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1月15日消息，2011年1月15日第二届中国经济年会在京召开，会议第二分论坛是“洞察国际经济风云”，以下是论坛文字实录：　　

　　第一时段主题：把握国际经济趋势

　　朱文晖：

　　尊敬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中国经济年会的第二分论坛，这一阶段的题目叫“洞察国际经济风云”，大家首先看一下大屏幕。

　　朱文晖：

　　从刚才短片当中非常清楚了解到下午论坛的主题，在接着这段时间当中，我们会请几位嘉宾就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跟大家进行探讨。我首先介绍一下在台上的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秘书长魏建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会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樊纲教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全球化》杂志总编辑牛铁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研究部部长隆国强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永军研究员，欢迎各位嘉宾和专家的光临。

　　朱文晖：

　　大家手头有一本中心出的2010到2011年的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这个报告就过去一年全球重大经济的形势和重大热点问题，包括对未来的走势进行了分析。我想，首先就这个报告本身，请魏建国秘书长介绍一下过去一年的总结和未来一年的展望。

　　魏建国：

　　2010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是严峻而复杂的，2011年，我会加“更加”两个字，更加严峻、更加复杂。针对目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到底现在发展的趋势是什么，还不明朗。第二，目前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积极政策，有的说是一支“强心针”，美国经济会不会像美国政府那样缓慢的复苏，还是像刚才有一些学者所说的只是一个强心针，暂时的作用。还有欧盟整个的经济，德国和法国失业人口到10%，新兴国家如何面对这种情况，解决当前新兴国家所存在的失业率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中国，中国的出口从去年的数字来看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分析可能今年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人民币的升值，二是原材料的上涨以及劳动成本的增高，三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出现在欧美，而且出现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所以，对这块，今年到明年的时间，外贸发展还没有显现出来，如果今年1月份、2月份最迟不过3月份，还有一个显现的时期。所以，我们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通过国情、世情报告能告诉大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转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时刻想到中国不是十年前，更不是二十年前的中国，它的一举一动，它的进口、它的出口、它的引进外资、它的走出去，都会牵连着其他国家的一些经济。所以，建议大家好好的读这份我们所出的世情报告。谢谢。

　　朱文晖：

　　谢谢。刚才魏秘书长谈到去年形势很严峻，今年会更加严峻，也谈到我们作为第一出口大国，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因为在座的是各个领域非常好的专家。首先，请张蕴岭教授谈谈，过去一年复苏的步伐非常不一致，美欧慢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快，从中国“走出去”的形势看，我们和周边国家的情况来看，比如“10+1”、“10+3”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起草，您怎么看待我们和周边这一块，它有没有可能抵消发达国家的市场情况？对总的形势，您怎么判断？

　　张蕴岭：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关系发展还是很快的，特别是像中国与东盟经贸发展比较快，进出口贸易东盟国家增长将近40%，其他国家贸易增长也非常快。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本身保持10%的增长率，带动了地区贸易发展。从中国的进口，几乎所有的国家去年都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这表明了中国经济在地区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增长，而且我们从周边国家来看，大部分国家，现在中国都是他们第一大贸易市场。像东盟过去连续三年增长率都在40%左右，去年接近40%，像东盟的贸易和中国进出口已经达到3000亿，接近于日本的水平，速度非常快。现在我们对美国4000亿、东盟3000亿。温家宝总理承诺，2015年要达到10000亿，也许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为什么发生这个情况？除了中国经济总量本身，另外就是近些年来我们加强了制度化的建设，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个带动的作用还是很大。

　　张蕴岭：

　　尽管现在调查证明，利用自贸区进行贸易的比例并不是特别高，比如中国-东盟大概20%左右。但是期盼非常大，最近一项调查，70%多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更好地利用自贸区开展贸易和投资。自贸区协议包括投资，也包括服务，所以我想这样一个综合关系，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替代作用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趋势还是在进一步加强。像日本，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中国因素，那就非常糟糕。我想，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拉动作用影响下，特别亚洲经济正在构建一个以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新的增长机制。我想有两个含义：一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带来很大的变化，二是创造一种以本地区发展为主要拉动力的机制在逐步形成。

　　朱文晖：

　　谢谢张所长。刚才张教授谈到了东盟和周边一系列的经贸发展趋势，刚才秘书长谈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许大家还很不清楚过去这两年西班牙、意大利，算是涉险过关，但是今年大家有比较大的担心，所以就欧洲的问题，欧元区的前景，欧元本身的制度建设，我想听听张永军研究员的意见。

　　张永军：

　　关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今年从年初一直到年尾，一直是一个热点的话题，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影响，媒体的报道和讨论非常多，但是我个人对一些观点不是特别认同。首先，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我认为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回头看，在4月份当时希腊的债务危机处在高峰的时候，当时很多机构和专家认为有可能造成欧洲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甚至导致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但是，从那个时候我们国经中心曾经举办一次关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讨论，我们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影响会逐渐的显现出来。但是，它和造成金融危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等等有明显区别。主权债务问题，应该是逐渐的影响产生出来的，应该是有明显的区别。

