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年收入16923元人民币

　　学者：统计局数据“漏算”5.4万亿元“灰色收入”

　　□晚报记者 李宁源 实习生 陆烨 池文娟

　　张家是个穷光蛋，李家有钱一千万，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

　　——坊间用这样的打油诗来形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

　　近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表调查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他经过调查，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23.2万亿元，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高出5.4万亿元。王小鲁将这部分统计局“漏掉”的收入称为“灰色收入”，“其中三分之二‘灰色收入’集中在10%的城镇最富裕家庭。 ”

　　文章发表后，8月2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由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王有捐执笔反驳王小鲁报告。当天，王小鲁便对此文章进行回应，8月25日，统计局网站上一篇由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施发启执笔的批驳文章再次予以回应，一场学者与国家统计局之间关于“灰色收入”的论战就此升温。

　　“灰色收入”是否该统计

　　王小鲁：统计局调查缺数据

　　王小鲁认为，要了解中国经济形势，“灰色收入”是必须要面对的。

　　“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按照王小鲁的统计结果，2008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应为32154元人民币，比官方数据高出90%。但这一大幅度增加主要是被高收入居民的收入拉高了，而高收入居民未纳入统计收入中，很大部分是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被王小鲁定义为从他的研究中估算出来的全部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官方统计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王小鲁指出，中国存在着如此庞大的“灰色收入”也意味着整个经济规模实际上更大，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更低，收入差距更大。

　　统计局：误差让结论打折扣

　　王有捐说，由于在调查和推算方法上存在上述不当之处，故王小鲁得出的收入结论自然打了很大折扣。

　　“灰色收入”怎么统计

　　王小鲁：调查从家人开始

　　“国家统计局现行的住户调查抽样基于自愿原则，但高收入居民中有相当大比例不愿接受调查，导致抽样过程被迫更换样本，在样本更换过程中发生对高收入居民的遗漏。 ”在调查报告中，王小鲁指出统计局在取样时有误差。另外，高收入居民根本不愿意提供真实收入信息。

　　王小鲁组织的课题组在调查中借鉴了社会学调查方法，由各地专业调查人员对他们熟悉的亲属、朋友、同事、邻里家庭收支状况进行调查。他们还采取若干辅助措施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即“滚雪球法”。凭借这样的方法，王小鲁调查出数量相当可观的“灰色收入”。

　　王有捐：“滚雪球法”太主观

　　“王小鲁博士课题组采用的调查方法是让调查者找自己的亲戚、朋友或邻居来调查，再通过这些人又找他们的亲戚、朋友或邻居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方法太主观。 ”王有捐在文章中直言不讳，王小鲁选择的调查样本虽然采用随机抽样，但选用对象存在裙带关系，所以难免成为非概率样本，也就是缺乏客观性和说服力。 “虽然课题组已意识到‘滚雪球’法抽样存在的局限性，但用这些参数作为辅助手段来推断总体同样也不太合适。 ”

　　据了解，我国现行城镇住户调查是按随机抽样原则，在全国抽选476个调查市县的65000个调查户进行居民收入与消费调查。调查市县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

　　在常人看来，不露富一向是中国人的处世观念，所以王有捐提出质疑，“那些不愿向统计局调查员透露实际收入的高收入人群，恐怕对熟人也不会如实相告。 ”

　　抽样方法准确吗

　　王小鲁：我设计了正确的问卷

　　“为了消除受访者的疑虑，本次调查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在调查方法上，也采取若干降低调查敏感度和有利于获得真实数据的措施。 ”王小鲁说，如强调的目的是研究消费结构而不是强调研究收入水平；在问卷设计上，先问消费问题再问收入，先问具体分项再问消费和收入总额。在收入来源方面，问卷只要求回答简单的收入分类，不要求回答具体收入来源。

　　“虽然无法完全避免受访者仍隐瞒真实收入，‘灰色收入’的统计结果可能仍小于真实水平，但我的数据比统计局的数据更接近真实。 ”

　　施发启：抽样方法存三大软肋

　　施发启在回应王小鲁时指出，这次做的统计调查存在三个软肋。

　　“样本量太小，代表性不足。 ”据核实，该项调查共包括家庭样本4909个，只占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样本量的7.6%，样本量明显偏小，无论是直接推算还是间接推算，以此为基础的计算结果都不靠谱。

　　此外，课题组没有按随机抽样原理选取样本也是一大硬伤。“为了保证根据样本资料推算总体的可靠性，抽样调查要求按照随机抽样原理来选取样本。该项调查由调查员主观选取调查户，利用这些样本点来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很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

　　另据了解，王小鲁调查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皆由受访者根据记忆提供，口说无凭，没有规范的统计台账，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无从检验。所以“样本调查方法不规范”也成为王小鲁抽样方法的弊病之一。

　　统计方法精确吗

　　王小鲁：分析采用双重保障

　　报告显示，在进行调查数据分析后，研究小组通过恩格尔系数法，找出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和人均收入水平间的真实关系，再利用这种关系检验居民收入统计数据。

