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美首脑外交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回顾重新打开交往大门近40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两国关系虽然曾经遭遇颇多困难曲折甚至发生严重倒退，但总体上一直在两国最高层的谋划和掌握之下，朝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前进。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两国最高领导人站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高度，历史性地重新打开了双边关系的大门，使之朝着正常化方向不断前进。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邀请正式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美国。中美关系从此迈向新的历史阶段，带动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这为中国营造良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次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回访，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第三次和第四次首脑互访，把两国关系全面带出了1989年之后的低谷，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再次提速，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2006年胡锦涛主席回访美国，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持续发展。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执政当年实现访华，与胡锦涛主席及其他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中美关系在积极合作全面的新定位上向前推进。

　　近40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为两国关系发展把脉和掌舵，不仅是在不断地矫正这对世界重要双边关系的前行方向，而且是在从最高层面寻求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和扩大共识合作，持续不断地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还是在搭建战略框架，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顶层设计和保障，进而使中美关系一次又一次破冰顶浪向前挺进。

　　经过近40年的累积，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的变化，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关系。说其重要，是由于中美分别作为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提升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最大也是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但综合实力依然超强的发达国家，两国关系现状和走向对各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的影响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说其复杂，是由于中美关系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均已经达到新的水平，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而且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多个层面，还在双边、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呈现多样的趋向。

　　从2009年到2010年，中美关系再度跌宕起伏。总体看，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发展势头，各层次和各领域对话沟通更加密集，战略与经济对话实现整合并成功举行了两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得以建立，利益交融愈加深入，经贸、能源、环境、反恐、执法、人文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在金融危机应对、重大地区热点和全球性问题上加强协调，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始终是主流，两国关系的战略内涵和全球影响不断增加。

　　但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中的新旧问题交织杂陈、利益和认知的碰撞摩擦持续不断，特别是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日趋激烈，引发重大危机的风险明显增大。这充分表明两国需要基于新的现实和条件，调整相互认知，重新定位关系，构建新的框架。特别是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深入推进，格局转换和体系转型加快的大背景下，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众院主张在人权、中国军力发展、对台军售等问题上对华施压声音上扬，美国对华政策正在酝酿重大调整，中美关系走到又一个战略十字路口。这种新事态尤其紧迫地需要两国领导人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校准方向，从多视角、多层面和多维度为两国关系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

　　值此重要的历史关节，胡锦涛主席将于1月18-21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就两国经贸关系、军事交流和东北亚形势等议题举行重要会谈。这次会晤尽管不能解决相互关系中已存在和可能出现的所有甚至多数问题，但仍将发挥首脑外交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双方从相互促进的角度展开竞争，用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彼此的差异和分歧；以强有力的战略克制和耐心，并通过加强危机管理来妥善处理矛盾和冲突，尽可能多地开展互利双赢的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共同为维护国际和地区特别是亚太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更多贡献。同时，胡锦涛主席还将在芝加哥和华盛顿等地出席一系列重要活动，与美国各界进行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将是首脑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推动两国人民扩大交往，为中美友好进一步夯实社会和民意基础，把中美积极合作全面地推向新的高度。(文/高祖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瞭望》文章：从奥巴马访华到胡锦涛访美

　　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前后，中美关系“晴空一片”。而之后的一年多，两国关系却是阴晴不定，有时天刚放晴，却又飘过来一片乌云。现在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在即，中美关系又如雨后初霁，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话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U形转弯”。

　　战略竞争新特点？

　　评点自奥巴马访华到现在一年多的中美关系，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用了“风云突变，动荡起伏”八个字。

　　在倪峰看来，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已经历了两个回合的角力。头一个回合发生在2010年1月至3月期间，矛盾的焦点主要围绕着一些双边议题，如对台军售、谷歌事件、奥巴马见达赖和人民币汇率等。而到四五月间，中美关系一度峰回路转。

　　他补充道，但自6月开始，两国又陷入另一轮交锋，交锋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沿临近中国的海域展开，从黄海军演到南海问题、到钓鱼岛问题、再到最近的延坪岛炮击事件。一条沿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展开，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的政治人物炮制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中国议题”泡沫，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升温。