　　张永军：

　　第二，欧洲的债务危机，很多人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和欧元区的制度设计有关系。尤其来自美国的经济学者认为欧元区存在很大的缺陷，欧元能否存在下去可能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面来看：一方面，欧洲的欧元区制度设计确实存在问题。比如很多欧元区这些国家已经没有货币的主权了，对于它克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是有一些不利的地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觉得欧元区对于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还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比如从失业率来看，在这次危机的过程中，美国的失业率从4%左右提高到10%左右，增长6%。但是从欧元区整体来看，失业率上升的幅度比美国要小得多，主要的国家像德国、法国等等更不用说，比美国上升的幅度小得多。

　　张永军：

　　我们看它在救助小国的时候，比如拿一个欧洲比较接近的情况进行比较，像冰岛当时发生了危机，后来是希腊发生了危机，再后来是爱尔兰发生了危机，在冰岛的时候因为不是欧元区的国家，那个时候他无法利用区域间的合作优势，来抵抗危机，那个时候冰岛的情况非常艰难。但是，像希腊和爱尔兰这种小国，因为属于欧元区，所以可以借助欧元区的整体性来应对危机，所以在某些方面，它还是有它的优势所在。因此，对于欧元区的缺陷来说，我们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张永军：

　　第三，欧元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且现在它对于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出来以后，反而可能成为推动欧元区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朱文晖：

　　谢谢张永军研究员。我听您的观点，对欧洲债务危机不是那么悲观的态度，不太可能存在因为欧元的问题而进行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其实我也观察到，在欧元汇率下来之后，德国的出口非常强劲，德国反而是捡了一个大便宜。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德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在过去几年发展非常快，我们看到一个数字说，德国大众明年在华的销售量会超过在德国本土的销售量。而且过去一两年当中，几个德国重要的汽车厂商的利润来源，很大部分是中国市场供应的。这里面我就感觉有一个大的问题，有可能在南欧，但是我们现在去买南欧的主权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和欧元区相比，美国经济的走势怎么样？由于这一系列变化，中国整个包括汇率这一块领域，我们怎么样来应对，我想听听樊纲教授的意见。

　　樊纲：

　　第一，我比较赞同刚才张研究员所讲的欧元的问题是很严重，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现在说到美国的问题，债务的问题，美国比欧洲还严重，欧洲平均算起来，每年的赤字也就8-9%，尽管希腊是13%，爱尔兰是12%，但是平均起来8%-9%，美国是10%。债务占GDP的比重，欧洲平均起来80、90%，美国百分之百。所以，美国经济不景气，要进一步刺激经济，财政政策已经走不动了。最近它所谓的“强心剂”财政政策，实际没有新的财政政策，只是延续了过去减税的方案，没有取消它，取消就变成紧缩性了，只能依靠货币政策，而货币政策大家都知道有两类：一是叫利率政策，一是叫数量政策。昨天晚上央行又提高了准备金率，叫数量政策。而前些日子用过利率政策，我们加过息，美国现在的利率政策没有办法用了，因为是零利率，唯一剩下的就是数量宽松，这就是他为什么采用数量宽松的政策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采取这样一个政策是不得已，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刺激经济逐步进一步复苏，达到这种效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美元对世界的影响，对它来讲国内经济政策是一个合理的政策，但是对世界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是可能是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现在很多人的分析集中在6000亿里有多少流出来，我说6000亿多少流出来都是小数，真正的影响不在6000亿的增量，而在于已有的存量，各种政策显现出各种市场预期带来的存量的变化。

　　樊纲：

　　第一，数量宽松政策一宣布，马上人们对美元贬值预期就开始增大。紧接着的结果，就是世界上各种大宗商品价格，包括黄金应声而涨，这对于所有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大家可以想想这些价格的上涨，对各国通货膨胀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宗商品其中包括粮食，除了气候原因之外，主要是受美元贬值的预期使它的价格上涨。

　　樊纲：

　　第二，由于美国宣布这个政策，人们发现美国经济还有很多问题，因此已有多少万亿的投资当中，一部分更多流向新兴市场国家。

　　第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它要贬值，必须要由别人的升值来实现。因此，就加大了人们对其他货币升值的预期，包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在这个预期下，所谓的热钱就会涌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就加剧了世界上不平衡复苏的情况，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在那儿要么主权债，要么是流动性一时还刺激不起来，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势头很强劲，但是面临着流动过剩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樊纲：

　　包括今天上午说了很多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儿想提醒一句，我们这5%是小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百分之十几，那都成了大的政治问题了，包括印度、俄罗斯、拉美一些国家，都是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而粮食价格还在进一步的上涨。所以，对我们来说，确实要思考如何在这种背景下，严防通货膨胀，防止流动性过剩造成的影响，防止世界流动性过剩所产生的影响。除了货币政策以外，我们的数量收紧，昨天晚上又冻结了一部分货币之外，确实要思考汇率政策。

　　樊纲：

　　我个人一直赞成渐进升值，我不认为谁知道“一步到位”的“位”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赞成忽视那种可能性，就是你一步跳到一位，人家又要求你再跳一位，这种波来动去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世界各种大宗商品物价上涨的背景下，在通货膨胀生成机理方面，它总是货币，所以我一开始先讲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生成机理从各种渠道来生成的时候，就有一个怎么应对世界大宗商品价值成本上涨，资源上涨的因素和资源流动，包括资本流动的问题。这个时候，适当的加快或者提前加快一些汇率的升值的浮动，也许有利于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有利于我们调整经济结构和在宏观上保持经济的稳定，保持经济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逐步再调整结构。所以，确实现在应该深入研究世界经济、世界资本市场资金流动、外汇等的变化趋势，来进一步做好下一步不仅是2011年，还有2012年以及今后几年我们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朱文晖：

