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月15日消息，2011年1月15日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在京召开，会议第三分论坛是“十二五的机遇与挑战”，以下是论坛文字实录：

　　第一时段 主题：辉煌“十一五”

　　郑浩：

　　非常高兴大家能够参加今天下午的第三段论坛，因为到了下午的时段，相信大家精神上已经开始疲惫了，但是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分论坛里面，因为我们几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同回忆“十一五”主要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在“十一五”执行过程当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因此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同时在第二部分还要展望“十二五”，“十二五”到底对我们有哪些机遇和挑战，今天下午第三个论坛上，主题就是“十二五”的机遇和挑战。 f

　　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通过大屏幕共同回顾一下在“十一五”究竟取得了哪些主要的成就，形象上大家通过片段回忆一下我们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绩。

　　郑浩：

　　在“十一五”的时候，我们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十一五”后两年，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比较突出。在第一个分段里面我们请到了五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他们分别是：辽宁省原副省长、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先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内贸专家委员会主任、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先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王志乐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财经处处长梁云凤博士。

　　我们看到今天在台上坐的这五位嘉宾，他们有来自国家原来一些重要的部门，还有经济方面的一些专家、财经方面的专家，所以他们的观点，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思考亮点，特别是对刚刚过去的“十一五”到底有哪些问题暴露出来，在“十二五”的时候有哪些政策上的调整。我本人是凤凰卫视主持人郑浩。

　　下面请刘克崮先生谈一下，“十一五”时期，2008年正好处在一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建设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对全球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十一五”刚刚过去的时候，我们来回顾“十一五”，到底我们的执行情况怎么样？请您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刘克崮：

　　说到“十一五”，因为我是来自银行的，我重点说说金融方面的情况。我认为，“十一五”金融在“走下去”和“走出去”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整体上流动性是比较充裕的，我们对大企业供应的资金是很充分的，有时候银行之间还有很强的竞争。一方面，我们有充裕的流动性，好比我们在土地上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水库满满的，有时候多出来一点，就溢出来，可能流到绿豆上，流到文物上，流到股市上，流到房子上，发生一些涨价的问题。同时我们大家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草根经济体融资仍然很困难，就是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他们的融资仍然比较困难。

　　刘克崮：

　　但是我们高兴地看到，在2010年这个时期，经过五年的努力，小企业、微企业和个体户、农户的融资状况有了一些的改善。这之外，我们一直在做中小企业的融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一五”期间，中企业的融资难应该说基本解决了，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户的融资难问题有所改善。这里主要是中央非常重视、国务院指导也很有力，央行、银监会、工信部、财政部各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推动，给了出很多有力的政策。我们在三个层次上发挥了作用：一是大中金融机构，按照国务院的要求、银监会的推动，建立了中小企业贷款专营机构，自上而下，在给大企业、中企业放资的同时，建立了专营的机构，来对小企业、微企业进行放款，效果很明显，应该说所有的大金融机构都做到了，多数的中型金融机构也做到了。

　　刘克崮：

　　二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新加入农村放贷，城乡放贷的邮政储蓄银行，在这方面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还有很多的中小股份制银行，在对小、微企业的放款和农村金融的服务方面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在2008年到2010年应对金融危机，争取经济快速复苏的时期，对小企业、微企业的融资以及对农民的融资应该起了重要的作用。上午厉以宁教授说到，很多地方用工紧张了，这里面有自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相当一部分，2008年大量农民工回乡，再回去减少了，这就是中西部很多地区就业问题解决好了，基层的融资问题有所改善了，所以就地吸纳了相当多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成果是很突出的。

　　刘克崮：

　　三是新增了很多农村和基层的新兴金融机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还有农村合作社，还有贷款公司，这几个新的机构大多是在这五年开始建立、开始试点、开始发展。经过这五年之后，我们可以很高兴地看到，村镇银行由原来是几户试点现在发展到几百家了，小额贷款公司由2005年、2006年的7户开始试点，一直到2008年银监会、央行联合发了通知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那个时候也就是200多户，2010年末的最新数据，达到2800多户，贷款余额1000多亿。这是对小企业、微企业、个体户和广大的农民，有2亿的农民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刘克崮：

　　我刚才在外面和一些记者说，一方面我们流动性过剩，像巨大的水库。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干涸的土地。资金过多是一方面，干涸土地得不到资金是一方面。这里是什么问题？是缺乏系统，是缺乏把钱拿回来给缺钱的地方，我们在整个“十一五”规划期间这个状况有所改善。二是“走出去”，“走出去”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按照中央的号召，金融机构大量开始往外做，高峰时期是2006年以后。国外欧美银行流动性紧张，缺乏资金，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要求很强，特别是基础设施、民生、矿产资源的开发，中国的金融金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在投资，主要是信贷各方面积极的“走出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开发银行在拉美、非洲、亚洲做得比较积极的，现在开发银行的境外美元贷款已经达到了余额1300亿美元。中行总行在支持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在困难的时候积极调整进出口结构，在这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对人民币的结算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开行、中行都作了一些探讨。我们过去出境的少一些，像工商行在这五年也做了很多新的探索，工商银行在海外金融机构的购并，做了较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亚洲、非洲、拉美这三个方向，中国金融“走出去”都迅速的增长，同时支持了大量企业“走出去”，这样为我们稳出口、增内需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非常高兴，开发银行已经在2010年8月对委内瑞拉放了一笔100亿美元(合700亿人民币)，一个合同放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经验。有人说是贷款换资源，我觉得这个表述不准确，狭隘了，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双循环互惠大额融资”。“双循环”是我们把人民币给他，委内瑞拉拿着人民币到中国来买石油钻探设备、买大油轮，我们帮他修铁路，470公里的铁路，75亿美元，然后他来买铁轨、买机车，购买中国的石油工人、铁路工人给他们修铁路、修桥、修路，去了人民币回来，引出了我们设备、劳务的出口。这是一个循环。第二个循环，中石油拿着我们的人民币去委内瑞拉买他的石油，他的石油过来，是我们中国人缺的，这一个循环就带来了资源的进入。所以，这是一个双循环。我们的资金在这里起到一个龙头作用，一个资金把劳务带出去了，一个资金把石油带回来了，中间银行的贷款放出去、回收，我觉得是一个双循环互惠大额的融资。

