到的报告和您提出的问题非常有关，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在美国的讨论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这个报告主要是正式方面的报告，最近我们不能够了解危机的根本原因，我们如何才能形成解决方案呢？刚才蔡董事长的发言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需要10年时间才能改善监管，而且在金融当中的创新太多了，美国希望中国的监管系统进一步放宽，刘主席从这一次危机当中意识到什么经验教训？

　　刘明康：这是非常好的问题，过去十年当中我们讲到全球化的时候，金融机构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就是“创新”。创新这个词是好的，它必须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创新，这样的创新才是很好的创新，如果我们的创新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利益，而客户受到损害，这是错误的创新。有一句英文的谚语，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输，就不知道怎么赢，如果你想要赢，就必须知道输的原因是什么。在创新过程当中，银监会在2003年成立之后，就对创新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在创新的过程当中你的创新应该源自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不是基于你的模型创造出一个产品，如果仅仅基于自己的模型创造出一个产品，就像到赌场赌博一样，唯一就是金融机构没有鸡尾酒、服务员为你服务，而赌场当中有服务。我们必须对金融机构、产品进行有效的监管。很多人不能够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许多人都说为什么银监会要监管产品？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保持产品的透明度，保证产品对于客户来说是合理的。因为银行如何对待客户，从这一点可以判断出银行的好坏，创新如果是基于经济的基本需求才是真正好的创新。创新必须能够给客户带来利益，而不仅仅是为银行本身赚钱。

　　拉尔德·格林斯通：银行的监管和保险的监管都得到了很多的改善，为什么西方金融行业失败以后中国人民非常生气？因为西方金融监管失败导致中国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出口减少、外汇储备减少，因为中国进行了很多外汇储备的投资。我们经营的基金管理公司是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为什么中国人对西方监管机构的失败那么生气？

　　刘明康：不要误解，不要把我们的情绪和行动联系起来，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与世界上的监管同行进行沟通，我们也利用G20集团的平台进行沟通，希望监管回到正确的轨道上，这是我们目前所做的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做这样的工作。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气愤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我们讲到这次危机是监管的失败，监管失败背后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政府政策的失败。很长时间以来，很多的政府希望能够扩大国内的需求，希望扩大房地产市场，就像30年代的时候德国政府说，每一个家庭都要有自己的车、有自己的房子。这是一个荒谬的梦想，就把首付率降低了，忘掉了基本的规则、监管的规则，那就是贷款和房屋价值的比率。很多的房屋按揭贷款都是零首付，这是西方发生的基本情况，甚至还有逆向的按揭贷款现象的发生。这是政府政策的失灵，在宏观政策方面的失灵。中国政府在宏观问题上非常审慎，如果我们闻到了错误的气味，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与西方政府的表现不同，这是整个故事的基本原因。

　　伟大的领导者需要化繁为简，我们需要了解经济的基本需求，我们不可能把首付率降低为零，然后持续地存在下去。我们非常熟悉PE，我们现在更熟悉PD，政府的失灵和政策的失灵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失灵，金融机构因为缺乏公司治理机制，缺乏适当的内部风险管理，缺乏基本的道德规范，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基本原则，他们忘记了客户的利益，他们忘记了自己为社会做服务的。金融监管机构永远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很多国际组织本来应该发出预警的信号，但是他们没有在危机发生之前发出任何预警的信号。

　　回到我刚才所提到的一点，这是一个数据的鸿沟、数据的缺乏，在全球化的世界当中我们是缺乏数据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全球化的，当高质量的数据是缺乏的。高质量的数据无法提供给监管者，提供给大的国际机构，无法提供给高层的、全球的金融机构的监管人员。数据的质量非常重要，数据的覆盖面非常重要，能够帮助我们进行风险的评估，能够帮助我们进行数据的分享非常的关键。

　　刘明康：这是三个目前面临着三个恶梦式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如果我们要吸取一下上一场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下一场金融危机的发生，就要避免这个问题。

　　汤姆·伊斯：下面开放观众提问。

　　提问：谢谢主持人，我是来自澳大利亚一家大学的老师，我想问一下史伟立先生，还要问一下刘主席，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你们针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是针对最大规模的、赚钱最多的金融机构，还是看一些日常的老百姓？您以前是政治家，您觉得应该从最上层的问题来解决，还是先解决最下层的问题？

　　史伟立：我想解读一下你的问题，立法主要是用于支持银行更多的保护消费者，刚才刘明康主席和其他嘉宾都非常重视保护消费者利益，美国最新的法案也是有关于消费者利益保护的。我们应该有利益平衡，采取宏观审慎的态度，通过博鳌亚洲论坛和G20来宣传。美国回顾了他们的金融监管政策，他们从1970年代的房地产政策就是错误的，克林顿时代和布什时代都无法采取正确的房地产政策，而且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在美国导致了严重问题的出现，评级机构也有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应该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未来应该是全球协调起来。

　　昨天有人讲到应该以人为本，而不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最新法案里面讲到美联储的作用，美联储有自己的主席，还有各区域的储备银行，在美联储理事会的委员他们到各个区域担任主席的时候，通常都是由美联储直接任命的，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刘明康：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所有的目的，监管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护储户和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就要加强有效地、高效地金融监督、监管，对各大金融机构加强监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应该为各国政府提供反馈意见和建议，这样保证所有的宏观政策都是稳健的、完善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不能够在超越界限之外解决问题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一定的制衡，那么就会马上要求所有的金融机构，比方说可以让他们降低杠杆率，提高资本充足率，解决金融亏损等等。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明确的分界线，更不要说这些跨国银行跨国界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了。昨天、今天，明天有一些问题并不是马上解决的，包括存款制度，如何保护储户，如何保护存款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而且在跨国界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一刀切的标准。