　　谢谢樊纲教授。刚才我们是从比较大的范围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讨论比较细的问题。中美的经贸关系，胡锦涛主席马上去访问，去年中美的顺差比较大，而且这一届领导上台以后，基本上把中美关系经贸方面工具全部都抄出来了，首先是“特保”条款要用的，然后是“双反”，到现在对我们风机的国内销售也要管理。所以，从这一系列的迹象表明，这一届政府，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特别是对中国经贸，特别是他们已经挖到我们地方对企业的补贴，这就很难说清楚了，这两天会议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答不了的问题，商务部可能一时半会回答不了的问题，而且按照特保条款2011年12月就自动过期，美国会不会给延几年，像其他的几个国家，就中美经贸未来怎么走，斗争和妥协到底怎么办？我们听听隆国强先生的意见。

　　隆国强：

　　我觉得中美关系最重要的是把握主流，如果我们天天看媒体，就会看到整天全是摩擦，一会儿是反倾销，一会儿是“特保”等等。但是，你一定要看到，所有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在危机之前，在整个出口额的0.5%，在危机之后，在严重的一点，上升不到1.5%。中美关系也是一样，你看到的有各种各样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问题，但是一定要看到中美双边，总体来看，现在是一个互补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美国可能会拿着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来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等等，我个人理解，这些摩擦还会有，但是很多反倾销调查有相应的利益集团不断的提出来。但是，政治家、大的企业，可能更多的会看到战略的意义，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合作的空间远远大于竞争的空间，当然这个关系从长远来看会逐渐变，也就是竞争的领域会越来越多，但是在可以预见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互补性，要远远强于竞争性，这一点战略家们看得很清楚。

　　隆国强：

　　在中美双边汇率问题上，我想刚才樊纲教授讲过了，美国进一步的宽松政策会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升值。在过去的两年里，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其实是保持稳定的。但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就是那些和我们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如说“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像韩国、印尼、泰国等等，你会发现我们的竞争对手升值的幅度远远超过中国。什么意思？也就意味着尽管我们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在升值，但是我们比我们竞争对手升值得少。展望未来，进一步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还会推高我们竞争对手的汇率升值，因为他们很多资本项目是开放的。而我们央行对汇率的干预程度和干预的能力，远远要强于我们的竞争对手。这说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空间，应该说是比较大的，也就意味着给人民币的汇率政策有更大、灵活的空间。

　　朱文晖：

　　谢谢。说到美国、欧洲、东南亚，我们想谈谈全球经济的治理结构问题，因为我们“十二五”报告特别谈到积极参与全国经济的治理，从金融海啸到G20，能看到中国是进去了，西方好象也让出一些空间来了，比如IMF投票权也好，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我想请牛铁航研究员从全球化的角度，尤其是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过去几年做得到底怎么样？未来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做的？您怎么看这些情况？

　　牛铁航：

　　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这几年来看国际的经济的风云变幻，我们可以几个趋势性的东西。第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还有是世界政治的多元化，就像在去年我们国经中心成立不久，举办的一个全球智库峰会上，基辛格博士讲了很简单、很朴实也很有效的三句话，他说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是决策机制仍然以国家为单位，第三句话是因此需要智库的参与。我想，这三句话能够高度概括全球经济现在的局面是不太容易的。比如说，传统的国际机构，像联合国、世界银行，对我们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可是当我们的经济已经全球化的情况下，政治又是多元化的情况下，就会有很多新的国际博弈的平台出现。

　　从G7到G20集团，在这个20国集团上，就可以集中的表现全球经济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我参加过一次G20的技术会议，在伊斯坦布尔。在这次会议上，各国的央行行长群起而攻之，就是攻击美国的中央银行，攻击美国的美元，攻击美国的一些政策。但是美国的代表就讲了一个词儿，叫做系统的外部性。他说，实际上你们都搭了美元的便车。像对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在深究这次金融危机最终的根源的时候，应该看到多次世界经济危机都发生在美元超发、滥发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够有一种超主权的货币，提出来用SDR方法来解决。但是实际上SDR，无论从1969年开始实行，还是现在，16个国家的货币加权平均到现在的四种主要货币加权平均，都没有人民币，而且发行得极少，它只是一种记帐单位。现在在发展替代账户，我们急需在全球化的新的高地，在全球新的舞台上，找到全球治理的方法，来制约某些国家在过去的独家或者寡头垄断的情况。

　　朱文晖：

　　请魏秘书长就全球化的观点做一些补充。

　　魏建国：

　　我就补充两点。最近，我和美国的前商务部长、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谈过一个问题，我把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归纳为三点：第一，他们认为现在经济全球化受益的最大的是中国，不是美国。第二，依此类推，美国所发明的三样东西受益的全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其中一个就是互联网。另外就是刚才几位嘉宾所谈到的，以美元为基础的世界货币，现在最大的拥有量是中国。我们在讨论中也提到过一些问题，美国现在的态度，既然我在经济全球化中享受不到好处，因此在WTO上后退，坎昆会议推迟、多哈回合谈判推迟，取而代之的尽快在短时间内主要的经济体达成，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这一点是做了。而且最近不到4个月，美国同韩国谈了很长时间，还有拉美，现在又和俄罗斯在谈，这一动向值得我们在经济全球化中注意。

