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却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愈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却传递给了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别了，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年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却给出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据了七成。

　　澳大利亚同样“高烧不退”，根据今年1月澳洲统计局(ABS)公布的最新数字，中国大陆出生人口的移民比例，从2009年8月至10月间的连续三个月，一直问鼎澳洲抵境“报到”移民人数榜首，超过传统的英国和新西兰，甚至后来居上的印度。自2009年7月至今年1月，中国大陆移民澳洲的人数约为7800名。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很显然，这组数据背后所传递的，是极为严峻的中国移民现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认为，所谓的“第三波移民潮”也许确实出现并存在，但绝不是仅仅因为移民数量的上升，关键还是人们所说的新移民所呈现出的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

　　新世纪十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当时三地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十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我为什么想移民

　　【作者】口述：吴佳川(化名)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张皓雯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来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到那个集体中。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我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是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争夺精英人才：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叶明发自新加坡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却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却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像，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期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到：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

　　吸引人才未雨绸缪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有著名的欢迎外来人才的政策。尤其是新加坡正日益面对人口萎缩、老龄化的挑战，因此必须持续吸引移民，来填补本地人口。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意识到，世界各国都在极力争取外来人才，新加坡的人才也成为各国“挖角”的对象。因此，在继续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新移民尽快融入本地社会。

　　最近，基于“公民优先”的原则，新加坡消减了永久居民原有的一些福利，引发新加坡是否不再欢迎外来移民的忧虑。对此，政府高官多次出面强调，没有这样的意图。

　　事实上，消减永久居民福利，是为了拉开公民与永久居民的待遇差距，以便促使更多永久居民选择入籍，而不是长期保持永久居民的身份。对于入籍后的公民，新加坡强调的是“一视同仁、不分先后”。可见，“公民优先”并非是要排斥移民，其真正目的是要加强国民认同和凝聚力，以应对未来全球化的人才争夺战。

　　人才出走让津巴布韦沦为“失败国家”

　　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李努尔、邓亚君发自哈拉雷、北京 哪个国家人才流失问题最严重？在美刊《外交政策》新近出版的全球“失败国家”排行榜上，津巴布韦位列“人才流失”指标榜首。

　　据统计，过去10年中，这个南部非洲内陆国家有五分之一的民众选择了离开祖国——“出走”人群涵盖教授、医生、工程

　　师、律师，以及记者等多种职业。连年来饱受政治动荡不安与严重经济危机的津巴布韦，成为了全球人才流失问题的“重灾区”。

　　中小学教师缺额高达30%

　　迄今为止，津巴布韦官方从来没有公布过关于该国人才流失的确切数字。但有人估计，从2000年津政府实行“快车道”土地改革以来，全国有300多万人口移居海外，其中包括大量的专业人士。首都哈拉雷“科学与工业研究发展中心”2003年所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个仅有1200万人口的非洲小国，专业技术人才移居国外的数量超过50万。流失人才绝大多数获得了学士以上学位，其中拥有硕士学位的占20%，博士学位的占5%。

　　遭受人才流失打击最严重的，在津国内当属教育部门。据津巴布韦教师协会估计，到2008年，该国至少有7万名教师流落他乡，截至目前，津中小学校教师缺额仍高达30%以上。国内最高学府津巴布韦大学副校长尼古拉无奈地表示，由于讲师以上员工不足原先的一半，致使许多学位计划不得不中途停止。

　　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人才流失直接影响到了津巴布韦未来的人才培养。而人才匮乏不只体现在教育部门，在采矿业，过去10年里专业人才损失了三分之一；在医疗卫生领域，人才流失使其几乎陷于完全瘫痪状态。令津巴布韦人记忆犹新的是，当2008年那场历时10个月的霍乱突然爆发时，当地医疗部门却因为人力不足而束手无策，最终霍乱夺去了4000多条生命。

　　移民为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津巴布韦曾经是非洲大陆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国家，教育普及率高达90%以上。所有移民途径中，高中毕业参加英、美和南非等发达地区的大学统一入学考试，是较为容易的渠道。

　　近几年来，由于政治原因和经济困难，津巴布韦人大量涌入邻国南非和博茨瓦纳。在国内无法养家糊口的不少专业人才，到邻国后也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苦力。“2004年，我哥哥让我来南非，说这里工作机会多。”在南非的津巴布韦人劳伦斯这样解释移民原因。

　　有分析认为，津国内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党派政治争斗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生活困难。如果津联合政府能够保持政局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人才流失很快就能出现逆转。

　　目前，津联合政府废除一文不值的本币津元，推行以美元、兰特为主多种外币同时流通的币制，使国内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据津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国内人才匮乏的总体状况正在出现改善的势头。

　　印度也在担忧人才外流

　　来自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才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单向流动的现象日益普遍。人才流失——同时也是作为全球外包大国的印度面临的尴尬。