　　刘克崮：

　　展望新的2010年，我觉得在金融的“走下去”和“走出去”两个方向，应该做出更大的成绩，在这儿呼吁一下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关注和支持。支持什么？第一，对于大量的小企业、微企业、农户放款，大银行来做很困难，要发挥小金融机构的作用，发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的作用，但是他们融资能力有限，中国不缺储蓄能力，我们有大量的能力把储蓄搞上来。所以，要建立批发融资机构，委托一些大银行把社会的资金积攒起来，然后向中小金融机构批发融资，典型的向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公司批发融资，由他们零售给微企业、个体户和农民。境外也是如此，这样我们“走下去”就要建立基层、小额的草根机构，同时给他们批发融资。另外，要支持中国金融企业在境外发展机构，分支网点，我们在外国的网点非常小，到处都是花旗的“小伞”，还有汇丰的几个“小菱形”，看不见工商、中行、开行更看不见了。现在这么多的国际活动，人民币“走出去”、全球化，是需要金融先行，机构要出去，队伍要出去，政府要支持他们，简化审批，促进他们“走出去”。第二，要多种方式，比如委贷、库存、期货购汇等等，或者共同投资、联合贷款，把资金给他们支持他们“走出去”。我们解决通胀问题，我认为既要堵更要疏，“堵”是国际收支平衡，“疏”是把人民币往下走，把人民币往外走，把美元还回全世界。

　　郑浩：

　　非常精彩，我们刚才听到刘克崮先生对“十一五”总体的回顾。其实，实际上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银行家，所以更多的是从金融的层面来看“十一五”时候的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在如何“走出去”所做出的一些成就，另外提出在“十二五”深化的改革，大家非常熟悉，刘克崮先生提出草根经营的概念，就是加大对个体生产性的农民、个体工商户进行经济上的支持，我相信在“十二五”的时候有关部门会考虑到加大对一些基层、个体的商业户或者农民金融上的支持。如果说刚才刘先生把目光放在草根的层面，当然他也提到了金融如果“走出去”。现在我们把它再提高到整个国家区域的战略上的布局上，就是区域上的布局，其实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经济发展的时间也出现或者暴露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如西部、沿海地区二元结构还是非常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在“十一五”的时候，有哪些政策出台，在区域布局上作了那些工作，我想请陈文玲女士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陈文玲：

　　谢谢郑浩先生。我今天想从一个新的角度谈一下对“十一五”的回顾，“十一五”取得的非常重大的成就，就是我们国家形成了区域经济的新的战略布局。新的战略布局，其实就是中国将来形成的若干的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新的空间、新的潜力和新的优势，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我们整个的区域布局也不只在“十一五”期间，实际上早就开始了这个区域布局，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加快了。我想形成的区域战略布局，以前我们主要讲东中西互动，以及东北这四个区域的互动。这是按板块结构形成的，我们国家从2003年以来推进形成这样一个格局。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十一五”期间应该非常关注的还有五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我们在“十一五”期间形成了我们国家一个完整的沿海战略布局，形成一个完整的沿海经济带、沿海的产业带、沿海的新的空间布局。从国务院2006年开始出台的，到目前为止出台的到2020年长周期的规划当中，我们从最南端的海南岛，然后是北部湾，然后是珠三角，然后是海峡西岸，然后是长三角，然后是江苏沿海经济带，然后是黄三角经济带，接下来就是环渤海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里面又有三点，一是天津滨海新区，二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三是河北的曹妃甸重化工基地。环渤海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图们江战略。图们江是发源于中国，然后流经朝鲜，注入日本海，因此它也是我们整个国家海洋经济带的一个重要的规划。大家可以看到，从最南端的海南岛，到最北端的图们江，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沿海经济带。我觉得这是我们“十一五”期间形成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域战略布局。

　　陈文玲：

　　“十一五”期间形成的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域布局，而且“十二五”期间还会延续的，就是我国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国务院2006年出台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最近又出台了新一轮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两轮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划分了四大类：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未来新一轮的区域布局将主要按照这个主体功能的划分，来确定它的区域战略布局，这是第二条主线。

　　第三条主线也非常重要，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的综合改革试验区，现在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我们总共出台了十种类型，十种类型包括综合改革试验区，像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综合改革试验区，还有一类是像成渝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就是解决城乡之间的关系。还有一类是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比如像青海的三江源，还有一类是循环经济试验区和“两型”社会试验区，我们出台了十个这样的试验区。这些是我们区域战略布局中非常重大的布局，因为试验区是什么？就是在全国要探索经验，走在全国的前面，为全国其他区域推进这些方面的工作，来创造经验、创造成套的做法。

　　第四条主线，我个人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主体各种特殊经济功能区的升级、转型、提升。各种特殊功能区大致分六类，现在都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比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这一轮调整之前，全国改革开放到现在是53个，通过几年的提升，通过省级开发区升格，现在全国已经达到了107个。比如高技术开发区，也在加快升级，还有出口加工区，还有保税区，还有保税港区，还有港区联动，这种特殊经济功能区在国家改革开放中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它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是机制体制改革的先行区、示范区，因此这种特殊功能区的转变，也是我们区域布局中的非常重大的一种调整，也是区域经济的新的引擎。