　　魏建国：

　　第二，不再提贸易自由主义。互联网问题，尽量地把一些知识产权问题、政府限制问题，把互联网这一块搞得只让你们作为互联网，掌握电脑、掌握通信，而不再往前走。美元现在搞，让人民币升值不了，就开始往下走。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外贸进出口高速的发展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个时候我们要冷静的看看，亚洲都认为现在我们只有靠出口，依靠中国的进口度过危机，恢复很快，现在只不过是暂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想法，我们开车子如果速度太快的话，你要做一些调整，就很难，一个急转弯、遇到一个坑或者出现一个高坡就容易翻车，包括GDP，如果还这么高速追求GDP，如果还这么高速的发展，而不注意整个国家经济和对外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的话，不及时进行调整，容易在这个时候翻车。所以，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这样的话，才能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左右看看，前后看看，包括刚才讲的人民币的问题，应该确实是边看、边拖、边推，看形势，跟美元拖，推国际化。这些是刚才几位嘉宾讲的，我都同意。

　　朱文晖：

　　刚才秘书长反复谈到樊纲教授的观点，我想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今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外界普遍预测，去年10月份是5%，今年1月份的时候又提高了，说6-7%，您怎么看到底多少数值的问题？第二，好象慢一点，才能把结构调整一下，想听听您的建议。

　　樊纲：

　　第一，我确实无法预期人民币到底升值多少，2005到2008年我仍然认为那三年是个很好的参照系，每年升值5-7%的幅度。正像刚才魏秘书长所讲的问题，形势在发生变化，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所以，我只是个人的一种建议，我们仍然坚持逐步的以我为主的一种汇率调整机制，但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包括节奏，国际价格对我们直接的影响，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有额度的话，我快一些用，节奏可以快一些，这样使得我们更主动一些。至于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我想至少我们要想到一个问题，中国过热的增长，一定不是好增长，双位数的增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太慢了，但是我们至少追求一个稳定的的幅度。有一个什么标准，也没有什么理论标准算出来，但是现实的实际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不发生通货紧缩，但是也不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双位数一定有通货膨胀，在这之间某一个点上，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而且有利于我们进行结构调整。至于具体是多少，我也很难来说，这也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

　　朱文晖：

　　谢谢樊纲教授。刚才魏秘书长谈到，美国现在调过头来搞FDA，我们现在的“10+3”，到底是我们主动一些，还是他们不是那么主动？

　　张蕴岭：

　　现在看到美国的FDA和现在做的最大的举措，就是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原来是不感兴趣的，是四个小国发起的，去年突然感兴趣，美国要牵头，现在已经拉了九个国家，还在做日本的工作，日本有可能参加，这是他的一个大举措。但是，我们也看到，做成不容易，比如像越南也被邀请加入，中国是不被邀请加入，他们目的就是想制定一些规则，将来再拉入中国进去。为什么不容易呢？第一，美国现在的国会发生了变化，总统取得新的授权，难度很大。第二，这些国家比较复杂，四个小国制定的规则，拓展到其他一些大国，亚太地区经济差别很大，要真谈成了，恐怕不那么容易，要是按照某国的意愿做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现在我们国内也不要着急，如何把中国排斥在外，搞这么一套，而且会对东亚到目前为止进行的合作努力产生很大的压力。“10+3”，2006年我主持完成了“10+3”FTA可行性报告，这是领导人决定的，提上去以后，日本提了一个反建议，搞了16个国家的研究，2007年完成了报告，这两个报告都搁在那儿。

　　张蕴岭：

　　去年，温家宝总理已经明确的讲，东亚要推动FTA，而且要推动的话，只能是先从“10+3”开始。所以，我们也正在按照总理的建议，来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我们最近也成立了新的东亚自贸区“10+3”的专家组进行研究和推动，但是说实话，不容易。比如日本，要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就没有办法和中国一起搞东亚自贸区，没有日本合作，那光中国推动也不行。还有东盟，现在2015年要搞经济共同体，现在谁也没有信心说2015年搞成还是搞不成，搞成什么样子。在搞成之前，他也不会积极。所以，我想可能是东亚的自贸区会缓一段，还有东北亚中日谈，承诺2012年，明年完成可行性报告，是政府牵头的。完成这个报告以后能不能推动，如果真能推动，整个东亚自贸区就有希望。如果中日韩都达不成，恐怕希望还得往后推。

　　谈到这儿是不是没有希望？现在我们看真正利用FTA做贸易的比例非常低，真正推动贸易的有两个因素：一是WTO已经开放的市场，大家还在应对。二是各种各样的国家的政策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比如我们国家对半成品、加工品等等，其实各个国家都在实行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个空间也很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增加的本身。根据我提到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40%，主要不是FTA，主要是经济增长本身，如果经济增长降下去，贸易也就下去了。

