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于2010年9月4日至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上图为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李稻葵。

　　李稻葵：尊敬的王会长、尊敬的安徽省的各位领导、合肥市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的确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在过去三个月之内第二次来到美丽的合肥市，也是咱们国家宣布了皖江产业承接开发区整体部署之后，第二次来到合肥市。过去两天召开的500强会议已经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也注意到企业家联合会在过去这十几年以来，一直坚持为企业界服务，一直坚持引领中国企业界的发展最新方向，影响力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已经在全社会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参加这样一个会议，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交流的机会。下面我想就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供各位领导参考，供各位企业家朋友们参考，供大家批评指正。

　　我想得核心话题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在未来五到十年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可能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企业发展战略也许在哪些方面需要调整，我们的政策在哪些方面需要进行调整或者改变。

　　围绕着这个话题，我想分成这样几部分和各位领导汇报，跟各位企业家们交流。第一部分，我们需要对危机之后整个国际大环境做一个简单的预判，对未来五到十年国际经济、政治、大的形势做一个基本的预判。第二部分我想谈一下，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基本的挑战，基本挑战何在？需要解决哪几个基本的大问题。最后我想谈一下，企业界如何应对政府的政策，这些挑战可能需要做哪些调整？分成三个话题。

　　首先我想谈一下，金融危机爆发了两年以后，如何看待这场危机的性质，如何预判未来5—10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演变？为了更好地研判未来5-10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想非常有必要高度的概括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以及把过去两年的演变做一个总结。这场金融危机和13年前爆发在亚洲的金融危机本质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照搬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做法，这场危机的本质在我看来，尤其是和上一场金融危机相比，有三个基本的不同，三句话能非常简单概括总结出来。第一句话爆发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金融体危机，用西方人的话来讲，这场危机是世界核心国家的危机，西方人喜欢把英国、美国、欧洲称之为世界的核心，把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外围，用他们的话来讲这是世界核心经济体的危机，这句话不用任何的解释，但是含义确是非常丰富的。正是因为爆发于核心国家的危机，所以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一个多月的时候，就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想方设法把金融风暴遏制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分析，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含义是很丰富的。

　　第二句话这场危机起源是私人部门的危机，私人企业的危机。这个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是又特别值得我们回味。因为和上一场亚洲金融危机相比，这场危机很显然是爆发于金融市场，雷曼兄弟私人部门的危机，与此相关的是，国家的信用，美国、英国、欧洲、日本的国家信用并没有受到损伤，至少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始国家信用没有受到损伤。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过程中，本质上是国家的危机，在那种情况下，俄罗斯国债出去，泰国无法在国际社会融资，韩国外汇储备不够用，当时危机是国家的危机，这场危机起源是私人部门的危机。

　　第三句话，这场危机本质上讲，从起源上讲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而不是产能过剩的危机，也不是供给方出现了巨大冲击的危机。这场危机并不是因为消费不足带来的，恰恰相反是因为在欧美国家，消费者过度消费带来的危机，也不是像石油危机那样出现了生产主要原材料供给不足的危机，这场危机是若干部门包括企业和家庭过分借贷，因此带来了负债过高，资产相对缩水的危机。尤其是在资产泡沫破裂之后，各家企业资产方随着市场价格的下降迅速缩水，负债并没有变，所以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看到了这三个危机之后，我想我们非常好理解发达国家过去两年之内，就忙活一件事情，不仅没有破产，反而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如日中天的国家信用以此做担保和后盾，发行钞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发行国际上仍然认可主权债务，通过增发国债和钞票弥补和修补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用它直接购买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把有价证券价格买上去，有价证券价格上去之后，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通过政府注资的方式得到修补之后，这场危机最直接的原因和起因得到了控制，因此我们看到，过去两年之内，全球性的资产价格得到了迅速的上升，2009年全球平均资产价格上升25%，这是事实。在西方国家我们也看到这场金融危机，在2009年初至少狭义的金融危机基本上遏制住了，在简单的思路下，我们也看到在2009年底第三季度西方各主要国家走出了衰退，进入了正增长，因为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只要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只要是国家信用没有破产，注资、印钞票等方式马上可以奏效。当然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受到伤害，伤了元气，金融风暴直接的根源得到抑制，经济的发展得到了伤害。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应该这么总结，过去20年以来，从1990年苏联、东欧事变之后所发生对整个世界格局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事件。影响力在未来若干年，未来十年、二十年还将持续存在，尽管这场金融危机狭义金融风暴经过英国、美国等政府印钞票式的营救得到比较快的遏制，这场危机的影响还在不断地蔓延，还将持续存在。