　　陈文玲：

　　最后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批城市群的形成，第二句话是国内一些新的经济增长引擎的形成，比如说关中到天水的经济带、皖江经济带、沈阳经济带，这些都是纳入国家规划的。以上讲的这六条主线，都是我们“十一五”期间推出来的区域经济方面的重大布局。按照这六条主线，我觉得我们国家将形成一种崭新的区域战略布局，这样对中国的发展注入重大的潜力。谢谢。

　　郑浩：

　　我们听到“十一五”期间，区域战略的重新布局和调整，使得我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又有了新的发展台阶，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又进一步加大，在即将到来的“十二五”，对中部地区的开发支持力度也会进一步提高。刚才我特别注意到陈文玲女士还提到图们江的发展计划，这是在东北一线，特别是图们江计划和朝鲜半岛局势有比较大的联系，尽管这个计划是在九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一直因为地区局势的复杂原因，到现在为止才重新加快启动，特别是和朝鲜的罗经市又开始进一步的合作，我们谈到从不同的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战略布局进一步开始了。如果说区域经济对自己国家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本质上的影响，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一些大的跨国公司的老板在去年达沃斯论坛上问，大量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进行市场开发，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温家宝已经向他们保证，他们所享受的一切待遇都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包括知识产权。但是在这方面，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在“十一五”期间，跨国公司在国内的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有请王志乐先生做一个解答。

　　王志乐：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会议开得非常给人以启发，就是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谈经济走势。在“十一五”期间，中国一共引进外资4545亿美元，如果把今年算作1000亿的话，今年有可能超过1000亿，在这五年当中中国引进的外资占中国改革开放30年总量的40%还多一些。在这个期间，中国的跨国公司也迅速的成长，中国的跨国公司从2006年以来，这五年当中，有了非常快的增长，如果今年对外投资达到了500亿美元的话，这五年中国对外投资一共达到2100亿美元，占三十年改革开放对外投资的总量70%多一些。也就是说，这个“十一五”的五年，无论是引进国外的跨国公司，还是“走出去”的中国跨国公司，都是非常大的规模，特别是对外投资，达到70%还要多。这些中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十一五”的发展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我们研究所最近对跨国公司的作用新的调查和研究，我们跟踪了差不多100多家国外的大公司，还有几十家中国的跨国公司。我们感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作用大体上有三个方面：

　　第一，发挥了发动机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时间关系不展开，这都很清楚了。

　　第二，前两年出现了认为我们“不差钱”为什么还要外资的观点。实际上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的国家，引进外资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国际接轨，我把它叫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催化剂的作用。而且现在正在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方式中，我认为这些大型跨国公司已经走在前面了，节能减排等方方面面，所以他在中国下一阶段转变发展方式当中，同样可以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第三，最近我们和国内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了沟通，我们认为还有一个作用，中国第一个十年和平崛起，或者说和平发展走得非常成功，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平发展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我们认为，它帮助中国营造了一个和平环境，为什么？因为这些大量的跨国公司在1992年冷战结束以来，高度的全球化，海外业务超过了本国，这些公司的海外利益成为重心，而中国又成为这些公司海外重心的重心。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出于自己的利益，往往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外交、军事矛盾的时候，它充当的是一种和解或者营造一个和平环境的作用。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过去的大国崛起都是通过抢国外资源支撑自己发展的，但是中国30年的崛起，没有通过战争去抢，是通过市场交换过去获取资源，而市场交换的方法是和平的方式，在这里国际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这五年的和平崛起中，发挥了同盟军的作用。

　　中国的跨国公司在这三个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制度的转型，包括中国经济跟国际的交往，变成一种中国和国外的和平发展的桥梁。今天李总也在这儿，像吉利收购沃尔沃，还有和一些其他公司，像中联重科收购CIFA，这些项目往往充当了中国和当地国家非常好的桥梁，像中联重科下个礼拜意大利总统要授予它“总统特别奖”，因为这次收购对中意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我认为中外跨国公司在这五年里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有理论的提升，需要把跨国公司的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中得到提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下一段我们怎么样发挥跨国公司的作用？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转变观念，在前五年，刚才提到的五年，虽然我刚才讲了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在这五年当中出现了一些对跨国公司观点的动摇、摇摆，甚至于出现了一些排斥、限制了外资的做法。当然国务院在去年作了重要的纠正，出台了九号文件，有20条，比如外资并购，前两年很多媒体是抨击的，认为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但是去年国务院已经改了一个提法，叫做“鼓励外资并购”，这里面我认为有一个观念转变。现在这个时代变了，从过去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现在变成了和平与发展、合作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用过去传统的观点去看这些外资，去看中国的公司，我认为应该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所以，我赞成要转变观念，从传统的思维走向全球化的思维。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转变，我觉得对我们刚才提到的跨国公司三方面的作用，就有可能得到一些正面的理解。所以在2010年中，我认为需要怎么样把这三个作用发挥好。反过来讲，跨国公司应该在这样情况下，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自己的理念，在中国怎么把全球战略推广到中国，在中国投入更大，要做得更好。特别把全球的责任推广到中国，在中国怎么合规，在中国怎么节能减排率先，推动帮助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特别是当中国最近崛起的情况下，跨国公司怎么样在这里发挥作用。这是我的一个希望。谢谢。

　　郑浩：

　　非常感谢王志乐先生精彩的点评。他也提到了在“十一五”期间，我们看到了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的热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十一五”期间，有不少中国企业，从央企到民企有不少“走出去”，走向国际，到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收购。在“十一五”期间，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因为外部市场的危机或者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中国在过去一向倡导的三个最主要的“三架马车”来拉动中国GDP的增长，投资、外贸和消费，其中外贸这块，包括投资这块能够受到一定的影响，外贸从2008年以来受到一些影响，当然现在已经恢复了增长。由于首先客观因素，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加大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调整，在加强国内消费方面，请黄海先生为我们做一个点，在“十一五”期间，消费这一块我们做了哪些工作？

