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稳健”的名义之下，决策者仍拥有相当大的进退余地

　　□ 本刊记者 霍侃 | 文

　　“建议等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视紧缩力度判断后市机会。”一家投行在12月1日发给客户的报告中，特别提醒宏观经济政策的风向变化。

　　此前一天(11月30日)午后，上证指数突然跳水。当日机构投资者口耳纷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明年货币政策，比预期中的“稳健”更加严格，可能是“适度从紧”。

　　按惯例，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常在11月底至12月上旬这段时间举行，为来年政府施政拨弦定调。

　　至2010年末，中国已连续两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拳出击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基本收尾，保住经济增长8%目标毫无悬念。而这样的“积极”“适度”，其宽松程度历史上少见，此时，商品价格次第上涨、“热钱”流入担忧、房地产价格居高难下，货币信贷回归常态已显迫切。

　　尽管一年内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加息，但中国的退出策略似乎仍在迟疑之中。

　　“现在国内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向下走的趋势仍然存在，物价攀升又令人担忧，货币政策非常难处置。”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智囊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12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2011年经济工作作出最新部署，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至此，适度宽松的贷币政策， 执行两年有余后，正式转向“稳健”。而在“稳健”的名义之下，决策者仍拥有相当大的进退余地。

　　防通胀与稳增长平衡

　　管控通胀是决策者当前的要务之一。加息、上调准备金率、增加农产品供应、打击投机、必要时价格干预、水电气调价方案暂搁等等，政府措施已经总动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持续。

　　“至少在明年上半年，防通胀应当是重心，政策还是应当优先把通胀控制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认为。

　　眼下，蔬菜等食品价格环比已经有所回落，而对于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国内价格管理措施鞭长莫及。12月1日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11月中国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达到73.5%，是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

　　考虑到劳动成本上涨的刚性，以及公用事业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趋势，将明年政策对CPI通胀的容忍度提高到4%，已经被部分人士接受。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如果有10%的经济增长，4%的通胀率也不是很高，也能为价格改革留下余地，如果目标是3%左右，政府调控压力就比较大。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则不赞成提高预期通胀目标。“3%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隐含或公开的通货膨胀目标，建立在长期经验基础上，是为大众所接受的。我们没有确凿的理由说明，经济和民众对通货膨胀率的接受程度提高了。”余永定说。

　　上调通胀管理目标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是，公众会认为通货膨胀将加速，稳定通胀预期的任务将更难以完成。“目标不能轻易改变。”余永定认为，劳动成本的提高应该尽可能转变为企业利润下降，而不是物价上涨，否则就会陷入产品和要素相继加价的恶性循环。

　　多年来，中国调控政策几乎总是像走钢丝一般，把握好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最佳平衡，才能安然过关。目前看来，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海外，即美国经济复苏是否会有反复，欧洲债务危机是否可能蔓延恶化，重重疑问之下，外部需求前景不明。

　　鉴于此，魏加宁认为明年中国很可能面临“增量滞涨”的局面，即经济增长趋势放缓，伴随着通胀加速攀升，“两难啊，比以往历次治理通胀更复杂。”

　　同时，2011年还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地方各级政府以项目促增长的动力通常较为强劲。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对本刊记者说，中央也不会不顾经济增长来压通胀，不会把控制通胀作为惟一的事，如何避免通胀恶化是宏观政策的核心，但也会保证经济平稳增长。

　　货币：“稳健”留下余地

　　今年初至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受到挑战，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小宗商品及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

　　“通胀有压力，政策肯定要调整，今年货币政策从过度宽松到适度宽松，已经在做。”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说。

　　10月19日，央行意外加息后，11月密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冻结流动性。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紧缩预期陡增。

　　余永定认为，明年除非发生突然的变化，货币政策的方向依然应该是提高利率、提高准备金率、降低信贷和货币增长，使货币供应增长速度与名义GDP增速相适应，“这些措施都是在为结构调整创造条件”。

　　中央政治局会议将货币政策基调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基本在预料之中。问题在于，中国的政策语言往往留下过大的理解及操作空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名义上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际操作中，全年新增贷款9.6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7.7%，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适度”范围，实为超宽松。