　　“这一戏剧性变化看似中美关系起伏不定发展规律的某种常态表现，但细加分析，又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常态，凸显中美战略竞争若干值得深思的新特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袁鹏将这些新特点具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全面性。以往中美之间的冲突和摩擦，领域相对单一，内容较为集中，而此番博弈则几乎牵扯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且时间密集，频度很高。这表明，中美关系已成为一种利益高度交织、利害彼此攸关的全面战略关系，各种问题环环相扣，靠反应式应对或逐一解决已很难。

　　——深刻性。此番争斗发生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大时空背景下，也因此使得今天的中美竞争被赋予“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特殊含义，显得更为深刻。

　　——危险性。此番中美较量，不仅直接触及南海、黄海等军事摩擦敏感地带，而且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正面交锋，冲击中国金融安全脆弱领域；对台军售问题不仅未能实现妥协，反而强化了各自立场。上述问题相互牵连，彼此影响，更增添了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

　　——长远性。中美关系呈现出的这些新特点只是新时期两国关系内涵和外延变化的开始，它预示两国在相当长时期不仅将继续面对以前的争议，还将面对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倪峰也认为，这一年间中美经历的两轮角力和摩擦新特征明显：范围广、密度高，第三方因素由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渐次退化成消极因素，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双边范畴，更引发了整个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一轮明显的互动，外溢效应异常突出。

　　“尽管在两轮交锋中，中美关系仍然维持着一种斗而不破的局面，两国领导人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继续开展，但是，2010年经历的风波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已经走出了‘9·11’事件以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过渡期，”倪峰说。

　　中美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

　　被严重放大

　　中美关系出现的这些新特点，使得两国学者普遍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担忧。一些激进的学者和媒体己开始炒作“美国对华进行战略围堵”、“中美进入新冷战”等话题。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判断？

　　袁鹏分析，原因在于，与以往中美关系的起伏相比，此轮起伏最根本的不同因素有两点。首先是两国实力对比的微妙变化恰与国际体系变迁产生共振，致使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被严重放大。

　　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国力受到较大影响，而中国经济则继续高速增长，使得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之势超出两国预期。更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中美实力变化同西方世界整体沉沦、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世界权力重心东移等国际格局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给人留下美国等同于西方或老牌大国、中国等同于东方或新兴大国的印象，造成中美全面战略较量的幻象。于是，积极论者主张构建中美“两国集团”，以合作方式规避冲突、共同引领世界转型；消极论者则渲染中美“战略对抗”，认为中美提前进入战略摊牌期，“新冷战”难以避免。

　　其次，两国战略心态的微妙变化恰与两国国内政治社会生态的变化相结合，使得双方国民心态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影响彼此的战略判断。

　　实力对比的变化投射到国民心态上，呈现出美国自信心下降，敏感性、脆弱性上升，中国自信心增强，自豪感、自傲感上升的特点。而这一变化又同两国国内变化相互影响。美国方面，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反映在外交上，则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表现在对华政策上，则是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

　　中国方面，随着社会生态日趋多元，对外强硬、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方面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

　　美国的“两面”与焦虑

　　倪峰认为，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年来的风波是由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美国认识到，在许多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用原来冷战时对付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显然行不通；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担忧，试图采用各种办法延迟中国的发展，并试图以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中国。概括起来，也就是“接触加防范”的两手战略。尽管美国历届政府在说法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美国对华战略中“防范”的一手一直是造成中美关系出现动荡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不放弃这一手，中美关系随时可能因各种问题出现起落。

　　倪峰分析，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之所以开局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尔街金融风暴，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冲击与影响，丝毫不亚于“9·11”。如果说美国的反恐战略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协调，那么要摆脱金融危机，中国的作用更加不可或缺。希拉里发出中美“同舟共济”的呼声，实是迫于现实的心声。而2009年底，世界经济在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之后已经有了复苏的迹象，在这一新的背景之下，中美两国间之前被隐藏的一些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国内因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倪峰说，2010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面对共和党咄咄逼人的进攻，为了保住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奥巴马政府采用以牺牲对外关系的做法来换取国内政治利益。

　　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更是主因。倪峰强调，在美国看来，中国崛起在三个根本性方面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挑战：第一，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资源、能源、经济上的挑战；第二，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有可能给美国带来政治、意识形态、发展模式的挑战；第三，作为世界上尚未完全解决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大国的崛起，中国也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军事安全上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防范意识显著增强。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在上世纪90年代对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定性，即“非敌非友”。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在国内事务中既不实行多元化，也不实行极权化；既进行富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又不完全采纳资本主义或放任自由的经济理论。”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有一段关于中美关系的评论也非常经典，他说，“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之前，中美关系将仅仅是基于利益的需求而非共同的价值”。多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在这个框架之内。