　　黄海：

　　关于“十一五”期间，我想讲两个主题，一是在“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超过了18%，这个增长率比“十五”期间、比“九五”期间都是高的。二是在2005年，在“十五”末的时候，中国国内市场零售总额，按当时汇率可能是0.8万亿美元，相当于在世界上排第三位。但是经过这五年，中国市场的发展，我们超过了日本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现在我们居世界第二位。这两个数据说明“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内市场消费的快速增长。

　　黄海：

　　这五年的成绩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而且我认为“十二五”期间需要积极借鉴的有几条：

　　一是政府有必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刺激消费。大家知道，为了刺激消费，从2008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了“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摩托车下乡”，家电、汽车以旧换新，都是通过财政的补贴政策，政策发挥了非常大的效果。几年累计，大概财政补贴了700多亿，但是带动销售6700多亿。

　　二是这几年各级政府加强了对农村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投入和建设。到现在为止，现在还没有人讲农村问题，这是“十一五”期间最大的两点，这几年通过中央财政的补贴和贴息，我们在农村连锁店已经建立了52万家，覆盖了全国80%左右的乡镇和50%的新农村，政府投资改造升级了740多个农产品的批发市场，覆盖了56%的地级市以上，这对于农产品流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三是因为这几年自然灾害的频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的泥石流，再加上2008年的冰雪灾害，我国市场供应波动很大。政府建立了一套以监测预警、余缺调剂、投放储备和进出口调节相结合的调控体系，应当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我想如果没有这套体系，像我们这几年的市场肉的波动、菜的波动可能还会更大一些。正是由于坚持了这几个方面的建设，这五年当中对经济的拉动，对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零售业大幅度下滑，在这样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国内市场零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同比增长了16.9%，创造了1986年以来最高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第二高的增长速度，全球都在下滑，但中国的市场一直提升。去年我们按季度来计算，GDP、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工业增加值都是高开低走，但是唯有消费品零售额是逆向而行，一、二、三季度是上升的，这些都为促进消费，为保持我们国家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郑浩：

　　谢谢黄海先生的评论。我刚才提到，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在宏观政策上作了一些调整，把扩大内需作为鼓励和发展中的重要方向。同时，在金融海啸发生之后，汇率财政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协调，主要是应对金融海啸对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在“十一五”期间，特别是在去年“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货币政策发生了调整，从原来适度宽松开始实施稳健的政策，这和CPI和PPI的指数上涨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我个人认为在货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重大调整方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在这方面，我想请梁云凤女士给我们谈一谈，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在宏观的货币、税收政策方面做了哪些调整，这些政策的调整对“十一五”的圆满完成起到了哪些作用？

　　梁云凤：

　　“十一五”时期，我国的财政收入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财政收入的绝对额在世界的排位也有所提升。但是，财政收入的相对额，我国还是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从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左右，我们国家是20%左右。从人均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只高于非洲国家，像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人均财政收入都在1万美元以上，我们国家只有800多美元，相差还是比较悬殊的，这是“十一五”时期财政收入的简单的状况。

　　梁云凤：

　　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在“十一五”时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财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在“十一五”时期，全球发生的最具震撼力的事件莫过于国际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为了应对危机，我国政府果断决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的公共投资、结构性减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我国经济企稳回升，走向复苏之路。在经济复苏进程当中，政策的负面效应有所显现，结构性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这给宏观调控增加了难度，任务也更加的艰巨。为了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的前提下，我国政府对财税政策的着力点进行了调整，财政投资更加倾向于向经济社会的薄弱环节倾斜，包括民生领域、环保领域、农业领域和自主创新领域等等，有效地发挥了调控作用。我想，在“十一五”时期，我国的财税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梁云凤：

　　“十一五”时期确实是宏观经济变化非常剧烈，也非常复杂，财税政策发挥得作用也是可圈可点，我想在“十一五”和“十二五”交接的关键时点上，非常有必要对财税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所取得的一些好的经验进行一下总结，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财税政策的调控水平，也为下一步未来财税改革有一些启示作用。

　　经过初步梳理，我想用十二个字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主要的经验，就是“相继抉择、长短结合、协调配合”。具体来讲，首先财税政策应该根据宏观形势的变化而及时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调控作用，这一点也是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过程当中财税政策所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贵经验之一。

　　梁云凤：

　　第二，财税政策应该是短期的调控与长期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样一方面有利于解决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时之需，也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

　　第三，财税政策应该很好的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等等相关的政策协调配合起来，形成政策合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政策的有效性。

　　以上的三点，应该可以概括出“十一五”时期财税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这方面所取得的主要的经验。谢谢。

　　郑浩：

　　谢谢梁博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请五位嘉宾做最后的总结。但是我想在结束之前还要引述一下，在去年12月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十一五”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当时会上指出，“十一五”使我国经济建设度过了极不平凡的时期，对中国经济发展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大家看新闻稿件的话，有这样的描述是“极不平凡、作出了重大贡献”，之所以极不平凡，是因为在“十一五”期间遇到了许许多多有我们自己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也有国际上出现的问题。现在新年伊始，也就标志着“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正式开始启动，我们现在正在处在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时期。所以我们在前面总结“十一五”发展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接下来“十二五”我们将会如何的发展，有哪些的机遇和挑战，我现在把主持工作交给陈文玲女士，由她来主持下一阶段有关的研讨。谢谢大家。