　　张蕴岭：

　　另外，我们过去的眼睛只是看着开放市场的FTA，实际我们在开放市场和寻求一个发展的平衡，以及推动经济转型这些方面恐怕工作还会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一下子搞不成，也不见得对东亚经济就是一场灾难，努力还是要做，这是一个好事，但是恐怕还需要时间，不那么乐观。

　　朱文晖：

　　谢谢张教授。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三位每个人用不到两分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或者对刚才讲的话做一个总结。

　　隆国强：

　　我觉得危机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是一个洗牌的过程，对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来说，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住危机发生的趋势去应对危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抓住机遇，这样三五年之后，使得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技术水平能够上一个大台阶，中国完全有这个条件，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兼具大市场，而且是一个快速扩张的市场和低成本优势的国家。所以在过去的几年当中，高端产业活动，包括研发产业活动，地区总部、高端制造对中国转移的步伐加快了，这两年跨境投资，全球跨境投资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对华的投资稳步的增长，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当然对我们吸引人才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

　　另一方面，在“走出去”，这场危机给中国企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去获取自然资源、获取技术、获取品牌、获取国际的销售渠道。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把握机遇、抓住机遇。谢谢。

　　朱文晖：

　　非常感谢，要逆势而上，我想听听牛铁航研究员的观点。

　　牛铁航：

　　希望中国今后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引领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把中国的国营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带到国际上，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和国际的人才，真正完成中国的和平崛起。因为我是《全球化》杂志的总编辑，我希望各位在座的专家给我赐稿。

　　朱文晖：

　　最后请张永军研究员谈谈他的观点。

　　张永军：

　　刚才我们对世界经济形势各个方面的内容都作了一些讨论，在经济危机过程中，对经济“走出去”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一家智库，作为一家研究机构，我们愿意为广大的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走出去”，我们愿意先行。

　　朱文晖：

　　今天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场合，让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实力和水平，在未来全球化道路上、中国“走出去”的道路上必定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第一节的讨论就到此结束，请大家鼓掌感谢台上的各位嘉宾。下面马上进行第二阶段的环节。

　　第二时段 聚焦国际经济热点

　　樊纲：

　　下面我介绍一下嘉宾，他们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对外经济合作部原副部长张祥先生，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谷源洋先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研究员，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家曹远征先生，中国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教授。

　　樊纲：

　　第一个问题，想请谷所长谈谈。刚才我们讨论了一些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叫做数量宽松，数量宽松的英文叫QE2。现在大家在怀疑、在研究它的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以现在QE2，会不会还有QE3、QE4，现在有一个新的词儿叫QEX，是不是后面还会跟着一系列的政策数量宽松政策还要采取，怎么判断这件事，对美国经济下一步的政策的走势，希望多年研究美国经济的专家给我们讲讲。

　　谷源洋：

　　谢谢主持人樊纲教授。2009年3月份，美联储开始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当时购买了1.7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去年11月3日，美联储又重启开始了第二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今年6月份，还要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分阶段的买。这两次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第一次实行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是向美国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第二次主要是购买美国企业和美国家庭所持有的美国债券，目的是美国的企业有钱去进行投资、生产，使美国的老百姓也就是美国的家庭有钱去消费。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美联储之所以推出QE，我认为目的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将市场注入流动性；二是压低美元，通过美元贬值刺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我想目标大体就是这两个方面。

　　谷源洋：

　　刚才主持人问到，现在很多人都问，美联储实行这样一个QE，到底有没有起作用？我想我们需要具体分析。第一，从美国贸易赤字来看，现在的确有所下降，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从6%下降到4%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美国就业的增加的效果，倒不是太显著。去年年底，尽管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开始往下减了，但是美国的高失业率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去年12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从11月份的9.8%，下降到9.7%，下降的幅度很小、很小。所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场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了850万的失业率，但是现在美国才刚刚解决了100多万，要使美国的失业率从目前的高位，也就是9%以上降到6%以下，恐怕还需要4年或者5年的时间。所以，效果上，有的见效，有的没有见效。但是美联储实行的这样一个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却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带来了一系列的冲击、挑战和风险。

　　第一个影响，刚才在上半节主持人已经谈到了，它就是压低美元的汇率，刺激它的出口，一边完成，实现奥巴马提出的“五年内出口倍增”、产业回归、就业增加的计划，他的目的是这样一个计划。其他的国家，像新兴经济体，它的货币就要升值了，升值就不利于它的出口，就不利于保持它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样就形成了各国之间货币相互贬值的局面。这是带来的一个影响。

　　谷源洋：

　　第二个影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

　　第三个影响，因为量化宽松政策是发达国家实行的，超低利率使得国际资金和国际热钱不断的流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加剧了资产泡沫的影响。

　　最后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这些国家持有的储备美元，大幅度的缩水了。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主持人刚才问到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不能够常态化。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的学者意见不一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说还有第三次、第四次，有的说到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就终止了，我想这样谈没有多大的价值。问题是我们要找出来一个衡量的标准，在什么情况下，美联储不再搞，什么情况下，他要再搞，我认为主要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今年上半年，美国的经济能不能加速的复苏；第二个条件，美国经济这种加剧的复苏，有没有可能拉动美国高失业率持续向下滑行，如果这两个条件实现了，我认为美联储到今年6月份，很有可能终止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这两个条件实现不了，我认为还会有第三次或者第四次。谢谢主持人。