　　总的说来，这场金融危机对整个的世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句话，这场危机爆发之后，使得我们这个世界更加多极化了，使得90年之后，苏联、东欧倒台之后，美国一枝独秀，独霸天下基本的格局，事实上已经改变了。

　　这件事情对于中国而言，对于我们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在我看来，这场金融危机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提前了3—5年，没有这场危机经济总体规模超过日本这个基本事实可能还要等3—5年，如果没有这场危机，我们国家参与国际新的治理体制、金融改革等活动日程至少还要推迟5—10年，正是由于金融危机，G20本来就存在的，但是不引人瞩目的机制推向前台，我们国家领导人反复被邀请到参加G20会议，事实上今年G20会议在11月中下旬将在韩国召开，韩国之后法国将是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还不到11月，法国领导已经发话了，法国的总统已经开始讲话了，要邀请中国，邀请中国各界参与讨论下一年的2011年20国集团峰会准备工作，法国人主要推得事情就是国际货币体制的改革。金融危机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多极化，也使得中国国际地位突然间得到了上升。我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突发的事件，使得中国注意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使得我们在国际上很多的场合被迫要发言要表态，实事求是讲我们并没有准备好。

　　为了准备好扮演中国的角色，我想我们需要对未来5-10年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演变做一个预判。我想三件大事将可能主导未来5-10年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

　　第一件大事，未来5-10年全球国际货币体制很可能会出现缓慢的，但是最终是巨变的变化过程，过程是缓慢的，但是最后可能结果是一个巨变，相当于温水煮青蛙的过程。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财政能力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削减，OECD国家平均每个国家国债占GDP的水平上升到20%以上，平均国债占GDP的水平达到了百分之百左右，在这样的形势下，各个国家经济继续需要维持和刺激，答案只有一个，各个国家主要指发达国家必须保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美国会保持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也必须保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英国都是如此。这样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直接结果，会使得在未来三到五年，全球流动性将会相当地充足，我指发达国家的流动性相当充足，很多国家存款利息率或者官方大机构之间的借贷拆借利息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这件事情是缓慢渐进式的过程，这件事情会有一系列直接的后果，包括资产价格继续攀升，包括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率可能由过去2%上升到4%，甚至于更高。这件事情最终带来更加重要最终有影响力的结果，由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包括欧洲，货币发行量非常大，货币政策非常宽松，长此以往，经过五年十年的运作，这些国家发出来国际货币地位会逐步下降。今天在全球各地热烈讨论的话题是，如何让过去每年一个货币独大的局面逐步转变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制。流动性过剩，最后会产生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制，在我看来这是第一个，过去未来五到十年国际经济金融可能出现的格局性的变化。

　　第二，全局性的变化，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型贸易保护主义在短期内表现为对我们的轮胎、钻井钻杆、钻井炮筒和一次性注射针筒反补贴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政策，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发达国家在经历这场金融危机之后正在反思全球化整个的进程。在此我引用美国总统奥巴马最高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两段话，我想非常准确地表达了西方主流政策精英基本看法。萨默斯在帮助奥巴马总统竞选过程中，两年多前讲过如下的话，全球化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当初所想象的那么多的好处，固然全球化使得美国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美国波音公司得到了更多的销售和利润，但是问题在于，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利用大量生产鞋袜、生产制造业的生产低端制造业产品的工人下岗了，问题在于，美国的政府没有能力从全球化受益企业收取更多的税收补贴下岗的工人，带来广泛社会问题。讲得非常明确。