　　第二时段 主题：展望“十二五”

　　陈文玲：

　　下面这一段时间由我主持，谢谢郑浩先生的专业主持，我是非专业主持，下午时间越来越短了，大家也越来越累了，我们今天一天的会议，内容是高密集的，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展望“十二五”。

　　“十二五”是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处在人人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对于“十二五”规划怎么看？我非常荣幸地为大家介绍几位嘉宾，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宋群女士，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教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先生，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先生。

　　下面，有请这五位嘉宾为我们作精彩的分析和发言。第一位就请宋群女士发言。

　　宋群：

　　谢谢主持人。“十二五”规划马上就要实施了，各方面都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刚才文玲也介绍了，“十二五”我们仍然处于重大战略期，按照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央建议的精神，对“十二五”也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界定，就是“十二五”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质量，更好地保持我们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势头。对“十二五”各界都是在期待中，我觉得对“十二五”的看法和发展，刚才大家解读“十一五”都是比较专业的，从整个“十二五”来看，我个人也谈一些看法。

　　宋群：

　　我觉得“十二五”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时期，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全面转型的发展期。谈到经济转型，我觉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也处于几次的转型，应该是两次。从1978年到改革开放一直到2000年，中国经济应该是从工业化的初期开始。2000年以后，实际上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期。从“十二五”开始，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一个新的后工业化时代，按照西方的说法或者说向服务发展的新时代，包括知识经济、低碳经济的时代，我觉得应该起码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十二五”中国的经济处于一个全面的新的转型的发展期，转型有几个方面体现：首先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前三十年经济保持了9.7%的增长速度，“十一五”和“十五”都是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从“十二五”开始，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会进入到一个中高速的的增长时期，比如7%、8%。一方面是由于资源的约束日益加大，另外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日益增大。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决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再超高速的发展，我们的资源环境忍受不了。这是一个方面的转型，尽管在这些方面各地的发展，从地方的政府角度看“十二五”都是10%以上的增长速度，中央和地方在这些方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中国总的发展来说，我觉得好象还是8%、9%的增长速度更好。

　　宋群：

　　第二，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一个升级转型的阶段。其实产业结构的战略和转型已经提了好多年了，步子也是一点一点在走，“十二五”时期可能有一个新的升级和转型，这里有三个方面带头的作用。

　　一是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可能会作为产业结构的先头引导作用。我们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各个发达国家已经把竞争的重点，其实都在从IT到生物，现在又转向新能源，这个方面，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来说，我们也开始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带动高技术全面发展的阶段，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起到一个很要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以装备制造业为主体的加工工业的加快发展，特别是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中国经过两个五年的重化工业的发展，按照国际的经验来看，应该是进入到一个重化加工工业的时代，这里代表就是装备业、汽车和造船，所以我们也进入到新的增长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还是要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益。在这方面，国家也作出了振兴装备制造业很多的规划，包括在金融危机里的产业振兴规划，这里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能将对中国重化工业进入到加工，同时由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另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刚才张祥副部长提到服务业，中国可能进入到一个服务业发展的时代，国家也在倡导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这些实际上对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会起到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

　　宋群：

　　第三，区域经济的多极化和多层化的发展。刚才文玲也讲到，她讲得非常好，区域经济有五条主线，在这里我补充一下，“十一五”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十二五”的多极化、多层化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会有更多的体现。从整个区域发展的内涵会更加丰富，以前区域大的格局，我们在这里可能会有城市化的新型城乡一体化，然后是区域的协调。区域发展整个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整个带动了区域经济和发展战略的完善和发展。

　　宋群：

　　第四，开放型的经济。刚才国际方面的专家提到很多，在外贸方面我们可能有增长方式需要转变，在“引进来”、“走出去”方面，特别是在外向型经济方面，我们“走出去”的步伐可能在“十二五”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型，我们的资本可能开始大量的输出，从统计数据来看，大概还不到1000亿，除去非金融的统计，在“十二五”期间，我相信会有1000亿以上海外的各方面的投资。

　　第五，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我们社会事业发展会迎来一个新的发展的高峰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覆盖率的进一步扩大，包括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大开放，大家已经感觉到了，现在文化产业非常的厉害，以前的票房才是几千万，现在一个亿、几个亿都是非常容易的，这说明人们的需求在不断的上升，对文化的需求也不断的在扩大，促进文化产业在不断的发展。

　　第六，到2010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初步完善，通过2011年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完善，作为“十二五”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包括行业的垄断、收入分配的不公的体制和机制，包括自主创新体制机制的完善，可能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体制机制的完善，都将在“十二五”在体制上进行新的突破和创新。

　　宋群：

　　综合起来，从六个方面来说，整个“十二五”的发展还是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还有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实行顺利的转型，能不能由中低收入顺利地跨到中高收入的国家，还是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是前景还是非常的光明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多讲了。谢谢。

　　陈文玲：

　　谢谢宋群女士，她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十二五”时期，我们将处在全面转型时期，这个判断非常正确，她从六个方面提出了转型，尤其是在产业升级方面，提出了新能源的发展，将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十二五”期间，新能源的发展，节能降耗、减排仍然是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新能源如何发展、节能减排有什么新的思路和举措，下面我们就请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何建坤教授给我们解读这个问题。

　　何建坤：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快速增长，这应该是我们“十二五”期间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现在经济快速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持续的增加，导致国内资源的供应、能源的安全和区域环境保护都面临着严重的制约和压力。因为能源的快速增长，使得二氧化碳排放也不断增长，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缓二氧化碳排放也造成了新的挑战。

