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3月21日电 (实习记者 隋立明) 今天，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在北京继续举行。第六单元以“‘十二五’规划与宏观经济政策”为主题的讨论，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思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让增长变得更具有持续性，并且避免边际回报递减的陷阱。

　　以下为发言全文：

　　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其实这个“十二五”规划并不是以这种过去意义上的计划，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市场扮演的角色或者作用也越来越大，而不是真正的由计划来主导这个市场。既然不是一个计划的话，到底是什么呢？这个规划与其说是规划，还不如说是一系列政策之间的组合，政策都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至少有五个基本的转变：第一，改变增长的模式，尤其是在供应方面的结构，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全球市场份额变得足够大了，让扩张的步伐没有那么快了，同时发达国家经济体增长趋势，可能还有逆风的情况，未来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第二，对需求的再平衡，尤其从投资和出口转向国内需求。第三，去适应一个不断快速城市化的人口结构，保证有足够的激励措施，让过程变得尽可能的有效。第四，建立足够的社会基础设施，建成一个和谐社会，尤其特别强调机会的均等。第五，担任与中国实力相符的国际职责，包括在稳定增长和可持续方面，包括处理气侯变化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中国中等收入的过渡有一些共同的，也有一些独特的特点。实际上现在很少的经济体，大概只有五个国家，他们能够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实现这样一个过渡。而像中国这么大和中国这么多元性的经济体，这么大的国家走这样一个道路是前所未有的。这五个转折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当中就已经承认需要这样一个需求，但是现在的紧迫性变得更高了。

　　中国采取了一个正确的观点，计划和市场可以和谐共处。一方面国际的经验也支持这样一个方法，实际上有很多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都能够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的结合起来。每一个国家都成功的实现了它们从低收入向高等和中高收入的这样一个转变。没有一个国家让他们极端的相信所谓自由市场的模式。而国际的经验同时也表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平衡会在这个国家逐渐走向富裕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倾向于市场，这样一个结构上的变革将会更多的由市场的机会，还有创业的一些努力来推动、来支持，因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新的企业和事业。

　　为了支持这样一个转变需要做几样事情：首先，那些传统部门劳动密集型企业，他们过去为增长做出贡献，现在会逐渐丧失他们的竞争力，因为他们也需要做出调整，比如说更多的向内地转移。同时还有让那些公司在价值链的高端更多的前进。当然在现状当中有很多既得利益团体，有时会出现抵制的情况出现，造成变革的停滞或者是停止。不管是实际，还是民意的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有利的机制，因此不应当逆转这样一个趋势。同时，在金融行业的发展方面，它能够给储蓄和金融中介方面带来更多的选择，同时给股本和信用市场带来更高的效率，同时也可以给更多的企业带来支撑。因此不管是贸易还是非贸易领域都需要金融行业的增长。所有的行业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转向城市。当然了，很多这些工作都会在城市里面所谓非贸易的服务型部门产生，因为不管是在出口还是在制造部门，他们虽然会逐渐的走向内地，但是他们不管怎么样，最终会逐渐走向增长速度放缓下来，并且会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所以它必须要被替代，主要是那些国内需求所驱动的，尤其是在大型服务性行业所替代，比如说建筑，城市运营方面。

　　在户口体系方面，我觉得需要取消它。而且所谓的农村移民最终要成为拥有完全身份的这种城市市民。当然了，如果不愿意这么做的话，更多是因为害怕城市化进程太快，或者是太不平衡。农村人之所以来到城市，不是因为城市有机会，而是农村没有机会。拉丁美洲他们的经验，他们土地比较集中，所以他们的城市化更多来自于农村的推动，而不是城市自身的吸引力。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以关注这个问题。

　　但是户口体系可能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体系当中，有很多相互关联的部分都需要共同取得进展，一方面我们需要国内需求不断上升，然后在供应方面需要金融行业做出更多的回应，然后城市和社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被建立起来，以支持这样一个进程；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社会激励机制存在，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且带来一个有规则、有序的进程。同时随着私营部门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架构和政策来支持竞争，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市场的开放，知识产权，以及社会保障网。

　　同时，在技术这个方面，可能也更多在强调本土创新，这也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一个东西。中国是一个大型而复杂的经济体，有不同层级的政府，他们的表现如何呢？对于成功也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特别强调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融合，在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当中，同时设置足够或者适当的这些激励措施，它也是一个成功实施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需要一个正确的衡量和透明度的体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正确的指标和准确的指数，它能够准确的帮助人们了解不管是经济社会还是环境方面的目标是不是能够准确的反映事实？实际上国际的这些经验表明，来自于市民社会、来自于企业、来自于相关不同政府的及时回应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问题，并且让我们找到过程当中一些纠正的办法，同时提高我们的服务和业绩的表现。实际上其他国家已经从公共咨询的方面获得很大的收益，尤其是政策设计方面，实际上中国在“十二五”计划当中也是从各个地方、各个省市的这些民众当中广泛的征集了经验，而现在应当让公众更多参与进来，监督“十二五”计划实施的进程。

　　我再谈谈中国公共部门的问题，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很大，包括土地，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大量的储备，还有国有企业当中多数股权大量财富的拥有。国有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方面占到一半，在市场当中的利润占了1/3，在所有的国家，这些资产都是以一个公民信托的形式存在，然后被建立起来，并且在应用的过程当中主要是获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发展。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好的，绝大多数的国家让他们公共部门的投资，希望他能够达到足够快的速度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恰恰不需要这一点，因为中国哪怕现在消费少一点，但是为未来的增长愿意下功夫，进行公共部门的投资，同时在过去的改革当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战略的执行时间有些特别长了，比如说对公共部门进行投资的时候，可能一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是未来如果加大这方面的投资就需要足够的社会回报率支持，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同时可能在90年代的时候，国有企业因为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可以有比较高的留存的收益和分红。但是，这个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国有企业的收入他们如果进行再投资的话，就必须也要接受同样的、高回报的标准检验，要不然的话它的增长最终会缓慢下来。同时那些不能被投资的部分，重新导进高收益投资的类别，不仅是公共还是私营部门，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或者是投入到那些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险的这些部门。

　　当然，国有企业现在也进行了自身的变革，它们也必须接受市场规则的考验和市场激励的衡量，尤其是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当然后者可能在资本市场做得还不够。现在工资不断的上升，劳动力富足方面出现了逆转，因此中国的结构需要在经济需求面出现变化，更多朝向依靠可支配收入和政府的消费，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方面的消费会不会增加。不管怎么样，它都会回到高回报的投资当中。问题是，并不是说它会回到哪里，不管怎么样，不管政府的消费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消费，都是代表了国内累计的总需求的增长。而这个方面，从供给到需求方面的转变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变化是有必要的，这样就需要把所有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投资的需求寄予对经济回报方面的一个测试。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国有企业需要进行私有化，中国实际上现在设定了七个战略产业，七个战略产业当中，国家继续保持主导性的所有者地位，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完全好主意。我知道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例证，可能整体的私有化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国际的经验表明，它取决于不同的部门，也就是说各有各的情况，在有些部门，可能有更多的竞争会有更多的收益，会提高它的效率，会带来更多的业绩改善。但是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总需求转变到另外一种增长模式，可以让增长变得更具有持续性，并且避免边际回报递减的陷阱，也就是改变现有投资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