　　樊纲：

　　正像刚才谷所长说的，美国经济毕竟对世界有重大的影响，美国的政策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大家讨论过了，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经济复苏对大家是一个好消息。另一方面，美国的流动性加大，对世界各国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冲击。对2011年的世界经济，大家都在议论当中，下面有请中银国际经济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给我们谈谈对于2011年世界经济的预测，和你们认为2011年世界经济作为整体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首先还讲你自己的观点，顺便也讲讲投行界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

　　曹远征：

　　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看数据，是2009年三季度各国经济复苏，但是复苏的步伐不一样，导致了复苏的政策不一样。所谓复苏的步伐不一样，我们看到刚刚诸位都讲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复苏水平不一样，发展中国家是实质性复苏，而发达国家内部还是无就业增长复苏，美国的金融市场复苏了，是实体经济的复苏，欧洲现在依然有债务问题。复苏的期望和复苏的速度不完全一样，尽管复苏了，但是由于失业率高居不下，还需要更强的复苏政策。这些政策的不一致性，则导致了全球新的风险。2012年，全球面临着一个所谓世界经济政策不平衡的风险，这些风险大概会导致三个问题：

　　曹远征：

　　第一，流动性的全球泛滥，特别是美国实行QE2的政策以后，资金在全球进行流动，而各国利率、汇率和政策差异不一样，预计今年金融市场是动荡的一年，各国金融市场都是动荡的一年。

　　曹远征：

　　第二，在金融市场动荡中间，我们提到欧洲的复苏进程和美国的复苏进程不一样，欧洲现在依然陷在债务危机当中，我们现在特别关心的是西班牙问题，因为西班牙占欧盟GDP的16%，坏账率已经达到5.66%，前一阶段，葡萄牙的问题一直沸沸扬扬，欧盟一直在劝葡萄牙向欧盟借债缓解这一情况。如果西班牙再出问题，这个问题就变得比较大了。所以，市场一般认为，在明年4、5月份可能是关键的考验年，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债务到期，能不能进行再融资，会是什么样子，跟这两个问题相关。明年的汇率波动问题肯定很大，而且方向看不清楚，一方面资金是来回流窜，另外注意政策的问题。因为这是G20峰会期间，等于默认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各国有权采取资本管制。你会看到，G20峰会以后，很多国家开始采取资本管制的政策，其他国家也正在开始管制，通过资本管制来避免本国汇率的过分上扬，加强出口优势。这样的话，使汇率波动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对于2011年的新风险，说到底是不要把金融危机去杠杆化变成去全球化，而去全球化的趋势，刚刚魏部长也提到了像WTO关门的问题，像贸易摩擦现在向金融摩擦方向转移问题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来说，怎么承担全球再平衡的责任也成为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捍卫全球化是我们的责任之一。

　　樊纲：

　　谢谢。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化和全球的经济失衡、平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危机发生时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而且危机之后居然有的国家把它说成危机的原因，现在一些国家拿着这个事情在搞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推进全球化，如何使全球化不倒退，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大家使世界经济进一步推向前进，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所以，我现在想请张燕生所长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下一阶段全球不平衡的问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趋势和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张燕生：

　　谢谢樊纲教授。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衡量标准。目前，一般的衡量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各个国家经常项目的状况，顺差和逆差的状况。二是外汇储备余额。三是关于本国经常项目的差额占GDP的比例。这三个指标，是我们在衡量失衡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指标。从第三个指标也就是现在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逆差占GDP比例的变化，我们看中国，能够看到，2005年以前，我们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是低于4%的，从2005年以后，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开始了快速上升。美国这个趋势也是一样的，在2007年达到最高的高点，也就是10.9%左右，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就开始显著下降，去年上半年已经下到了5%左右。刚才谷教授讲到了，美国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趋势。

　　张燕生：

　　衡量一个指标，我们会发现为什么2005年到2007年，世界主要国家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会大幅度的飙升，而且在2007年达到顶点，开始显著下降，我想这个背景是和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危机直接相关。

　　第二，怎么看失衡的顺差端和逆差端，哪一端应该在失衡中间要负更大的责任。那么，从逆差端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全球失衡的逆差端主要是出口，逆差端占比大概占到65%，顺差端有四个经济体，这里就会涉及到基期的选择，哪个时间是最好的基期，我个人认为2006年是最好的基期，因为它是危机前的最后一年。2006年，美国逆差达到历史高点，超过了8000亿，顺差端中国是2500亿，中东是2500亿，德国是1900亿，日本是1700亿，我们会发现中东为世界提供石油，中国为世界提供低成本的要素，德国和日本为世界提供了技术和高品质的制造。这样我们可以显著的发现，顺差端不是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在逆差端。

　　张燕生：

　　第三，怎么看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失衡中间的角色。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美国的逆差从什么时候开始持续上升的？我们会发现，从1990年，更准确地讲是从1992年美国的逆差就一路飙升。中国的顺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增加的？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从2004年开始显著上升，还是跟美国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有关。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84%是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在201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830亿美元，我们问加工贸易有多少？加工贸易在去年超过了3000亿，一般贸易是逆差4000多亿美金。因此，中国的顺差主要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顺差，从这个角度来说，失衡的问题究竟主要的责任一方在逆差这儿。谢谢。