　　何建坤：

　　所以，我们在“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我们“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节能减排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十一五”期间，我们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目标，应该说，我们这个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会超过19%，可能接近20%。同时，我们在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五年之内，我们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量也增加了60%。所以，在新能源的每年新增的供应量、增长的速度和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我们都在世界的前列。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尽管我们单位GDP能源强度的下降非常显著，但是能源总量的增长也相当可观。五年内，我们能源总消费量增长了35%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增长了1/3左右。这样显著的能源快速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对我们国内的能源资源的供应和能源的安全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也是非常之显著的。

　　何建坤：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国家会进一步制定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的约束性的目标，我们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制定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十二五”期间，也会把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一个约束性的目标，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中。同时，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合理地控制能源的消费总量，这更加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促进我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的路径来转型。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在一定时期下降的幅度和在这个期间内GDP的年增长率，以及能源消费的总量，这三个量是相关的，两个量确定下来，第三个量就会自然确定下来。

　　现在大家在“十二五”规划的酝酿当中，很多研究单位都提出“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能源强度的下降率不要低于16%，能源的消费总量不要高于40亿吨标准煤。我们到2010年底，能源消费总量大概是32亿吨标准煤或者再高一些，也就是说，“十二五”期间，能源的消费总量增长量不要超过8亿吨标准煤。如果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16%，能源消费总量到2015年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的话，“十二五”期间，GDP的年均增长率必须控制在8%左右。如果GDP的增长率进一步提高，要想控制能源消费的总量，必须进一步加大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如果GDP的年增长率是9%的话，仍然在2015年控制能源的总需求量40亿吨标准煤，那么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就要达到19%，GDP如果是10%的话，单位GDP的能源强度的下降幅度就要超过21%。我们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难度，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何建坤：

　　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大幅度下降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目标，“十二五”期间，必须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现在的GDP增长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来驱动，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的扩张，这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就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这些高耗能产品，就会使得高耗能的产业会快速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会持续增加或者居高不下，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降低GDP的能源强度。适当控制GDP的增长速度，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降低能源的需求总量和进一步加大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的幅度。所以，“十二五”期间，适当控制GDP的增长速度，主要是要控制投资的过快增长，这可能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重要的抓手。

　　另外，“十二五”期间要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的体系，既包含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的档次，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化发展。另外一个方面，要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既包含节能环保和能源相关的新能源和节能增效的产业，也包含信息、新材料、生物等高新产业，这些产业增加值高，而能耗低。

　　何建坤：

　　最后，我们必须大力必须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十二五”期间要争取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供应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提高3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期间单位GDP的能耗下降16%的话，那么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会下降18%，“十一五”20%，“十二五”下降18%，到2015年单位GDP的碳强度2020年比2015年下降45%的目标，实现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减排目标。谢谢。

　　陈文玲：

　　谢谢何院长。何院长谈了节能降耗、新能源很大重大的新思路，尤其提出三个量的关系，很有深度，也很有新意，这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举措，如果这三个量能够把握得好的话，我相信在节能降耗减排、在低碳经济建设方面会有更大的进展。

　　在低碳领域，我们国家完全是可以和世界同步发展，甚至超越发展，我们要瞄准世界的水平，不仅是能源，也包括企业“走出去”、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请的企业家中，有现在非常吸引世界眼球的，不光是中国眼球，他就是李书福。吉利原来是民营企业，没有出生证，从出生到现在，到最后长成大人，最后长成国际化的人才，这个过程非常短，但是国际化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想请李书福先生谈谈他对企业国际化的一些思考。

　　李书福：

　　吉利的发展，首先感谢在座各位领导、专家，感谢魏部长，因为吉利的发展确实很艰难，在一个很艰难、非常曲折坎坷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主要围绕人才和创新，因为吉利是一张白纸，什么也没有，但是心中有一个愿望，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理想，因此我们就围绕理想、愿望开展了这个工作。从哪里着手呢？就人才培养着手，从创新能力的提高着手。只要有了人才，只要形成了创新能力，一切资源都可以发挥新的组合，产生新的竞争力的神奇效果。因此，我们分几个方面来做：

　　李书福：

　　第一，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这个很重要，因为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你才知道中国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就会知道中国发展的内因是什么，制约中国发展的外因是什么，中国发展的道路将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曲折。这样的话，才能提高我们政策的预见能力，比如现在提出“十二五”规划，也许二十年之前就要知道今天的“十二五”规划，怎么知道？所以要学习邓小平理论，我有切身的体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不同的历史节点抓住不同的历史性机遇，只有抓住历史性的机遇那才是最大的机遇，其他的机遇都是不大的。

　　第二，要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刚才很多专家都讲了“十一五”期间规划，也讲了“十二五”期间的规划，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怎么样紧跟，只有跟上了国f家发展战略，才能够正确地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基本上和整个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因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政治社会变化所制定出来的一个发展战略，那是花大量的成本去做战略。作为企业来讲，怎么样紧跟国家的发展战略。

　　第三，千方百计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人才创新，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只有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的内动力首先要提升，只有提升了企业的内动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形成企业的竞争力。创新，我的理解也是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的，创新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理解的，好象生产了一个什么新产品，发明了哪项新技术，其实这个还是皮毛，创新的核心思想就是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资源在不同的组合情况下，它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把全球的资源通过一种新的组合，要形成一种新的竞争力，产生一种新的价值，这就是创新。当然，它也包含了智能科学领域的创新，包含了各个方面创造发明。

　　第四，全球资源的利用，其实也是创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全球资源的利用，包括全球的技术、全球的人才、全球的原材料、全球的市场、全球的品牌、全球的网络等等很多，如何去利用这些东西，不要什么东西都要自己从头到尾搞得很新，这是全球资源如何利用的问题。