　　今年1月27号萨默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做了更加精确的表述，再过300年，我们的后代将会书写今天的历史，他们也许对这场金融危机不屑一顾，他们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一个短暂的交通事故，但是我们的后人将着重墨描述另外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有十几亿人口正在迈向现代化，十几亿人口实现幸福现代化生活的梦想，摆在我们西方人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如何让十几亿人现代化进程和已经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几亿人人口的利益相符合，我们必须为此设计出一套新型的全球治理和管理全球化的制度，因此发达国家精英们，他们想的事情就是如何让全球化的过程更加符合未来的发展利益。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再指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继续把10%的产能、10%的GDP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卖到他们国家，中国的产品大量卖到国外的市场，由此消化我们过剩产能，这样历史性全局性的世界性的现象，恐怕一去不复返了。从国际政治考虑，从西方自己的经济发展需要考虑，未来国际贸易大的形势，应该是非常严峻的。

　　与此相关正在发生的事件就是美国，美国现在正在热烈讨论一系列的事件。今年7月底8月初我去美国访问，拜访过去在美国读书的老同学，这些老同学在美国政府里边担当各种各样的职位，在商务部负责国际事务副部长，今年9月份以后，当美国的国会重新开工的时候，美国中期选举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中国的贸易问题很快又将上升为核心问题、热点问题，人民币的汇率又会成为国会炒作的重要话题，美国失业率非常高，当时我去的时候9.5%，最近的数字是9.6%，为什么失业率这么高，这里头有具体的原因，这次我到美国了解了一下，失业率高是因为美国企业尽管现在总体上来看，资金充足，是有钱的，制造企业不愿意雇人，宁肯买机器宁肯更新电脑，宁肯更新软件，用机器用软件用信息技术代替。我在美国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事情，打一个电话订机票，打一个电话改签和订位置，打一个电话给煤气公司和电信服务，都是语音服务，都不是人工服务，你讲各种各样的话都能听懂，很聪明，但是就是见不到活人，就是缺人，雇人不愿意，但是愿意买机器，在我看来科技革命带来必然后果，机器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一般的员工，这样一件事情已经成为美国的社会问题，这样一个国内社会问题，又将会转嫁给中国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我这个同学跟我讲，我们特别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和十年前不一样了，现在很多美国跨国公司，一方面对奥巴马总统不满，认为新总统的很多政策不利于企业发展，事实上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里面，没有一个具有非常丰富的企业背景，美国商务部也好、财政部也好，美国的国防部也好，国务卿也好，没有一个具有明显的企业背景，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不满，同时对中国也有怨气，和十年前不一样，和十五年前不一样，十五年前，我们当时在讨论WTO入世的问题上，很多跨国公司利益和我们是相一致的，今天有怨气，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正常还是非正常，王志乐主任这方面应该是专家，他会给各位做详尽的解答。在我看来非常明显的事实，今天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有怨气，因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问题转嫁给我们，失业问题转嫁给我们，中国制造中国产品带来美国工人失业。另一方面国际政治里面缺少以往所依赖重要的同盟军就是国外跨国公司，这一点国外领导应该关注。这是讲得第二个未来五到十年重要的格局性变化，自由贸易、贸易保护、全球化等一系列的问题，正在西方国家反思。