　　樊纲：

　　论证的非常清楚，我前两天刚从美国回来，到了美国，我们也跟他们说论证，主要是你们的问题。然后美国人也不说不对，也不跟你说我们没有问题，他就一直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就好象汇率问题不解决，他的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我们就反复跟他们讲，中国的例子是最近几年人民币没有升多少，但是今年很可能在5%以下，甚至接近4%。我说我们再过两年，4%以下肯定没有问题了，到那个时候，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他们仍然在那儿说人民币问题，觉得我们人民币的问题不解决，整个国际不平衡问题就解决不了。经济交流中心的徐洪才研究员对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有很多研究，你对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有什么看法？

　　徐洪才：

　　刚才张燕生研究员就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作了具体分析，其实这个问题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从去年以来，美国参众两院包括主流媒体对中美贸易失衡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施加了压力，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它的理论根据就是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智库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他们提出了一个人民币汇率综合模型，这样一个模型后来被克鲁格曼以及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所利用，后来我们中心作为一个新生的民间智库，在郑新立主任亲自指导下，组织力量进行了深入研究，然后进行了积极的应对。我们除了发现他们这个模型本身存在一些前提性假设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更多的发现造成中美之间贸易失衡，所谓的全球不平衡的原因，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和美国各自的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从美国而言，主要是消费过多、储蓄过低，另外就是滥发货币，本身产业空心化。

　　徐洪才：

　　从我们中国来说，长期的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利用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面，我们把这种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形成了一种贸易顺差。刚才张燕生研究员也分析了，顺差的结构其中绝大部分是由加工贸易、跨国公司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全球的失衡，或者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实际存在三种思路：一是美国人一贯倡导的，就是人民币快速的升值，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办法，把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似乎可以里立竿见影，解决问题。但是历史事实和经验表明，单纯的依靠汇率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平衡问题。从八十年代日本的经验和德国的经验，以及我们2005年以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后，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了20%左右，但是我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反而加剧了，事实证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和劳动力价格比较低、资源价格比较低、土地价格比较低，导致了特殊阶段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年，给我们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在这个基础上，未来我们从人均GDP4000美元向10000美元进军，也就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提出，采取一种渐进式增加工资和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组合的对策。当然，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名义汇率的快速升值，对我们经济体系有很大的冲击，这是不言而喻的。

　　徐洪才：

　　另一方面，工资的快速上升，像厉以宁教授所讲的，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内，对我们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渐进式的人民币的升值和工资的渐进式增加，让老百姓能够分享改革的成果，同时，我们采取六大对冲措施，通过技术进步、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主体是我们的企业，目前国有企业创新性不足。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工贸易的转型、劳动密集型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型、资源密集型模式的转型，以及稳步推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包括资金、资本的价格市场化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抓住人民币渐进式升值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可能在未来10年到2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实现中国的可持续的发展，把这种外部的压力和内在的结构调整的动力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谢谢。

　　樊纲：

　　谢谢。不仅是提出了通过国内一系列的调整来缓解不平衡，对于发展和结构调整，而且也提到了包括人民币不仅是渐进升值，而且是逐步国际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世界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我们用人民币进行直接的投资在世界上有影响，引起了重大的影响。现在有请亚太所所长李向阳先生谈谈在我们亚洲这个区域货币的问题，人民币“走出去”，人民币目前产生的影响和未来趋势的问题，谈谈您的分析。

　　李向阳：

　　谈到亚洲货币合作前景的时候，我们必须看过去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亚洲货币合作的基本特征。从2000年的《清迈协议》以来，现在已经十年的时间了，我们需要关注三个特征：一是亚洲货币合作基本上是一个属于功能性的合作，而不是系统性的合作，这和欧盟一开始就建立非常完善的制度完全不一样。二是亚洲的货币合作体现危机驱动型，因为亚洲货币合作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1997年到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看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货币合作出现第二次高潮，就是出问题了，才能推动。三是在美元霸权下的垄断下的合作。基于这样一些特征，未来时期内亚洲货币合作发展方向可能仍然是一个渐进的功能性特征。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么几个因素，我们需要考虑：

　　第一，从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我们一个基本判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通过这么一个判断想说明一点，美元还能够提供全球所需要的基本需求，这样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功能性要求实际上无形就降低了。反过来，如果美元无法给未来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基本要求，那么就必须马上进行调整。

　　李向阳：

　　第二，跟第一个问题相关的问题，就是在未来一个时期内，随着全球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这种驱动和危机驱动型的动力实际上在下降。

　　第三，亚洲货币合作一直在美国的霸权下垄断着，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从2009年开始到2010年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美国在重返亚洲以及相应的TPP战略，TPP战略本身不是一个货币战略，但是有可能会影响到迄今为止亚洲经济合作和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亚洲的大国，比如说印尼，比如越南，印尼可能还为时过早，比如像越南、泰国、韩国、日本，如果都和美国存在一个自贸区，让它回过头在推进亚洲的货币合作，这是一个很难融合的现象。