　　倪峰指出，他最近在与美方学者的交流中发现，后者已开始承认，2010年美国的对华政策的确作出了一些重要调整。如果说奥巴马政府上任初始的对华政策更加强调“借重”的话，2010年的政策更加强调“平衡”，其核心内容就是调动各种力量和手段，以施压和竞争的方式，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

　　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战略建立在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判断基础上。过去30多年，美国对华判断出现过多次失误，主要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不断涌现，而最终都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幻觉。

　　“基于此，大体在2005年左右，美国朝野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一个不会崩溃、并已成功崛起的中国，其标志就是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论。”袁鹏说，其重要意义在于，美国从战略心理层面已无可奈何地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而且似乎认定，只要这种崛起是和平的，且不对美国构成直接挑战、有助于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美国大体可以接受，并愿意同中国成为共同维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利益攸关方”。

　　然而，在经历2010年初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之后，美国战略界掀起新一轮对华政策大辩论：中国作为美国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大增？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和平崛起的中国对美国也是挑战？

　　美国要调整心态

　　“对于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美国要调整心态，”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陶文钊说。

　　他认为，首先，美国要确实准备接受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要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过敏心理。其次，美国要习惯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利益，与美国不同的利益，因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有不同的政策和做法。第三，美国要改变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心态，更加平等地对待别的国家。

　　“这几条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尤其美国超级大国当惯了，习惯成了自然，成了政治文化和行为方式。但不改也是不行的，因为中国总是要发展的，美中两国间常常会有摩擦，美国人自己老是忧心忡忡，日子会过得很不舒服。”

　　在确定胡锦涛主席访美日程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与中国为友》的文章引人关注，他认为，在开启合作关系30年后，美国和中国不应忌讳对两国的分歧进行坦率的讨论。而未能巩固并扩大两国之间的合作将不仅有损于两国自己，而且有损于整个世界。两国都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避免由相互对抗加剧所导致的伤害；双方都要知道，一方的危机可能损害另一方。

　　“中美关系太大了，不仅对两国，而且对地区和全球影响太大了，”陶文钊认为，应继续拓展中美两国关系，拓展两国合作领域，这既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美国人是信奉实力的，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会对中国有更多的尊重。现在中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没有过时，中国仍然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国际环境，包括中美关系。

　　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上有各种估计和预测，有的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两国“可能会陷入逐渐升级的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可能会加速到来，甚至发生战争，或者“代理人战争”。陶文钊表示，“这种估计未免过于悲观。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没有历史的必然性。”

　　他指出，首先，两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没有改变两国具有广泛共同利益这一基本属性，尤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其次，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双方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性；第三，两国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改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过去30多年来，中国是在现存国际体系内得到发展的，这个体系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起来的，是由美国主导的。中国可以在这个体系内发展，美国和西方可以容忍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事实是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但它却是一个事实。这种情况也还会继续下去。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海霞

　　《瞭望》文章：如何开启中美关系的新局面

　　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

　　2011年1月18日，中美关系将迎来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美两国上下乃至国际社会对此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和猜想。

　　定向未来中美关系

　　美国的国策大家、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将此次胡锦涛访问的重要性与30多年前邓小平的美国之行相提并论，主张中美领导人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确定两国合作的历史潜力，使这一空前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超越单纯的双边利益，引领21世纪全球政治的道德规则；稍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表示，胡主席此访是中美双方承前启后，推进新时期两国关系的重大安排，双方领导人将借此机会共同规划未来合作蓝图。

　　自2009年初奥巴马执政以来，“胡奥会”已在双边和多边的场合进行过7次，其密度远超过往届首脑交往。为什么这一次中美领导人见面尤为重要呢？

　　首先，在全球层面，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处于持续变动、调整和创新的关键节点上，无论是全球生产和贸易的恢复性增长、货币与金融流动性的稳定，还是国际机制的改革、区域性整合与治理、安全责任的再分配及热点冲突的危机管理，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需要中美两国集合智慧，一同探索兼顾近期和长远发展利益，平衡各类矛盾的对策思路。