　　第三个格局性的变化就是绿色、环保上升、升华为意识形态，我称之为绿色主义。绿色、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曾经是全球引领浪潮的运动，西方人、欧洲人主导的运动，但是今天这场绿色运动已经升华为绿色的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而不是运动，指的是一种理念和信仰，一种宗教，在西方人看来，全球的气候变暖是头等大事，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活动带来的，我们一切的一切必须围绕着这样一个重要的目标展开，已经上升为意识形态，从幼儿园的孩子到退了休的政府的官员，退了休企业的高管，从平民阶层到经营阶层，从2006年开始，在我的观察来看，已经转变了他们的看法，2006年之前很多美国杂志，包括财富杂志都还不认为，06年是重要的转折点，06年很多大的公司国外跨国公司，国外主要的商业媒体都已经转而承认认同人类活动带来气候变化，而现在必须开始减排，毫无疑问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之内穷国与富国之间争论的焦点，这也对我们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

　　一是全球性的货币政策转型，因此而带来的国际货币体制的转变，二是自由新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与此相关对全球化的反思。第三，绿色主义的升华，这三件事情是未来金融危机五到十年在我看来经济金融领域重大的新的格局性的特征。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中国经济经历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市场体制已经深入人心，社会各个阶层或多或少都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受益，但是在往前看，我们的发展确实还是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谈三大挑战之前，我想和各位领导汇报我的想法，和各位企业家交流我的看法：在我看来不管挑战有多大，不管困难有多大，我必须认清一件事情，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我们的增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仍然有潜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基本认识我想不应该动摇，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尽管我们现在是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但是我想中国经济仍然是贫穷的，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的，即便是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也不到七千美元贫穷的经济，中国经济从总体上来看是赶超型的经济，我们的企业、政策各行各业仍然还可以从全球最先进的国家学习到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管理方式，仍然是赶超型的国家，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如何学习好，而不是在技术最前沿进行推进，仍然是赶超型的国家，这一点和日本完全不一样，日本在很多领域已经站到全球的前沿，要发展必须要突破，必须要有技术创新，但是我们也要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我们永远无法成为强国，毫无疑问。但是一定要清楚，本质上讲，我们仍然是一个赶超型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大国经济，我们有上海、北京这样经济发展水平相当高的城市和地区，我们也有像安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上游的地区，我们更有像在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部分地区相当的贫困，这部分地区大量的百姓，大量的民众基本的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仍然愿意勤奋的工作，仍然愿意接受比较低的工资率，勤奋的工作，所以这一点使得我们国家内需的上升大有潜力，我们未来十年的发展，不会重复韩国和日本内需不足，完全依赖外需，当外需熄火，整个经济发展就减速甚至倒退的局面，这一点必须认清，我们是一个贫困、赶超型，具有巨大内需的大国经济，所以我做过各种各样的推算，在我看来，保持比较快的，比如9%左右增长速度仍然是有潜力的。我并没有说我们应该追求高增长，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追求增长的质量，但是与此同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7%、8%，甚至6%中低速增长的前景，这一点我特别想强调，这一点坦率地讲，经济学界是有争论的。到目前为止我是少数派，我非常高兴作为少数派和各位进行交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做好准备，迎接中低速增长的10年，我并不是呼吁大家应该大干快上，我想说增长的潜力在于，问题关键如何释放这个潜力呢？如何释放这个潜力呢？三个基本的挑战要有回应，有非常好的回应。