　　在欧盟有27个成员国，27个国家当中都有不同的金融法案和金融监管的规定，这就是现在对于金融监管者来说他们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这也是我们不能够越权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防火墙，这是我自己要解决的，要做好的一件事。

　　提问：我觉得光靠监管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把所有事情都解决了，我认为对于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是有问题的，您怎么想？

　　史伟立：确立激励机制有问题，是错误的，不平衡的，应该基于各国的国情和宏观经济形势来解决这个问题。

　　蔡友才：我非常同意这位先生提出的观点，光靠管理金融机构无法解决问题。我们以台湾为例，在面对过去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对银行业者实施两个政策，一个是从2008年10月份开始到2012年，对金融机构的存款100%的保险。还有对金融机构压力测试，看有没有风险状况。第三，要求公司董事对银行稳健提出报告。因为从银行官要求，银行就必须保护客户，因为金融管理的目的在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健全经营，还有包容银行消费者。另外，我们对公司高报酬必须经历公司董事会来审核，在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提问：我想问一下刘明康主席，刚才您提到银监会在加强清理影子银行有没有具体的举措，还有处理这些影子银行业务的时候有什么麻烦和困难，银监会该如何解决？谢谢。

　　刘明康：很简单，首先搞清楚影子银行存在的原因、根源是什么？全球是为了监管套利，为了解决这个缺口我们要进行监管，我们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看有没有任何联系，有没有表外的操作，银行在表外有没有把信贷和流动性进行转移？所有这些活动都被视为银行活动，而这些金融机构、银行目前来看还都是银行，所有这些历史遗留资产，像这种历史遗留资产都要被视为计提准备金的，必须要按照目前银行业的标准，需要计提准备金，资本充足率要达到10.5%，我们要按照这个标准来审核信托公司的。去年我们就是这样做，要求所有金融机构计提准备金，让他们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标准，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们做银信合作的时候就不能忘记银监会的要求。

　　提问：我想问刘主席，我祝贺您，您保证了中国银行业非常稳健，而且发展非常快，我想问一下，您是否同意汤姆的观点？美国的金融危机报告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文件，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如果您同意，我们一会可以讨论一下。中国银监会是不是也会聘请第三方独立机构来评估一下AIG和雷曼兄弟的倒闭，为中国银行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

　　刘明康：美国发生了太多的事，而且现在在我的桌上厚厚的堆了一堆美国故事的文件，所以我没有时间把每一个文件都仔细读一遍。但是在我脑海当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就是，我们要追寻非常简单、便利的工具来对我们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是谁来监管，而是如何监管。如何监管是比谁来监管更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你需要多少监管规定，而是你如何进一步改进你的监管，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以，你不需要外包给第三方机构来做咨询，来做评估，写一个报告。比方说对于雷曼兄弟倒闭的问题，我比市场了解得更多，这种事情在中国不会发生的，我们绝不会允许中国金融机构出现过度杠杆率的情况，我对这个了解得非常深刻。如何让一个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把它变成结构性的产品，然后分级、分层的销售给市场？在销售方都搞不清楚具体情况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这种结构性产品卖出去呢？还有影子银行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当时是让市场变得一团糟，而且回购市场也出现了问题。既然你还没有设定游戏规则，在美国没有游戏规则，你怎么能够让他们玩这个游戏呢？

　　汤姆·伊斯：是不是中国有没有做独立分析，我认为中国肯定是对美国金融危机做了独立的分析。

　　提问：我想问一下刘主席一个问题，去年城商行银行欠债发生以后免了三个行长，城商行监管有什么措施，城商行现在异地开业的门槛提高了，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上市进程？谢谢。

　　刘明康：问责和监管机制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的威力，如果城市商业银行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们根据法制必须及时惩罚他们。因为我们要三个城市商业银行的行长和监事长离职，如果银行达不到我们的规定就要造成惩罚，没有任何的容忍。我们要求每个银行必须要做好尽职调查，如果做得不好，我们通过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然后惩罚你这是必须的。今年我们会重新评估对于银行执照的发放，以及对于银行设立分行的申请要进行严格的审批，所以执照的发放我们会非常严格，目前我们对于小银行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会对他们的执照进行重新的评估，每过两年银监会就会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会对我们的执照发放政策进行重检，我们会倾听市场的声音，对我们的思想进行重新检查，看我们是不是方向错误，能不能改进工作。如果这是我的职责范围之内，我必须要和政府进行沟通，和兄弟监管机构沟通，希望得到一些答案，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反馈。

　　提问：银行现金泛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明康：我回答这个问题，目前中国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认为现在的环境非常复杂，因为全球的定量宽松政策对于我们银行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银行对自己过去几年发放的贷款进行检查，要进行尽职调查，如果发现问题的话他们必须找到方法来进行风险的环视，并把风险报告发给我们。如果涉及资产比较大，资产的权重会增加，今年的资本权重会增加，如果偿债比例不增加，资本权重可能是140%，250%或者是300%。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号，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要保证在高风险的资产领域，我们必须要保持谨慎。现在银行正在进行自我的检查，因为时间也有限，我不想具体的讲他们在哪些方面风险比较高，我想银行都知道。因为我们每个季度都会进行情况最新的分析，并且与银行进行对话，我们会详细的和他们沟通，目前我们对风险状况的理解，我们不希望能够掩盖任何中国银行系统的缺陷。我们都是批判性的思考者，我们正在对于银行进行批判性的重检。

　　汤姆·伊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我注意到刘明康最后一部分的发言，使得大家都没有关注自己的黑莓，所以我们的讨论非常成功，而且我觉得大家的问题都提得非常好，因为时间有限非常抱歉，我们没有覆盖很多的内容，但我要感谢大家的发言，感谢博鳌亚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