　　其次，在地区层面，东亚一方面是全球经济高速而持续增长的佼佼者，另一方面也是历史遗留的矛盾和潜在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由于区域化过程中集体安全机制的缺位，这一地区的政治互信和安全保障相对脆弱，成为经济繁荣和泛成员间可持续合作的长期瓶颈。中美两国在东亚均有重大的发展和安全利益，既是某些“问题”本身的一部分或间接的历史成因，也难以排拒地区内其他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陷阱”。因此，能否面向21世纪的新潮流与新格局，走出传统的地缘政治窠臼而共同规划新的东亚发展战略，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闯过的一场“大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双边层次上，中美关系诸多“发展中的烦恼”总是如影随形。2010年，双方既有对“售武”、达赖、汇率等老问题的争执，也在“谷歌”、黄海和南海等领域产生新的纠纷。这些麻烦一度引起双方战略研究界的焦虑，怀疑和指责彼此错判形势，进行危险的“试水”(testingwater)之举，挤压对方的利益和安全空间。

　　中美重新打开交往大门已有40年，现在两国正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口，如何超越眼前的分歧和矛盾，为相互关系作出富有远见的正确定位，营造未来双方合作共赢的新局面，无疑是两个大国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双方的战略选择及中美关系的走向必将对两国人民的福祉、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即将到来的“胡奥会”最应该和最可能完成的使命，是双方领导人通过面对面的深入交谈，为未来的总体关系“定向”。同时，开创中美关系的新局面自然不能靠领导人的一、两次出访来完成，还要依靠双方不断作出坦诚的、建设性、可信的后续努力才能塑造成形。今后几年内，中美两国应在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性进展：其一，确定合作性质；其二，探索深度共处的方式；其三，夯实民意基础。

　　选择“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

　　中美关系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活力，也最为复杂的一组双边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两国战略界人士在如何定位未来中美关系上的想法不尽一致。

　　从积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承认两国之间合作的必要性，中国人依然把美国视为自身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无论是建设“硬”实力还是“软”力量，特别是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管理多元化社会乃至进一步走向对外开放等许多方面还需要继续拜美国为师，向美国学习的历史过程还将持续很久，因此应力戒“骄妄与自负”的心态，继续当好小学生；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崛起本身存在为美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合理性，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对于中国的规模、力量和地理优势，美国必须在处理未来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加以更有效地利用，而不断增加的共同利益与风险管理也将把两国继续捆绑在一起。

　　从消极的方面看，双方都深感中美关系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中国人担心美国有可能将中国锁定为“头号挑战者”，实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行为压制和减缓中国发展，美国一味采取霸权战略将导致中美关系“走向质变”；美国人则强调中国的国家发展方向和国际政策动机趋于模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甚至出现与美国“对着干”的苗头。

　　回顾4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美关系的非对称性始终存在，但是中方在邓小平的教导下，一直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方针，这是基于宏大的历史机遇感和超越意识形态与文化差异的政治勇气所建立的对美战略观，也一再为中国的飞速进步和中美关系业已形成的发展主流所证明。

　　相比之下，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对华政策始终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思想之间摇摆，随着美国实力的消长频繁调整，从而缺乏长期的连续性。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定位，两国有识之士都应该采取一种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思考。马克思说过，“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对美国人而言，师生关系不必等同于学生必须照搬照抄老师的思维方式和标准答案，学生也不可能有问必答而且准确无误。对于中国人来说，老师发威，甚至不时挥一挥教鞭，放几句狠话，倒不至于真是要“逼人造反”。只要双方的底线都设定在“继续上课”这一点上，这一关系就大有改进、转圜和合作的时间与空间。

　　总而言之，未来中美关系的实质将是利益分享为主，观念和实力竞争为次的共生共损型关系，两面交织将继续成为一种独特的“混合动力”，令双方都无法忽略其超过其他关系的首要意义。这是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也是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所决定的。因此，双方政治领袖和高层决策人士应理性地选择“比翼双飞”的模式，避免“迎头相撞”的迷思，共同推动这一关系在新世纪实现“软着陆”。

　　深度相处“八方”着力

　　推进中美“比翼双飞”，避免“迎头相撞”，还需要两国采取积极的态度找到深度共处的具体方式。

　　其一，换位思考，加深互信。在20世纪前半叶成为世界首强之前的100年中，美国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多次遭受英国的干涉、欺凌甚至入侵。1812年，英军甚至占领华盛顿，火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在这100年中，美国政府意识清醒，主要修成三个“正果”：

