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喜义

　　30年来，深圳经济神话般地腾飞，金融业的创新发展正是这一神话的“龙头”和支柱。

　　提起深圳的金融改革创新，不能不提一个人——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原行长王喜义。作为第一个“吃螃蟹者”，他率领和团结广大深圳金融人一起，发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创造了领先全国的121个“第一”，而大部分的第一，今天已被推广到全国。时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曾评价：“深圳这个小舞台唱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出大戏”。

　　在深圳第一项创新，他学会了“先斩后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这样描绘他的金融思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些话振奋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副司长的王喜义。抱着“到特区去要放开束缚大干一场”的心态，1985年，他申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

　　创办初期的特区俨然一个火热的工地，一切都急需“货币的第一推动”。深圳金融业便扛起了突破资金瓶颈的历史重担。王喜义到深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草创办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报告，没想到自己拿到总行去，立即就碰了个钉子，被有关领导否定了，说：全国都没有股票，你搞证券公司干什么？

　　王喜义不甘心，多次去游说：“没有股票我们可以先买卖国债，要允许深圳试一试。”后来，还是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同意了：“那你们就试一试吧。”20多年过去了，王喜义还清楚地记得，批文是1985年9月9日下来的，他欣喜若狂。

　　1988年1月8日，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挂牌，这是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挂牌当天仅收购了400元国库券，数额虽小，却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首笔交易，“这个星星之火，日后终于变成燎原之势。”

　　这次经历，王喜义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深圳要进行的这些改革，都要去总行去审啊批啊，它肯定有难度，因为他们没经历过，我们也没经历过。”“邓小平同志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还得自己摸。以后我们创造的这121项全国第一，大多是‘斩而不奏’，有的是‘边斩边奏’，有的‘先斩后奏’。”

　　把“乌纱帽”放在桌上随时准备给人家拿掉

　　1988年，王喜义正式调到深圳，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副行长。

　　王喜义说，那个年代的深圳，大家都有一股“做事”的劲。他记得自己刚刚到深圳走马上任，分行行长罗显荣就对他说：“在深圳搞金融改革，要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准备让人家随时给你拿掉。”

　　在王喜义和他的同事们后来多次的“斩而不奏”、“边斩边奏”、“先斩后奏”的创新中，就有多次掉“乌纱帽”的冒险。关于汇率并轨改革就是其中一项。

　　1993年12月31日下班之前，国家关于汇率并轨改革的国务院通知传到深圳，要求从199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内容主要包括实行银行结售汇，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实行有管理的流动汇率。当时，深圳的外向型经济比重已经比较大，如果简单地执行通知，就会对经济和深港两地的居民生活带来困难和不便，怎么办？

　　由于当天晚上各大银行都要进行年终结算，直到凌晨1时，王喜义才将我市20多家的金融机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召开会议。这时向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提出一个变通办法，包括设立待结汇账户，把“禁止外币流通”改为禁止“外国货币流通”，把港币排除在外；把保险公司视同银行，一个月的净利润才结汇。按上述内容，由王喜义执笔共同草拟了一个新的“公告”，准备次日张贴，让社会了解，以便执行。

　　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王喜义在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人汇报这个“擅自篡改总行文件的严重罪行”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已经把‘乌纱帽’放到了桌子上，随时准备你们拿走吧。”不久，总行工作小组到深圳对此事了解情况，并请他静候北京的决定。

　　“后来，我涉险过关了。”1994年3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办公会议，同意了深圳的办法。1995年开始，许多沿海发达地区都学了深圳的办法，由此辐射到全国。

　　“改革就是要最冒风险。”这是王喜义最常说的话。其实，他所冒的，不仅仅是掉‘乌纱帽’的危险。改革总要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多年来，他收到过无数的恐吓信，恐吓电话，有人将子弹寄到他家里来，也有人当面掏出枪拍在他的办公桌上。形势最紧张的时候，公安部专门下令要保护王喜义的安全，每天有6个公安干警在他家附近巡逻，一天要换3辆车出入。多年后，对记者说起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王喜义很平静。

　　改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总有这样或者那样前进当中的问题。

　　在特区建立之初，深圳人在信贷资金管理上就废除了“金融井田”，开阡陌，打破专业银行界限，进行混业经营。工行可以“下乡”，农行可以“进城”，中行可以“上岸”，建行可以“出墙”，银行可以选择企业，企业也可以选择银行，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然后不久，问题发生了，银行之间一度出现了恶性竞争的情况，一些企业利用多头开户多头套取银行的贷款。怎么办？要不要取消银行业务交叉的做法？

　　王喜义说，“改革是一支放出去的箭，开弓没有回头路。只要改革的方向对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他与金融机构的同志们一起积极探索，大胆试验。1991年，贷款证制度走上深圳改革舞台。贷款证由深圳人行统一颁发管理，一个法人企业只能领取一本贷款证。企业办理贷款和还款时必须向银行出示贷款证，这样就防止造假骗贷，从而使企业健康运作。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全国部分大中城市银行推行贷款证制度，全国20多家报刊称道这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新路子，是金融监管跃上一个新台阶的标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全国第一家外资银行成立、全国早最运作的证券交易所、全国第一张金融商业日报、全国最早的楼宇按揭贷款……两个多小时的采访道不尽深圳金融领域的121项创新。

　　“这些改革创新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这要归功于中央的支持，归功于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以及金融机构同仁的共同探索。”王喜义说。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说到激动之处，王喜义站起身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前30年的改革深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历史的成绩上‘睡大觉’，深圳还要敢试，敢闯，敢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

　　人物档案

　　王喜义：1936年1月生，籍贯辽宁，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原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27年，1988年正式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先后任副行长和行长。担任人行分行行长期间，他率领和团结深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各金融机构领导，大胆进行金融改革与创新，创造了领先全国的121个“第一”，绝大部分被推广到全国。他在深圳探索建立人民币货币资金市场、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和黄金饰品市场；率先将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引入中国金融实践，率先建立贷款证制度和经济档案制度。在他的推动下，深圳实现了ATM机联网，把深圳的银联卡推行到全国，促进全国银联公司的成立，为全国银行间的资金清算和划拨架设了一条高速公路。(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