　　同样，稳健的货币政策甚至包含两种截然相反的操作。1998年至2007年，中国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长达十年之久，但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已经表现出适度从紧的取向。

　　一位参与货币政策讨论的智囊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果现在就事先确定一个政策规则，并基本不加改变，肯定是自缚手脚。在全球眼光下，综合考虑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及中国自己的问题，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说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实际操作方向上，既可能从紧，也可能宽松。

　　“稳健货币政策的提法，主要在于其宣示意义，即表达希望稳健发展的立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说，在美国量化宽松的背景下，中国应该有针对性地量化紧缩。

　　如此，关注货币政策的字面表述，并不会比密切跟踪其实际操作更为重要。201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上半年通胀高企、投资和信贷冲动较强时，可能紧缩程度更强，若下半年物价趋于回落、经济增长前景生变，亦有可能转向略松。

　　在稳健基调下，具体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尽管尚待央行在经济工作会议以后商定，但相关讨论已趋浓烈。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此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2008年之前平均贷款增速不到14%，2011年贷款增长15%-16%，甚至15%左右就可以了。

　　对于M2增速，从历史上看，若M2低于15%，就会对物价形成向下压力，当M2高于17%，就有通胀压力。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在防通胀和防泡沫的形势下，M2增速应该在15%-16%之间，不过，若考虑到最近两年货币供应量显著偏大，基数过高，M2目标可能需要进一步下调至不高于15%的水平。

　　一位曾在央行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士也提出，未来货币政策须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进行积极的调整，来应对通货膨胀压力。如果“十二五”期间GDP增速为7%-8%的水平，如果容忍因理顺价格需要的通货膨胀率为4%，再为货币化留1%-2%的空间，则未来的M2应该保持在13%-14%左右，但为了能够消化近两年货币的超发，则M2的增速还应逐步收窄。

　　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中，由于美国量化宽松的结局是美元泛滥，并通过国际收支、尤其是资本项目国际收支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因此预计中国将频繁动用数量管理工具，除了常规的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资金，存款准备金率预计将多次提高。鲁政委预计，2011年大型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能提高至23%左右的高位。

　　财政：总量被动扩张

　　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最新部署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2011年仍将继续。

　　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期间开工的大量项目，尚在建设中，需要后续建设资金。从这个层面看，财政政策在2011年将被动扩张。此外，政府为加大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有进一步扩张的动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2011年政府支出总量不宜、也难以做出较大调整，预计明年将继续保持赤字。

　　2009年和2010年，包括财政部代理地方政府发债，中国的财政赤字分别为9500亿元和10500亿元。

　　不出意外，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突破8万亿元，也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可靠的后盾。

　　后危机时代，积极财政政策在保持总量扩张的同时，支出结构应该进一步优化，更加侧重民生和公共服务项目。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促进社会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防止乱铺摊子和盲目重复建设。

　　本刊记者了解到，2011年政府投资将侧重保障性住房、环保、节能减排、水利等。

　　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框架下，旨在鼓励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结构性减税将进一步推进。贾康指出，明年结构性减税的重点是，增值税扩大范围替代营业税，减轻服务业的税收负担，促进服务业进一步细化、扩大和升级换代；也应该进一步实施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调整完善鼓励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优惠措施，对政策重点支持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领域，实施优惠税率和扩大税前扣除范围。

　　为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贾康认为，应该将目前的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降低低端税负，同时强化对高端的征收调节。

　　某些领域结构性增税也能起到扩大政府支出的作用。2011年有望有所突破的是资源税和房产税改革。贾康认为，房地产税可望为东中部省份提供税收支柱，而资源税则应成为经济欠发达、但资源富集的西部省份的税收支柱。

　　此外，魏加宁特别强调，应该区别看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收入情况比较好，可以继续积极，地方政府则要谨慎，因为各地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差异很大。”

　　经历了两年财政扩张，加之多年来地方财政收支捉襟见肘，部分地方政府已负债累累。“如果再让执行积极财政政策，显然就有问题了。”魏加宁说。

　　余永定甚至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政府部门在基建和日常开支方面的浪费已经到了十分普遍和严重的地步，“不能再通过挖坑、再埋坑的方法刺激经济增长了”。

　　本刊记者王长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