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本刊记者 李保平(发自东莞)

　　走出富士康，他们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世界工厂”是对19世纪英国的赞誉，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世界工厂”并不是个褒义词。

　　19世纪是工业大生产时代，具有最强工业生产能力的国家就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当年的“世界工厂”也是“日不落帝国”。然而在21世纪，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工业为王的时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名号只是“代工厂”的另一种说法，是低附加值的代名词，而绝非强国的标志。

　　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正经历着考验，富士康一个月来的事件被认为是这种内生性挑战的最有力注脚。即使国际金融危机曾经令大批代工企业利润一降再降、惨淡经营甚至关门歇业，却没有引起代工企业对自身模式的深度反省。在国际金融危机稍有好转之时，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开始出现“用工荒”。

　　在解释“用工荒”的原因时，代工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媒体更乐意把这归因于人才结构的不合理，而不是从企业自身的经营模式和用人制度上找原因，他们从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去适应当下的劳动者们。

　　对于拥有近80万“人口”的“富士康社会”而言，将其员工自杀几率置于社会自杀率坐标中考察，其实并未高到令人惊讶。

　　“哪里都一样”

　　富士康公司员工的处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在所有的代工类企业中也肯定不是最差的。《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在东莞市的采访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如果走出富士康，代工企业的员工们并不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好，或者说生存得更好。

　　“之前我在138。”来自重庆的一位工人正在东莞市塘厦镇宏业工业区前盛电子厂门前排队，等着应聘一个岗位。他所说的138是与前盛电子厂比邻的康输电子厂，前者远比前盛电子厂规模更大。

　　“为什么要换工作呢？这里更好吗？”记者想了解应聘者的想法。

　　“哪里都一样。”重庆工人简短地答道。

　　前盛电子厂大门前的招聘广告上显示，员工薪资构成如下：基本工资为920元(这是广东省最低工资标准线)，另有200元的岗位补贴，然后就是加班费。而康舒电子厂的招聘广告中则如此标示工资标准——920元～1040元。该工厂还明确规定了加班费每小时7.93元～8.97元，周六日加班费每小时10.57元～11.95元。

　　在塘厦镇宏业工业区，整条宏业路上布满了电子代工厂，每个电子厂的门前都贴着常年招聘的广告。前盛电子厂对面的鸿达电子厂门口挂着招聘横幅“本厂货源充足，薪高粮准，招聘大量男女普工”。

　　记者在鸿达电子厂门口看到一个青年正在填写应聘表，这样的招聘天天都有，面试地点就在电子厂的大门前。在年龄一栏里，该应聘者填写的是1988年出生，薪酬要求1000元，负责接收简历的女士告诉记者，新来的普工通常基本工资是760元左右，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可以相应增加到1200元左右。她同时解释，“薪高粮准”是指薪资比较高，而且能够按时发放。

　　只是生存而已

　　10平方米左右的女生宿舍，放着6张床，住了3个人，空着的床上摆放着各类洗漱用品，脏乱不堪。女孩尴尬地说，因为刚刚加完班还没顾上收拾。小小的10多平方米的空间中还有卫生间。女孩介绍说，因为没有安装洗澡设施，想要洗澡得从公用的水房接水，然后在卫生间里洗。

　　时间是下午1点多，宿舍楼里安静而空荡。女孩说，有的职工也许是赶着休息日出去玩了，有的刚加完班正在睡觉。前盛电子厂有员工活动室，有两个台球案、一个电视机。几个员工正在打台球，还有几个正在仰头盯着悬挂起来的电视机，电视里周杰伦正在唱歌。

　　紧挨着职工活动室的是职工餐厅，由于已过吃饭时间，餐厅里只有一个清洁工在清洗地面，年久的水泥地面上污迹斑斑，根本看不出地面原来的颜色。一位从外地来前盛电子厂办公差的人士曾在餐厅用过餐，她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餐厅的饭菜极其难吃。一个外国人在看到国内某家代工厂餐厅的饭菜后认为：给员工吃这样的饭菜，就不应该让他们去劳动。

　　前盛电子厂大门外有陆续从外边回来的员工，他们就是前文所述“外出休闲”的职工们，事实上整个宏业工业区附近都没有多少可去的地方。整条街上只有一家网吧，还有几家录像厅，这样的娱乐场所在许多城市已经绝迹。宏业路两边布满了代工企业的大门，中间分布着一些惨淡经营的小饭店、价位低廉的小旅馆以及生活日用品便利店和药店。在这里看不到多余的消费场所，因为在这里的人们消费欲望并不强烈——工厂给员工们提供了基本的食宿，而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工资不允许工人们涉足别的消费领域。

　　西平酒店老板娘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他们酒店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出租给“外地来出差的老板”的，工厂职工不会花上98元来外面住。即使住，附近也还有价格低到每晚10元的房间。听说记者刚从外地来到这里，想在外边租房，老板赶紧提醒《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边租房很贵，一室一厅每月最少需要260元。”

　　宏业工业区街两边都是设备简陋的小饭店，小吃店的老板称，他们的生意不怎么好，因为多数工人很少在外边吃饭，即使价格非常低廉也难以吸引顾客的光顾。

　　在一家湘菜馆，有4个工人模样的青年正在吃饭，其中一个女孩子过生日，她跟朋友说这是她24年来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而她们这一顿大约消费了不到100元。

　　宏业路两边有几家服装店，商品明码标价，一条裤子大约在20元左右。而规模稍大的购物场所不过是路边的一些便利店，周日的时候附近工厂的员工会来购买日用品。

　　深圳某电子厂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里不适合穷人出门，每天除了工作，一般只能窝在家里睡觉。”目前他的老婆和孩子已经回到了湖北老家，因为添了孩子，生活成本增大，光凭他一个人的工资已经难以为继。