　　“2008年，根据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数据和城乡人口数推算，全国城乡居民储蓄总额为3.55万亿元。但这一年仅全国金融机构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就增加4.54万亿元。 ”王小鲁分析说，这一年，商品住宅销售用去居民储蓄1.82万亿元。2008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净增加1.09万亿元。 2008年，估算A股净吸纳私人投资1.35万亿元。

　　以上各项，再加上其他项目合计，2008年全国居民储蓄总额至少应为11万亿—11.5万亿元，而不是按收入统计数据计算的3.5万亿元。这说明该年至少有7.5万亿—8万亿元的居民隐性收入没有包括在收入统计中。

　　“对近些年宏观数据进行分析，都可以得到类似结果。从商品住宅市场和汽车消费等方面的数据推算也可以得到类似结果。通过宏观数据分析所显示的隐性收入总量，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王有捐：恩格尔系数使用不妥

　　王小鲁在研究中采用 “恩格尔系数分析法”，即指食品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系数越低，居民生活水平越高。不过王有捐指出，“中国消费结构与发达国家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相比变动较大，不同地区居民饮食结构和习惯存在明显差异。 ”单纯以这项系数为标杆，只会造成判断失误。

　　王小鲁：王有捐没看仔细

　　王小鲁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在做数据分析时已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恩格尔系数的因素，包括王有捐提到的地区差异。这些因素已经通过技术分析手段剔除了，报告中体现的是剔除其他影响因素后，恩格尔系数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净”关系。“王有捐没有认真看我的报告原文”。

　　施发启：模型分析太主观随意

　　据施发启介绍，王小鲁调查的人口数据与统计部门采用的数据不一致。“在推算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时，该报告采用城乡年末人口，而统计部门一般是用年平均人口。”施发启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王小鲁计算方法，按城乡年平均人口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会比按城乡年末人口计算结果低0.6万亿元。

　　虽然课题组试图用模型分析法来反映消费品价格、饮食习惯、文化程度等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过施发启却认为，这样拟合效果较差。 “尽管该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拟合度只有0.2472，明显偏低。 ”在他看来，模型对于解释变量在不同收入分组中的赋值，存在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

　　王有捐：消费验证值得借鉴

　　王有捐说，王小鲁对灰色收入的测算方法尽管值得商榷，但其采用居民家用汽车、商品住宅、出境旅游、银行存款等外部相关数据对我国常规住户调查居民收支数据进行验证的方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模式，值得借鉴。

　　统计数据有何佐证

　　王小鲁：房价是最好证明

　　王小鲁在接受采访时称，房价是他调查结果的最好证明。

　　根据国外经验，通常商品住宅价格是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5倍，是可承受的价格，否则住房市场不会有良好的发展。按收入统计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一直在10倍左右，住房市场却持续火爆，这始终是国内外研究者面对的一个不解之谜。

　　2008年，商品住宅销售2.1万亿元，2009年猛增到3.8万亿元。如果按统计局的收入数据算，扣除贷款远远超过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全部收入总额。这是一个无法用统计数据解释的现象。唯一能够作出解释的是，部分高收入家庭的统计收入远远低于实际收入，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被官方统计获得。

　　施发启：推算结果明显偏高

　　根据课题组报告中的模型法推算结果，施发启推算，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54元，是统计局相应数据的两倍；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3.2万亿元，比统计局的推算高出9.26万亿元，比2008年全国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5.3万亿元。

　　他认为，“这一推算结果明显高估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如果采用报告中的结果，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达73.9%，占当年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将达72.6%，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比重为19.5%，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为21.3%，按此推算，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6.1%，这一结果明显不合理。

　　王小鲁：灰色收入四大来源

　　在接受采访时，王小鲁解释了灰色收入的来源。

　　一是钱权交易，以权谋私。根据2006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一项涵盖全国4000家企业的调查，对于“贵企业去年用于政府和监管部门人员的非正式支付有多少”这一问题，只有19.8%的企业负责人回答“没有”；回答“有一点”、“比较多”和“非常多”的，共占80.2%。

　　直接侵占公共资源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国家审计署2009年报告，抽查了56个中央部门已报销的29363张可疑发票，发现虚假发票5170张，列支资金1.42亿元。

　　二是公共投资与腐败。公共投资领域是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个重点领域。借公共投资贪污公款并不仅发生在中央投资项目，在地方项目中更是频繁发生。常见的做法是，将工程发包给“自己人”，再从承包方得到回报。

　　三是土地收益的分配。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推算，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已达1.5万亿元，相当于全国6.8万亿元财政预算的20%以上。在一些地方，这部分收益管理混乱，成了当地官员任意开支的钱口袋。

　　四是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一些具有垄断性的行业或企业，在正常工资之外，常常对内部人员有大量的实物或现金分配，致使其平均收入高出其他行业或企业若干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