　　最后，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还取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刚才主席谈到的这两个问题，就是亚洲的货币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亚洲货币合作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谈到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短期内我们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仍然在起步阶段，一方面表现为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结算，提高作为结算货币的功能在国际贸易中的结算功能。二是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

　　李向阳：

　　在上个礼拜，人民银行刚刚通过宣布，对于对外投资这部分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实际上是将更多的金融产品推出去。对于短期的发展方向，我想未来是势不可挡。另外，人民币升值至少在国际社会有强烈的预期。人们对美国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肯定会使人民币在海外的融资需求更大。长期内，我们认为人民币必须要走一条制度化国际化道路，什么叫制度化？比如人民币乃至证券市场需要国际化，就是说在中国的交易就是一个世界的交易。再比如人民币进入SDR，作为特别提款权，要做到这一点，可能第二个阶段更难。为此，需要中国在汇率的机制、在国内的利率机制，乃至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做出全面的调整，才能为我们人民币的国际化制度，也就是说为制度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机遇。

　　樊纲：

　　谢谢。李所长讲这些，我也想中国经济全球化、国际化最终的标志和最终的阶段是货币的国际化，就是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第二，讲到区域的问题。一边听着李所长所讲的，我就想亚洲这么大，亚洲人口这么多，也许最终亚洲的问题不是亚洲的问题，一定要从全球的角度，不仅是多边的，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因此最终是一个走全球化下一阶段怎么推动的问题。最后一位重量级的发言人是张祥副部长，98年到2002年，中国加入WTO，走向全球化最关键的一步的时候，他是外贸部副部长，是中国加入世界世贸组织的见证人，所以我非常想听听您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下一阶段发展变化趋势的判断和看法。

　　张祥：

　　谈到全球化，往往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是赞成，有的是反对。但是最近两年，一提全球化，举措就多了。比如举几个例子，南非国家几个元首，原来支持全球化，现在公开讲全球化还是边缘化或者其他。另外，在2008年11月的G20峰会上，首脑们都承诺不搞保护主义，但是不到4个月，20国家当中有17个国家食言，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美国一个典型的案例，橡胶特保案，实际这是失业率的问题，使得中国出口减少，进口多了21%，成本增长了30%，而且失业率就像刚才李所长讲的，不降反升。

　　张祥：

　　最近一两年，全球化的形势，大家也讲到中国贸易、货币问题，我觉得是以“9·11”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混乱的开始，因为“9·11”这个事件就代表政治秩序的混乱，影响了大家的互信。二是以美国为主的单极管理，刚才魏秘书长讲到了，美国是规定的制定者，许多资源配置都是由他们来主导。WTO搞了10多年了，多哈会议还没有影子呢。但是，另外一个情况，最近的金融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经济情况不好，这些都使得全球化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全球化，我的体会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一定要全球化，我可以讲出很多支持的理由，时间关系就不讲了。我相信更高层次、势头更大的全球化马上就要来临了，今年是中国参加WTO的第十年了，中国参加WTO是一个重大的及其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决策，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直接参与指挥决定的一件事。所以，有美国人讲到中国是参加WTO最大的受益者，我不反对，但是我也不是“Yes”。所以，一定要看到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

　　张祥：

　　第二，现在的全球化跟以往的全球化有所不一样，以往每次重大的经济危机或者转型的时候，总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以前我们中国丧失了两次机会，使得我们在工业方面、在机制方面有很大问题，跟全球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有结构问题等等，“微笑”曲线，处在高端的不是我们。但是我觉得今年最新的调研，世界各国第一愿意去投资的还是中国。另外，今年贸易顺差大概超过1000亿美元，这一点很重要。贸易的顺差增大，占全球的贸易10%，我想发展很快。将来的全球化，我觉得主要要准备好什么？服务贸易的转移。我感到很遗憾，在这次会议上，这方面的内容我听得比较少，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讲了要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科学的发展和改变。因为只有抓住这只主线，中国才是真正提高软实力，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条件不够，或者说我们的舆论也不够，没有很好地利用全球化的机遇，这次要深刻地认识到，马上又要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的高潮，是服务业的转变，大概占到70%。服务业不是旅游、运输，主要启动软实力，是一个黏合剂，是一个创新的导向等等。

　　张祥：

　　这方面，不光是人才培养方面的不够，而且现在了解的也不够，我认为，应该要加强研究，我们应该是多极化，新兴经济体应该多多参与，中国更要积极的参与，以崭新的贸易，使人民币走出去。另外江主席提出的走出去已经好多年了，我们应该进一步观察，收购和兼并日等等各种各样的方法，使得像樊纲教授讲的，在金融上一体化、企业上一体化发展。所以，我觉得真正的全球化是几方面多做准备。另外，坚持“两条腿”走路，我坚信尽管美国复苏困难，但是我坚信美国的自己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不仅是它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他有许多人才，他还是老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的做好准备，欧洲的形势也不会这样，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来迎接新的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真正在软实力、硬势力能够长远的发展。

　　樊纲：

　　谢谢张祥部长。不仅进一步高举全球化的大旗，而且我们要迎接新一轮的全球化，研究新一轮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就是在国际的大的背景下，在全球化的大的背景下，来研究中国的各种策略、战略以及各种问题，今后希望大家更多的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时间关系，这一轮没有更多的讨论时间了，希望大家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发言人精彩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