　　第一个挑战，迅速的，非常快的，迅速地由依赖外需的增长方式转变成依靠内地市场发展的内需主导的增长方式。对于这件事情，我是非常乐观的，我们已经取得很多的成绩，也做出很多的努力，但是速度还不够，提升内需，我讲一个简单的数据，提升内需重要的表象，如何减少对外贸顺差的依赖度。外贸顺差三年前我们占GDP的比重大概10%左右，两年前我们降到了7%左右，去年是6%，今年很有可能能够降到2%左右。我的推算，我粗粗计算，今年外贸顺差1000亿美元左右，我想不会超过1500亿，经济总量5.1万亿美元，外贸顺差的数字下降，这个已经是事实，而外贸顺差下降不仅仅是外需萎缩所带来的被动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内需发展所创造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到各个地方调研，包括海南，我发现很多企业，很多出口企业在纷纷转向内销，非常高兴地发现，这些企业告诉我，内销的利润往往比外销还高，有一个企业告诉是四倍，到美国生产加工好的鱼产品，搞内销，内销的利润是出口的四倍，以后搞内销，不见得非要搞出口了。我们自己经济结构的发展，我们自己经济发展到了这个槛，内地大量的居民生活水平开始提高了，也开始消费西方人所愿意接受的加工好的海鲜的消费方式，我是比较乐观的，内需的提升应该比较快，只不过希望更快一点，因为这是国际政治问题，这是影响全局的国际政治问题。

　　非常坦率地讲，和外需密切相关的是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和西藏稳定、新疆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和南海主权的问题相比不是在一个层次上，本质上讲还是经济领域上的问题。当然我们应该在汇率问题上掌握主动，不能让对方牵着牛鼻子走，我们每次调整应该是自主的，汇率问题不能和台湾军事问题相提并论，也避免在汇率问题上被别人大做文章，因此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外需，依赖外需的格局有比较快速的下降，我们在汇率等问题上，乃至在其他的政治问题上就主动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这个挑战值得我们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比较乐观呢？我想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经济发展有阶段性，事实上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内需上升，减缓对外需依赖的程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比如城市化，劳动工资率的上升，基层民工劳动工资率上升非常快，这本身就会带来内需上升，这件事情是经济发展自身规律会带来的，因为是大国经济，只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政策把这个进程稍微加快一点，这是第一个挑战，如何提升内需，如何减少对外依赖，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第二个挑战，如何想方设法缓解社会矛盾，现在很多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的矛盾纠结在一起，变得非常复杂，一是企业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方向应该说是经过多年的讨论和争论，应该是比较明确的，进一步放权，进一步主权多元化，给高层的管理人员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的业绩和工资待遇更好地挂钩，从经济学来看，方向是比较明确的，进入500强大型国有企业下一步的任务是如何在国际领域里提高竞争力，从经济学来看，就是要进一步规范化，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在经济学上讲，道理比较清楚、方向比较明确的改革，在我看来非常困难，困难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社会。假如今天把一部分经营非常好的业绩提高非常快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待遇和工资以及收入提高，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会带来一定社会的争议，就连高管人员自己都不太敢接受这样工资收入的改革。因为的确现在的收入差距比较大，收入差距大，直接带来了相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域难以推进。

　　再举一个例子，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本身上讲价格上涨，本质上讲不是金融问题，在金融领域里讲，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今天的银行给很多的家庭和年轻人贷款买房子，从商业角度来看，是非常好的决策，甚至于比很多企业贷款还要好，我们的银行给年轻人给买房子的家庭贷款之后，并没有拿贷款搞新产品、上市，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搞次贷，贷款的标准是很严格的，我不担心房地产价格下降，房地产未来可能下降给银行带来冲击，不是金融问题，和西方国家次贷危机前所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相比，性质完全不同。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社会问题，与西方次贷危机前相比，当今天的价格迅速上涨，房地产价格过去五年之内迅速上涨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点，西方国家当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的时候，全社会欢欣雀跃，使得很多人买更好的房子，使得很多买了房子的人到银行搞重新再贷款，做更高房价的抵押做消费和贷款，今天的问题在于如此快速房地产价格上涨，无形中带来了财富转移的效应，带来了年轻人感到，我们这批40、50岁的人，这批早年买了房子的人，可能把财富从年轻人手里转移过来，这就是财富转移的效应，事实上以北京为例，五六年前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房子七八千一平米，现在到了三四万一平米，假如说那时候买一套房子，今天卖的话，无形中每一平米从年轻人手里转移出来了两万多财富。这样一个财富转移机制，不仅使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很焦虑，感到自己没有房子住，感到住得房子很远，影响了上班和工作效果，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人感到很无奈，正在发生这一场财富大转移的游戏中间，他们被甩出去了，这个感觉如果今天的股票市场涨到六千点，一分钱没有投入的话是什么感觉。人人讲股票价格到六千点到点了，不可能再涨了，你的感觉非常不好，再加上房子非买不可。这是第二大挑战，本质上是社会矛盾，社会矛盾没有缓解，使得经济领域很多改革难以推进。