　　在澳大利亚，今年的最新统计数据让印度移民成为焦点：15年内，澳大利亚本地出生的人口将成为少数群体，而以印度为代表的移民群体在澳人口中所占比例将显著上升。预计到2025年，来自印度的移民将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社群。

　　人才外流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带来负面影响。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曾表示：印度软件业至2008年将需要220万名软件技术人员和160万名硬件技术人员，但按照目前的人才流失速度，未来十年内，仅IT业，印度人才缺口就将达到一百万。

　　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负责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海外印度人。但与美欧发达国家提供的优厚条件相比，印度在工资水平、工作和科研环境方面相差甚远。

　　为建立本国高级人才库，印度政府业已决心通过向外资开放本国高等教育体系来培养更多人才。但对学业出色的印度学生而言，是耶鲁大学新德里分校更有号召力，还是耶鲁大学美国校区更有吸引力，答案不言而喻。

　　专家视点：要给所有公民一个有保障的未来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邓媛 发自北京

　　【嘉宾】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与以往移民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

　　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在增强

　　《国际先驱导报》：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第三拨以精英为代表的移民高潮已经形成。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觉得移民的“精英”，是怎样一个群体？

　　于建嵘：“第三拨移民潮”的形成，表明社会的不安定感增强了。现在移民的精英，主要是指“经济精英”的移民。文化精英移民的也有，但他们也是需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而整体来看，有钱的经济精英移民的情况比较明显，他们对自己财富的稳定性有一些顾虑。

　　Q：他们出国为了寻求一种稳定感？

　　A：出国本身虽然可能不稳定，但主要是对自己的财富比较放心，尤其是一些因权力而获得财富的官员。他们利用权力寻租更感到不安全，怕被清算。而其他的有钱人也会担心，自己的财富会不会被怀疑来路不明？他们对财富未来的不可预知性越强，就越想移民。

　　Q：但移民的心理不光是“精英”有，现在很多普通民众也会说“有钱就移民”之类的话，这说明了什么？

　　A：我的一些朋友，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也流露出了移民的想法。这说明，民众普遍的不安全感：对财富、对生活各方面都觉得不够安全。这种想法不光是对有钱移民的认同，而且是一种对自己没有能力移民的失落。

　　主要是财富和身份的流失

　　Q：这样的移民潮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A：不管是从中国的人才结构还是资金的角度来看，移民潮都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因为移民潮引发的对人才流失的忧思会使民众广泛关注到这一问题，我们会检讨这一问题，以此推动改革有关制度层面上的一些不合理之处。所以移民问题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Q：6月初，我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您觉得这一目标能实现吗？

　　A：要实现这一目标比较困难。人才之所以出走，最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对自己未来的预期出现了问题。与以往移民的目的是追求财富相比，现在移民的人群不是为了简单的生存需求而离开，他们要追求安全感，并且是可以预知的安全感。这一安全感可以是为他们自己，也可以是为他们孩子今后生活考虑。

　　另外，有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很多移民的精英并不是就此离开了祖国，他们把财富转移到国外，获取另一种身份后，又回国继续国内的事业。当然，也有很多演艺明星通过移民来获得工作上的便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才流失的角度看待精英移民。人才并没有流失，他们只是财富和身份“流失”到国外了。

　　整个社会都要“守规矩”

　　Q：他们觉得未来没有保障，那该怎样提供给大家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呢？

　　A：主要是要“学规矩”。因为不懂规矩，整个社会不遵守规矩，所以人们对未来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不知今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提倡要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实际上就是在增加确定性。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成为美国人，即便他出事之后，他还受美国法律的保护，中美之间要处理此事还需要司法互助。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法制建设搞好，这样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有保障，能够安心。

　　Q：您觉得未来10年这拨移民潮的趋势会有减弱吗？

　　A：这个很难说。我认为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不平等化和不稳定时，有能力的人就一定会往外走。

　　Q：可能有钱人对财富的合法性和安全感特别敏感，但对其他想移民的中国民众而言，除了法制建设，还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安心？

　　A：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全体成员的安全感是十分重要的。要给所有人一个有保障的未来，社会福利制度必须完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民众有一种患不均的心理。特别是当代一些富翁有一些原罪，他们面对这种民众心理和法制并不健全的国度，就会更敏感。

　　Q：有专家建议在留住人才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印度，强化故土与海外侨社的联系；还可以学习新加坡和香港，全面打造国际都市以吸引海外精英团队。

　　A：国外的经验当然可以学习。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要认清楚两点，中国新的移民和以往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中国移民和国外移民的心理需求区别。我一直强调“法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重要性，因为有健全的法制，人们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里会受到约束。没有法制的国家，悲哀就在于人们犯了错，还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如果抛开这一关键点，光去谈怎么吸引创业资金就是徒劳的。因为都感觉不到安全了，还能留得长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