　　该人士在谈到富士康员工自杀时说：“那些想不开的人想到了自杀，而更多一些胆大妄为的则偷盗抢劫。”

　　这样的看法并非完全片面，记者曾在苏州市 直镇亲历过这样的事情。苏州也是一个重要的电子代工企业聚集地，苏州高新企业园区就在 直镇，这里拥有众多的电子代工企业。该地某公司员工曾经因为偷盗一辆价值2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而被判刑6个月。该人士的同事告诉记者：在这里偷盗成风，只是他恰好被抓到了。

　　当记者问及“工资是否够花”时，前述前盛电子厂应聘工人悻悻地说：“那要看怎么花。”他此前每月的工资是1800多元，只不过刚刚够用。

　　与宏业工业区众多电子企业有业务往来的某人士告诉记者，富士康的条件其实相对而言是很不错的，据说那里还有职工游泳池，而像前盛电子厂连职工澡堂都没有。富士康事件只是被业界给放大了。

　　走出富士康

　　走出富士康，然后呢？这几乎是所有代工企业工人在跳槽前都需要面对的困惑。

　　富士康作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代工之王”。对于代工企业的工人们来说，富士康是个不错的去处。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信息综合科一位科长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富士康等大型代工企业曾经极大挤压了东莞的一些小型电子代工企业的市场空间，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候，这种表现尤为显著。

　　“如果自足于‘世界工厂’称号，就该承认富士康是世界工厂中的佼佼者。问题只在于代工企业的运营模式与新型农民工的接受程度脱节了。”前述深圳电子代工厂员工表示。但东莞到处都是这些脱节的电子代工厂。

　　前述科长告诉记者，东莞的大多数企业都是代工厂，他们撑起了东莞经济的繁华。城区工业区、东兴工业区、宝山工业区、宏业工业区、宏远工业区等工业区内分布着众多的代工类企业。

　　东莞市经济贸易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东莞市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2009年，该市八大支柱产业增加值达779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58.81%。其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制造业约285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21.50%；电气机械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约163亿元，占规模以上总产值比重的12.29%。

　　相邻的深圳则更因其代工生产地位而闻名遐迩。深圳市某电子厂员工告诉《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这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的问题，整个行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东莞市塘厦镇鸿达电子厂的口号就是“低成本、高品质、准时出货”，这也是其他代工企业的共同的追求。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企业压缩人力成本方面的支出，但这样的做法一直都遭受来自劳方的抵制，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是这种抵制的过激表现。

　　那位看了代工企业员工餐厅的饭菜后，表示员工吃这样的饭就不该去上班的外国人，在他看到生产线上的员工们漫不经心的工作状态时，又说道“这样的员工就不该给他们饭吃”。这就是“世界工厂”劳资双方间的矛盾，是代工企业与第二代进城打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许多代工类企业试图转向打造自有品牌，但最终都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转型成功的例证还没有出现。东莞市经济贸易局信息综合科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东莞的许多电子代工企业都在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正在大力开发自有技术与品牌。同时他也坦承，打造自有品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世界工厂民工荒

　　同样的难题不单电子代工企业需要面对，摘掉令人羞愧的“世界工厂”的帽子是国内许多行业都该直面的问题。东莞某制衣厂一度为鄂尔多斯、雪莲羊绒等代工生产，在2009年时，他们在北京设销售分公司，并且开始自己贴牌，试着通过进商场、开通网上销售店等方式打造自己的品牌。

　　行业问题正在升华为城市的问题。富士康太原工厂某员工告诉记者：“太原园区就没有自杀的，自杀者多在深圳园区，我想这跟深圳那个城市有关，在那样的大城市里也许生活压力更大。”而事实上，存在同样问题的不只是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

　　在苏州工业园区某电子厂打工的小胡已经回到了内蒙古老家，他17岁的时候就到了苏州，在电子厂工作，现在的工资已达到2000元左右，但由于去年生了小孩，老婆没了工作，维持家业就有点困难了，最后选择了回乡。

　　今年38岁的老赵刚来苏州的时候也是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现在他的儿子已是需要他去网吧喊回来的愣头青。他每月收入将近3000元，一家三口租住在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里。老赵告诉记者，如果他不从老家出来，他可能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当时他家里弟兄三人，二哥还没有成家，他就闯了出来。

　　前述与电子代工厂有业务往来的人士告诉记者：“他们(代工厂工人)没有更好的选择，毕竟这样还能挣点钱，如果在老家的话，一分都挣不了。”

　　但是，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定位正在撕裂着现代人的身份认同感，想要融入城市的“二代进城务工者”正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迷失。

　　深圳某电子厂员工表示，他常常思念家乡，他觉得自己从来都不属于这个城市。随身携带的“广东省居住证”时时提醒他，他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而已。

　　在宏业工业区马路边上有一个专门的“广东省居住证照相网点”，专门为工业区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办理居住证件。广东省现在适用的居住证管理办法依据的仍然是2003年出台的《广东省引进人才实行〈广东省居住证〉暂行办法》。

　　今年广东省率先破冰户籍制度改革，广东省近3000万流动人口告别暂住证。改革措施中规定：16～60岁的流动人员可免费申领居住证，可在当地参加社保，可在居住地办理港澳商务签注……持证人在一地缴纳社保5年，子女入学将享受与常住人口同等对待，居住证持证人在一地缴纳社保7年，将可申请常住户口。

　　但是对于月入千元的进城务工者来说，用7年的时间去融入一个城市也许短暂到他们不够用，也许会漫长到他们没法继续待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