　　首先是对内调动百姓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法制社会，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终于走上民富国强的坦途；其次是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再就是构筑了稳定的周边环境，并以倡导多边国际体制的先进外交思想跻身世界大国之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1870年到1913年的40多年中，美国经济规模从全球称雄到超过英国或德国的两倍半，“美国世纪”已然降临，但是美国并没有采取昔日英国那样的庞大的军事政治殖民体系，这就为后来世界体系的和平转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从比较意义上来说，中国走向现代化强盛之路的内外部条件与当年的美国有诸多不同，面临着美国所没有遇到过的巨大局限性。比如，美国并未经过封建农耕社会的发展阶段，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选择了工商立国的捷径，而中国当下仍然要为解构城乡二元化的长期挑战而发愁；美国工业化进程可谓天时、地利皆备，而中国今天正倍受资源、环境、气候、生态等挑战的困扰；美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社会，而中国在控制庞大的人口基数增长的同时，正在以位数速度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15年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14%，到本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美国地理位势独佳，领土(海)毗邻国家大大少于中国，其边界扩张早在19世纪就基本完成，且多以外交加赎买的方式解决。而中国长期遭受外敌入侵和领土瓜分，至今仍与1国有陆界主权争议，与8国有海洋主权或划界争议。凡此种种，都必然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性地借鉴美国经验，对内不断拆解历史和自然禀赋的包袱，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现代化社会，对外奉行全方位和平合作政策，通过协商互让解决分歧和争端。中国领导人也一直明确表示，无论中国如何发展，都一定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因为称霸既有悖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

　　其二，有效调节舆论环境的“温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西方媒体、智库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发展速度以及中国军事技术的某个突破性进展，推断守成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攻防态势将发生转换，双方结构性矛盾上升，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大。这些片面的舆论不仅容易误导公众，而且也给理性决策者增加了心理压力。为此，美国政府应该通过发表官方报告、政策皮书或其他公共关系载体，提供中美全面比较的真实数据和权威分析为之“降温”。中国政府也应该采取同样办法，系统向国内公众介绍中美关系各领域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出现较大困难时，更应主动引导媒体和公众看到积极因素和改善的可能。

　　其三，保持合理的政策“摆幅”。中美关系的最大难点在于国内政治因素容易引起外交政策的波动，使领导人的直接控制力受到削弱。未来两年，美国将再度进入大选，政策班底可能调整，对华关系指导思想难免出现“钟摆效应”。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对美关系方针，不会因领导人更迭而改变，但客观上接班者毕竟要经过或长或短的内部机制磨合。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日趋全面和复杂，双方都必须加强内部的高度协调机制和专业化执行能力，避免左右矛盾，前后失据，造成这一关系发生较大的起伏。

　　其四，加强危机预防和管理。由于全面和深入的相互接触，中美关系需要在多层次、宽领域进一步交流与磨合，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双方应将管理的关口前移，通过平等协商建立在敏感问题、敏感区域的共同行动准则，改进内部及相互之间的通报机制，及时将突发事件控制在技术层面。为此，应特别注意发展两国两军基层官员的交往，适时增加相关知识和规范的共同培训。

　　其五，维护相关政策的底线。长期以来，美国东亚政策在三个敏感问题上刻意保持某种模糊的空间，一是所谓“协防”台湾，二是与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在保证航行自由的前提下不介入南海地区争端。三个问题均关涉中国的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周边稳定，要保证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大局，美方须顺应台海两岸和平与和解的历史趋势，切实履行中美“8·17”公报中逐步减少对台军售的承诺，在对朝关系难以正常化的情况下不得轻易用武。中方无意阻扰和控制美国舰船在南海地区的无害通行，因此美方无理由改变其政策而推动南海争议国际化。

　　其六，对涉及双方重要关切的矛盾应合力“解扣”。当前，美国经济各项恢复性指标不尽理想，尤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表明重振消费和刺激生产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为尽快改善出口形势，带动相关产业的复苏，美国一方面实施适量的货币宽松政策，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导致美元贬值，另一方面则加大对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压力。然而，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汇率不能根据单方面的经济状况来决定，而主要取决于双方相对经济增长率、相对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多种因素。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中国，且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政策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大于中国的政策变化对美国的影响，所以，罔顾历史成因，将中美贸易失衡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被低估”有失公允。重要的是，当大国之间产生与汇率相关的争议时，必须相互协调，在彼此立场的合理可行部分中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能动辄将之政治化。从近期看，尽管中国率先走出世界性金融危机，恢复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由于产业动力分布不均，就业机会增量有限，通胀压力增大，收入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巨大。而当上述困难有所减轻时，中国应抓住机会使人民币合理升值以纠正贸易和直接投入外资“双顺差”的不利格局。既可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改善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调整经济结构、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同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