　　第三，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就是绿色发展，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公平、极其不公平，这么穷的国家，GDP才四千美元，人均碳排放应该是六吨左右，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国家需要我们承担义务非常不公平，发达国家人均GDP三万四万美元，他们是二十吨左右，非常不公平。同时不公平的是，我们太大了，无法躲避，如果我们是韩国和新加坡、斯里兰卡，完全可以不顾这些，完全可以不用管我们，有谁在碳排放抓住新加坡不放，韩国、新加坡能源效率比我们低，至少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远远比我们低，韩国不到1%，我们是3、4%以上，可能还更高一点，最近发展比较快，非常不公平，极其不公平，但是这件事没办法，国际社会从来都不是讲公平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今年成都企业家绿色峰会上，我们今天应该接过绿色环保主义大旗，20年前我们接过全球化大旗，把西方号召的全球化大旗接过来，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今天接过绿色环保大旗，，率先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进绿色发展和减碳的进程，在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和西方人讲，我们的价值观是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不是以人为本，我们比以人为本还要高明，西方人讲人权，我们讲人和地球、人和自然和谐发展，我们人权和地球权统一来讲，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西方人讲得这套理论拿过来为我们所用，在讨论当中占领制高点。很多朋友们也在讨论普世价值，我总有一个观点，不要一谈普世价值就谈西方人谈的民主、自由、人权，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不能一切以人为本，还要考虑到自然界可承受能力。这件事情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如果做得好今天的一切都在全球具有号召力的普世价值这个层次上来，这就是三大挑战，一是内需，二是社会矛盾，三是绿色发展。

　　应对这三个重大挑战，我想未来五到十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一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具体说来，在应对内需，在我看来最值得关注的，也许在未来几年通过各种方式推出政策方向就是城市化，官方说法是城镇化，我有意用城市化，作为一个学者稍微不同一点。

　　在我看来城市化这件事情我们现在需要补课，我们国家城市化比重和相应经济发展国家相比，我们是落后整整11个百分点，更糟糕的是，城市化的比重是浅层的城市化，在城市里长期打工但是没有把家属带到城里这部分农民工都算座城市常住人口，这部分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在行为上、消费模式上的城市人口，设想一下，如果我们不仅提高城市化人口比重，把这些进了城还没有演变为还没有吸收为城市人的人口，真正吸纳成城市人的话，我们的消费潜力，我们的经济活力将会有多大的变化？我特别看好，我认为最有潜力，在城市化进程中，担当先锋的是谁呢？合肥、南京、武汉等省会型的城市，人口在600万左右水平的城市，这些城市最具有潜力，城市化的发展我相信一定和搞浦东开发不同，绝对不是说反对浦东开发，我只是说浦东开发的模式适合于九十年代发展，浦东开发的模式是以工业化以园区为引导的城市化进程，我们需要的是，以人、以绿色发展为引导的城市化进程，先把已经在城市里长期工作的农民工吸纳为城市居民，还有一部分没有进城，完全在农村的农民吸纳进来，人来了以后一切好办，我们办学校办教育办医院，办社区服务，再办相关的产业，而不是简单办开发区和工业区。像浦东那样只见工厂不见人的局面，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我想很难在未来十年进一步推广，这种模式占地大，这种模式仅仅带来产值，并没有带来人的内需本质的提高。需要引进一大批外地人进城，这个过程需要市场化的考量，这是第一个，应对内需方面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政策。