　　总而言之，企业的发展，国际化也好、全球化也好，我觉得最后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但是可以打有准备之仗，所以吉利一切发展，都是在原来长远规划下一步一步地朝前发展，吉利首先办学校，办大学，办博士生、博士后流动站等等，所以吉利现在从大学、专科、本科、技师技工培养，到研究生、博士后培养，围绕汽车工业开展人才的培养。

　　陈文玲：

　　李董事长是五分钟发言，再给他一分钟，可能大家也关注。吉利收购沃尔沃，磨合上面有困难没有？

　　李书福：

　　毕竟是两个国家，而且是两个洲，肯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是我们越来越走向一个理想的状态，很简单，比如中国要搞选举，说选领导或者选哪一个代表，说选票只有50%，认为很低，有的说80%，还很低，没有达到百分之百。西方人不这么认为，他认为50%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不同意见很自然，如果什么意见都没有，只有一种声音，那么我想这个企业肯定会走向死亡，一定会倒闭破产。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不同的意见出现，鼓励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样才有可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安排，这样才能够使这个企业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都是李书福讲得算，或者哪个“王书福”讲得算，我看企业也会完蛋，因此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陈文玲：

　　谢谢李书福先生。我觉得他尤其精彩的一句话，就是在历史的节点上抓住历史的新机遇。我觉得吉利集团是中国企业的一个缩影，中国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国内到国际，这是一个缩影。中国的企业要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十二五”期间，我们财政政策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有按哪些重大改革举措，为经济发展、为进一步释放生产力能够创造哪些好的条件？下面请贾康所长给我们做解读。

　　贾康：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当前的财政政策在不断回归稳健以后，明确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样一个带有扩张性的安排。这个意图我认为显然是要在一个时期之内继续以财政应该发挥有针对的调控方式，来增加有效供给、优化结构、改进民生、缓解瓶颈制约等等。同时面对“十二五”，要把财政调控问题和中长期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这样一个现在所讨论调控问题实际上和深化改革和以后整个政策更好发挥功能的机制转换要一起讨论的。我也要借此机会简单勾画一下面对“十二五”怎么样展望财政和税收改革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时间关系，前面两个我点到为止。

　　贾康：

　　第一个方面，在总结“十一五”基础上认识到现在深化改革的迫切性。1994年搭建框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1998年以来一再强调的公共财政建设，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总体而言现在仍然是在走在半途，财税的体制机制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间，它内含一些矛盾现在有所凸显，社会方方面面都非常关注。这种财政运行中间的矛盾凸显和我们社会里的资源、环境、公共财政、矛盾凸显交织起来的，需要以总体的转型创新来破解它。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抓住战略机遇期，面对全面小康的2020年的目标，要努力来推进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工作，要在巩固完善和市场经济配套分税制体制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它和我们配套改革大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贾康：

　　第二个方面，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显著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我们感觉所谓公共财政突出“公共性”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就必须打造公开透明的、能够在事前充分磋商讨论的过程中加以合理确定，经过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以后，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能够得到严格执行，进而可以问责的现代意义的预算，这个预算是我们所有公共财政追求的运行载体，必须提高透明度。提高透明度，让公众有知情权，进而就会发挥它内在产生的一系列正面效应，因为透明之后，民众知情权的后面跟着的就是质询权、监督权，最后形成一个越来越体现现代预算本质特征的社会公众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决定权。民主化、法制化这样一个过程在具体的推进方面，虽然有种种困难和阻力，但是我认为决策层、管理部门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要结合预算法修正，在预算的科学化、精细化方面采取一系列举措，要在提高预算完整性、透明度方面推出有操作性的一系列措施。这方面也不展开了。

　　贾康：

　　第三个方面，稍微展开一点，怎么样讨论来积极推进税制改革，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十二五”期间，显然我们需要按照减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优化税率、公平税负，更或地发挥税收作为依法规范的经济手段，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功能作用。我们在积极实施和优化结构性减税的同时，也需要启动必要的带有结构性征税的内容的税改事项。重点包括在2010年下半年已经在新疆启动的资源税改革要往前推进，扩大它的区域和品种的覆盖面，来发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节约使用，促进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节能降耗的经济杠杆的作用，并且在我国资源税基地区形成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支柱。

　　大家现在都在热议的我国房地产调控新政中间需要推出住房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改革，现在重庆方面的官方信息明确说先行先试，其他城市也有一些表态，愿意在这方面有试点的具体安排。我们认为这样的改革试点可能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成果，在培育地方财税体系里面一个支柱财源和优化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同时，也是顺应社会上紧迫的需要，促进我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另外，也顺应我们收入再分配方面优化迫切需要，形成更有作用的我国财产税框架，这个财产税是直接税制里面可以明显起到优化再分配作用的税种。这些当然和我们原来已经有努力推行的结构性减税是并行不悖的。在结构性减税方面我们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现在大的方面侧重在减少、降低间接税，主打的一个市场，中央的文件已经点明，“十二五”期间我们要稳步扩大增值税，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它的主要意图就是顺应产业升级换代的需要，来促进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在我们现在扩大内需方面，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实有广阔的前景，我刚才来到会场也接触到有一位国际背景的女企业家，她现在致力于在中国发展高水准的养老体系，我理解就是第三产业里的增长点，显然需要在这方面要有税收方面的配套条件，鼓励第三产业，按照原来的营业税框架是无法消除它的重复征税因素。要把增值税扩围到第三产业，就可以使第三产业发展中间减少重征增值税因素，从而进一步发展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当然我们还要特别注重中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样进一步做好做实，要特别注意对一些应该鼓励的产品怎么样实施有效税收优惠等等。