　　其七，在第三方问题上应取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默契。东亚地缘政治具有小国利用大国矛盾而自重的传统特点。冷战期间，中美曾数次被动卷入局部战争，都与小国冲突有直接的关系。历史的教训昭示我们，在涉及第三方问题上，中美和则两利，争则两伤。为开创建设性的地区安全秩序，中美两国首先应在“有所不为”上形成默契，不主动去“搅浑水”以从中渔利，不鼓励任何破坏信任和稳定的言行。在“有所为”方面，中美应积极顺应区域力量“多极”增长的趋势，持续调整自身的观念和政策工具，树立公正公平、促和维稳的道德形象，推动地区各类多边合作框架的构建。

　　其八，加深两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之间的个人交谊。除直接见面外，增加各种专业热线联系有助于缩短两国之间信息沟通的地理与心理距离，改善决策认知和目标的透明度，减少误判的几率。

　　中美关系根本改善取决于

　　民意的改善

　　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中美社会殊异，也是两国之间外交力量长期不对称的根源所在。美国政治体制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至上等价值观之上，尽管长期以来外交一直属于精英治国的传统领地，但是其内部机制仍然表现出鲜明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交替竞争的特点，这些思想在公众中具有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反过来又通过这些部门的公共关系工作不断“回灌”给社会，再以爱国主义、世界主义等教条为百姓准备好简单的“是与非”、“善与恶”等答案。处于两者之间，有大量的专业协会、研究机构、企业、社团及形形色色的公关公司等充当中介角色，为美国社会的多元利益甚至外国利益集团进行合法的代言、游说活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背后始终存在各种思想和利益的现实博弈，在相关部门决策以及国会审议重要涉华议案的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现。

　　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的根本改善取决于民意的改善。只有通过系统地做好美国人民的工作，才能真正开创继而维护好中美合作的新局面。在此次访美期间，胡主席将广泛接触美国各界人士，系统阐述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和发展新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主张，并向广大美国人民、特别是美国青少年发出积极参与中美友好事业的邀请，这无疑是“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思想的具体体现。未来一个时期，有关部门应抓住机遇，做好对美公共外交的行动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组织、协调相关力量先从以下几个环节上作出尝试：

　　一是推动中小企业对华合作。美国现有中小企业2千多万家，占全美企业总数的99%，国内生产总值的40%，就业人口总数的60%。美国每年新增就业机会的2/3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发明专利由中小企业拥有，小企业的人均创新率是大公司的两倍。同时，中小企业一般都存在融资困难，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最为严重。中国应有选择地组织力量，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其以专利入股、技术合作等形式来华开展业务，鼓励地方政府组织企业赴美进行技术招商，或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美国中小企业在华创业园区，还可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美中小企业聚集地区召开大型洽谈会，促进有竞争力的中国民营企业购买或参股优质企业。

　　二是通过公众人物和生动事实扩大在美视听。美国社会普遍崇尚个人魅力和公益性活动，易于接受个人奋斗的传奇与社会成长的经验实证，美国的对外宣传及公共外交也经常以公众人物为中心，打造代表“美国梦想”的鲜活形象。增进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了解，扩大在美视听，就要制定具有鲜明针对性的公共传播策略，选择具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和丰富说明性的中国故事，由一大批活跃在各领域、各阶层的中国公众人物直接向美国社会讲述真实的、变动中的中国。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进行的“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已经提供了很好的脚本，可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些在美国具有知名度的人物、事件和话题，从而发挥其“连心桥”的潜在作用。

　　三是建立与美国舆论领袖的常态化互动与合作。受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领导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由政府掌握。换言之，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原则为媒体经常发表背离官方对外政策的观点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空间，而实际主导外交政策辩论的是美国的知名记者和编辑、专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他们被认为是舆论领袖。做好这部分人的工作，需要长期、细致和有效的计划安排，一方面要建立与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为他们在华工作和访问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需要配置好国内资源，通过他们不断地向美国媒体输出大量信息。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舆论领袖要持宽容态度，允许他们说错话，说过头话，甚至是尖锐批评，允许他们有更长的时间客观地认识中国。总之，要通过尊重其独立性达到团结的目的。