　　第二，在缓解社会矛盾方面，我想和各位企业家朋友们交流一个看法和感想，在我看来，针对房地产价格调控政策仅仅是刚刚开始，我相信还会坚持很多年，如果对于像合肥、武汉这样的城市，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步北京、上海发展后尘的话，整个发展得到颠覆，不可能得到长期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一是流动性非常高，我们的整体货币存量超过了美国，十万亿之高。二是中国的百姓又由于几千年土地文化的传统，特别喜欢持有房地产，这两个因素情况下，房地产这个产业没有合理调控的话，很容易演变为房地产的价格就是变成财富分配工具，这个格局形成的话，对经济发展而言毫无疑问是重大打击，我相信国家领导会反复强调，今年7月20号我们看到了报道，总书记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做了一个详尽的部署，7月20号中共中央召开座谈会，讨论经济形势。总书记在座谈会里面，反复强调房地产的调控要坚持，如果达不到效果，如果半途而废后果不堪设想，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房地产的调控，而且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我相信会带来一大批相关领域的改革，比如说地方财政的改革，因为现在重大的症结在于地方政府激励没有跟上，对地方政府而言，房地产仍然是重要的财政来源，咱们非常坦率地讲，应该怎么办？应该转变，应该推行改革，应该让地方政府把公共性住房资产化，让地方政府开一个窗口，让他们融资，甚至于我给国家的建议，允许地方财政和中央政府借钱，中央政府可以借这个钱，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借钱，干什么呢？开发公共性住房，住房掌握在地方产权手里，从未来房租收益中逐步还钱，让地方政府认识到，公共性住房和对控制房地产价格不合理性两件事情都应该抓，公共性住房建设应该是资产化的，而不是日常性的开支。

　　第三，在绿色环保方面，我坚信我们的国家，从国家层面来讲，将会出来越来越多的政策，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咱们国家的立足之本，以咱们国家什么形象出现在全世界密切相关的国策问题，和计划生育是同一档次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淘汰落后产能，技术革新，总书记今年下半年7月20号强调要完成“十一五”规划提出节能减排的任务，这件事情7月20号总书记反复强调。如果我们今年下半年工作做不到家，到下半年总体上完不成“十一五”提出来节能减排的任务，对于国家的形象和未来国际上和别人谈判是非常不利的，国际会说自己提出来的计划都完成不了，怎么相信你未来提出的承诺呢？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是讲到今年上半年。

　　从长远来看，我相信下一步除了技术革命和淘汰落后产能，下一步政策着力点是如何启动相关的市场机制，提高资源价格，提高资源税费，提高排污费，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下游的企业感受到节能减排重要性，动员全社会在需求方上下功夫，减少能源的消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采用新技术或者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管理方式，下一步可能是市场化，以市场化机制为主导绿色减排是旷日持久的运动，而不是简单依靠技术和淘汰落后产能，因为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虽然在短期内非常有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潜力并不是那么大。我最近做了一份调研，我发现我们很多企业技术水平已经是名列前茅，全球领先了，还怎么样提高呢？很难提高的，包括发电，已经是很厉害了，火力发电能耗水平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在我看来，下一步主要是市场机制。

　　总的说来，我的基本观点是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所面临国际形势，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在很多方面是非常严厉的，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想我们应该坚定信心，基于我们的客观冷静的判断，未来十年，我们的增长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灵活度还是应该有的，还是很高的，至少比西方国家高很多，关键在于我们各位企业家朋友们，能不能抓住机遇？能不能顺应整个历史潮流的发展，抓住机遇，通过每个企业的改进，通过企业发展方向的转变、战略调整，使得企业的发展和大的形势结合得更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使得企业越走越好。最后我想祝愿中国企业500强的评选活动越多越好，最后中国500佳企业不仅是中国的50佳，最后也将走向世界，成为全球的500佳，50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