　　另外，还可以举一些我们减税征税并行的税改措施。比如中央文件已经明确说，“十二五”期间要推行环境保护税的改革，除了现有的税种以外，还要推出碳税这样独立的税种，这样会促进我们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我理解这种改革既是把减税征税合在一起，因为一般的国际上讨论问题的原则，对中国是适用的，这个环境税、碳税改革应该使总体宏观税负不变，在增加碳税收入的同时，应该同时减少法人所得税等税负。企业层面来说，总体税负不变，但是导向是所谓双重红利，一方面通过企业原来外部成本的内部化，让他们更加努力低碳化发展，节能降耗。另一方面，自己法人所得税可以得到降低，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宏观税负不变，而双重红利一起发挥出来，这个税的正面性很值得我们期待。

　　另外，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导向显然也是包括两个明确的政策要求，一个是减轻低端税负，另一个是适当增加高端税负。我们按照把基本社会保障提高到全国社会统筹的改革进程，可以积极探讨怎么样实施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的费改税，它也是一个并不增加宏观税负，而是将费的形式转为更适合现代的经济运行税的方式，降低征管成本，有利于社会。当然这些事情也只是“十二五”财税改革方面的一些要点，我觉得内容丰富，应该充分意识到它里面的挑战，我们应该一起在面对“十二五”和更长远发展过程中，按照邓小平理论的哲理，坚持改革方向，在有争议的情况下鼓励先行先试，通过财税制度和管理创新进取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我们后来居上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些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陈文玲：

　　谢谢贾康所长，贾康所长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整个“十二五”时期要推进税制改革，要优化税制，这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很多问题都涉及到财税体制问题，谢谢贾康所长。最后请祝宝良先生发言，因为他是我们国家宏观经济方面研究和预测的专家，我们就请他预测一下“十二五”期间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

　　祝宝良：

　　对未来五年宏观经济到底怎么看？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方面，未来五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从供应层面的要素到底有多少。第二个方面，从需求上来看。第三，为了使潜在的增长能力能够完全实现，宏观调控政策能力到底怎么样。从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第一，从未来五年经济增长的要素来看到底怎么样？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了9.9%，这9.9%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带来的？按照经济学来解释，一是资本的存量，这么多年政府在搞投资增长，带来了资本存量。二是劳动力绝对数量增加了，除了资本对劳动力市场以外的其他的各个因素我们都把它叫全要素生产率，这里包括人才、科技、专业水平。我们把它分解了以后，过去三十年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结果，中国GDP增长接近65%增长来自于投资，大概1个百分点增长来自于劳动力绝对增加，就是人口的绝对增加，过去三十年劳动力大概增加了3.2%。还剩下大约3.2个百分点来自于全要素。这跟国际相比较，我们劳动生产率对GDP贡献只有30%，而同期的发达国家的贡献大概在70%以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非常低的。

　　第二，分解一下全要素生产率怎么来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在于市场配置资源，把资源配置好了，效率就可以发挥起来。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改革三十年，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到非农业部门，从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以后，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贡献占了大概60%。第二个贡献是改革开放，通过吸引外资，通过“走出去”出口，通过扩大进口，来提高国外资本的技术、管理水平外溢到中国来，这个因素大概占了30%，仅仅剩下20%是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技进步的提高。“十一五”期间22个指标里面，我们唯一一个没有完成指标的就是研发投入占GDP2%的指标没有完成，也正是我们一再强调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提出的背景。

　　我们回过头来看，拿着这三个要素往回推，“十二五”期间到底有些什么变化？第一个变化，要转变发展方式，光靠过快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经不行了。第二，劳动力绝对水平的增加，大概减缓到0.5到0.7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我们人数在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率完全靠劳动力转移已经不行了，靠国外研发的投入对中国技术的外溢效应也不行了，因为大家上午讨论，下午也在讨论世界经济比较缓慢的增长，外贸、外资的利用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三，可能刺激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中国的研发投入，以及中国制度变化能不能配置到除了劳动力资源以外的要素，能不能使它推出效应更高一些，通过这些途径解释。我们算下来，如果通过这些方面，中国的GDP层面从供应的层面来说，从过去的10%，“十一五”期间11%降到9%了，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现实的生产能力，现实的宏观调控，这些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未来五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这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中国的人均GDP突破了4000美元以后，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中上层的收入标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机会、有条件，吃和穿的问题解决了以后，住、行的增长速度还会比较快。另外，我们需求结构转向了教育、科技、文化、养老、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包括所谓的服务业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主要是要解决刚才陈所长讲的区域间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发展以及收入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这涉及到制度性的改革，还有财税制度的改革。通过这些，中国的潜力还在。

　　另外，公共服务化以后，特别“十二五”提出要加强县级政府的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后，像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可能更加完善一些，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有能力把GDP达到8%甚至9%的水平上。

　　第三，宏观调控能力到底怎么样，为了使潜在能力的实现，我个人认为，从宏观调控上说，应对金融危机显示出来中国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关系处理好以后，我认为中国宏观调控能力还会加强的。第二，手段也是有的，财政政策还是有空间的。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商业银行的上市以后金融的调控能力也是在加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经济可以控制在调控在9%的水平上。但是这个9%的水平和现在“十二五”报告出的数字已经低了很多了，我们各个方面要容忍一下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

　　未来五年可能是中国物价涨幅比较高的，“十二五”期间物价到4%甚至略高一些的水平，“十五”GDP是10%，物价是2%，“十一五”GDP是11%，物价是3%，到了“十二五”，经济增长可能降一点，但是物价可能会略升一些。

　　陈文玲：

　　谢谢祝宝良先生，他从布局条件、需求条件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在一定时期保持增速和物价的比例关系，谈得非常好。我们这一节段发展就结束了。我们整个的论坛是回顾了“十一五”期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了“十二五”期间，可以说是回首悠扬，愿望辉煌。其他总结的话不说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将进行下一阶段的分论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