　　四是与美国大型公关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美国是一个高度市场经济的商品化社会，要有力地推进上述活动，取得预期的实效，一个十分重要和经济的办法就是与当地的知名公共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一方面可以及时获取改进建议，修正行动方案，另一方面，则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法律风险，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较快地接近工作目标。这一点已为许多国家在美开展政策公关工作的经验所证明。

　　五是扩大对美教育交流。政府的一项粗略统计显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已有约1600所美国公立及私立中小学校开设了汉语课，地区分布除东海岸或西海岸外，已开始延伸到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及犹他州等腹地或偏远地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未来美国学生来华留学和访问的机会将大幅增加。目前，中国教育部已经对部分学校汉语教学给予资助，未来应继续扩大资助范围，还可考虑在国家留学基金框架下增加美国学生来华学习的专项资金，还要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中国高校乃至中学设立美国学生、教师来华研修资助项目。同时，国家汉办应改进相关条件要求和教学培训，提高师资待遇，注意利用退休教师等社会资源扩大赴美教学的队伍。(文/吴白乙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瞭望》文章：“胡奥会”前展望中美军事关系

　　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阻碍了军事互信，化解之道关键在于美国放下冷战思维，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中国

　　1月12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参观访问了中国第二炮兵司令部，并以长城为最后一站结束了为期4天的中国行。

　　盖茨的4天中国行，规格高且内容丰富务实：与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以及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等领导人会谈；并成为继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凯尔顿之后，第三位访问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美国高官。

　　中美军事关系向来被视为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在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交往的数次起伏中，军事关系总是率先恶化，滞后发展。

　　2010年初中美军事关系再陷低潮，年末岁初两军高层互访又使其呈现“破冰”迹象。随着1月18日胡锦涛启程访美，两国军事关系有望跟随大势，迎来新的契机。

　　但形势依然不容过度乐观。2009年奥巴马访华后，国内舆论一度对中美关系维系平稳抱有较高期望，此后摩擦事件却接踵而至，中美关系迎来一场“冻雨”。

　　2011年，在新的世界格局变动背景下，站在中美关系战略性十字路口，两国军事关系何去何从？如何增进军事互信？中国当如何妥善应对？

　　《瞭望》新闻周刊为此先后采访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海军少将杨毅，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邀其一一作出研判。

　　“谨慎地抱有希望”

　　《瞭望》：此次胡锦涛访美，对中美两国军事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杨毅：这次访问的背景，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地位发生变化。虽然美国实力仍然非常强大，尤其是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其他国家短时期内无法超越，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产生一种战略焦虑症，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就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对对方力量、影响的心理认知出现差距。

　　中美军事关系因此也比较微妙，美国一直非常担忧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会挑战美国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优势，两国军事力量关系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此前中美两军恢复了一定交往，此次胡锦涛访美则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全面推进或定调，将对包括军事关系在内的各个领域双边关系进行促进、巩固、提升。

　　彭光谦：中美军事关系目前“气温”虽有回升，但还没有完全走出“冬天”。努力回到正常状态，特别是避免“极端灾害天气”，仍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

　　问题是，仅仅靠一方努力，是不行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去年一年是中美军事关系面临严峻挑战的一年，这样的局面绝不是由中国造成的。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损害过美国的任何利益，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中国的国防开支仅为美国的一个零头，中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和必要性，去挑战美国。但美国却一直把中国想象成堂·吉诃德的风车，不知疲倦地跑到中国家门口叫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美国。

　　中美关系目前再一次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如果任由美国沿着这套行为方式滑下去，中美之间紧绷的弦迟早会断。胡锦涛这次访美，就是希望在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敏感的、危机的时刻，再作一次真诚的努力，重新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重新确定中美关系发展方向，重新确认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分歧点，重新确认中美未来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

　　换句话说，就是要对中美战略关系再定位，双方核心利益再确认，危机管理机制再探讨，中美战略互信再积累。使命重大，任务艰巨。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至于能否取得成效，最终还要看美国，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厢情愿。我们只能是谨慎地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