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杰

　　一个叫段丽娟的小学四年级女孩儿，最大的愿望是尽快下雨，让爸爸妈妈能有水喝。当用眼泪来述说这个愿望的时候，她所在的这个有“彩云之南”美誉的地方，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

　　气候变化，似乎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个时期更让人感受到现实和强烈。这种感受不仅仅存在于旱灾严重的地方，也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生存，还是灭亡？已成一个现实问题。

　　在去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可谓空前。《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多名专家、学者认为，会议的结果另当别论，至少它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摆上了全球各国领导人的桌面。

　　在一年一度的“2010年亚洲博鳌论坛”上，气候变化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气候变暖的现实

　　中国西南五省市的大旱引发了气候变暖的再争论，有气象专家认为前者由后者引起；而也有专家认为，后者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出现的小概率偶然事件。

　　孰是孰非？其实就该事件的争论本身并不重要也毫无意义，重要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组数据：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100年前上升了0.48摄氏度；上世纪全世界平均气温约升高0.6摄氏度；北半球春天的冰雪解冻期比150年前提前了9天，而秋天的霜冻开始时间却晚了10天左右。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曾表示，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50~100年，人类将完全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21世纪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的浓度增加很快，使未来100年全球、东亚地区和我国的温度迅速上升，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将上升1.4℃~5.8℃。到2050年，我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2℃。

　　“入冬以来罕见大雾天气频发也是暖冬的一个征兆。”罗勇说，大雾天气系“暖冬”造成强冷空气非常弱所致。全球变暖的现实正不断地向世界各国敲响警钟，气候变暖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能源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全球变暖的事实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当然无需争论，作为全球高档旅游休闲地的马尔代夫，从去年开始已经数次提出打造海上家园的计划，而这样一个计划和旅游观光无关，却是因为不得不面对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是该岛国正面临陆沉威胁而采取的无奈安民之举。

　　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海因里希-波尔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经理陈冀良，一直关注国内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他认为当前国内气候灾害虽然严重，但是与之相关的其他一系列问题更严重，“水的问题、垃圾焚烧的问题等都亟待高度关注并大力解决”。

　　这一现实的问题同样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Akerlof)关注。他撰文指出，大量的证据表明，和人类相关的向大气进行碳排放行为，“正在引发，并且还将引发引人注目的全球变暖”。他认为，不管穷国还是富国，全球变暖问题都将对其带来极大的破坏，并将使得地球大范围不宜居住，同时，解决问题的成本非常大。

　　不管怎样，如果将地球看作一个组织，因气候变暖这个现实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人类管理这一组织的能力进行质疑和深刻反思。

　　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反思

　　回顾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世界性事件之一无疑是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举行。有参会专家认为，此次会议参加的各国首脑之多、媒体关注度之高，在气候变化领域实属罕见。而这一特点在专家口中也被称为是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之一”。

　　毕竟，它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这虽在一些专家、观察家和实践者的预料之内，但是结果既出，还是让人摇头。

　　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方网站的消息，3月25日，该署和英国一家研究机构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各国按照《哥本哈根协议》提出的2020年减排目标虽然不会导致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一总体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但将使2020年之后的减排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和昂贵。”

　　这份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伦敦经济学院葛量洪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共同发表的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共有108个国家建立了与《哥本哈根协议》的联系，其中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占全球总量80%以上的74个国家提出了到2020年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在此基础上进行估算，2020年全球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约为480亿到490亿吨，高于科学家建议的440亿吨。这意味着要保证全球气温的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在2020年之后，全球排放量每年要减少4%。

　　葛量洪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的负责人、英国著名的气候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表示，要实现气温升高的控制目标，需要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20年封顶，到2050年时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50%以上，其中富裕国家的排放量应减少80%以上。

　　他认为，目前全世界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召开之前，将气温升高的控制目标转化为实际的减排目标。“世界各国必须用这样的全球排放预算来约束自己。”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潘家华在亲历此次会议之后特别撰文《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争议焦点与反思》，将会议的争论焦点归结在六个方面：继续实行双轨谈判还是进行并轨；长期目标；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资金问题；“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是否要实行；贸易措施。

　　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的负责人李立将“利益集团博弈”归为哥本哈根会议结果的必然原因。

　　潘家华在文中提供了值得反思之处。他提出的第一个反思问题是：会议是成功还是失败？他的分析认为有成功的因素，因为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空前的；有一些半成品使得经过谈判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和起点。另一方面，成果确实不尽理想，一是双轨、单轨变得模糊了，说不清楚了；二是没有形成共识的有法律约束意义的会议文件，发达国家实际承诺远低于预期，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高出巴厘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属于失分，发达国家属于得分。

　　他提出的其他问题包括：中国的“率先垂范”发达国家领情了吗？气候问题谈判是否形成了“两国集团(G2)”？美国的策略也非常明确，“抓大放小”；哥本哈根会议中，发展中国家是否遭遇了程序陷阱？哥本哈根会议得到了什么成果？等等。

　　应对：共同的责任

　　其实，当小女孩儿段丽娟面对无水可喝的困境而痛哭的时候，因各自利益而喋喋不休的争论是多么苍白和无力。有环保践行者将此情景比喻为“温水青蛙”：所有的青蛙都在面临生死灭亡的困境，它们所做的不是努力一致对抗问题，研究解困之道，而是围成一圈来争论谁的错造成了水温升高。

　　当然，以此描述哥本哈根会议尚显偏颇。但是，不管怎样，气候变化面前，国国有责，并且人人有责。李立和陈冀良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一些国家的“公民意识淡薄”问题。他们认为由于缺乏选民意志的共同支持，美国的一些政策无法落实。而中国也有很多地方，由于公民意识淡薄，导致一些好的举措束之高阁。“公民意识方面，全世界最好的是在欧洲。”李立认为。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人类的本能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上帝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如果思考角度是第二种，或许地球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堪承受之重？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重要的是如何共同面对而不是某些国家、某些人在积极行动，其他人则无动于衷甚至依旧我行我素。

　　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中国承诺已经引起了各界的高度认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多名专家、国内外NGO的环保人士等都认为，中国“率先垂范”的国际承诺已经够了，接下来只需要埋头苦干练内功，但“这已经是自己在有较高承诺前提下的自我提高行为”，如果每个国家都能把争吵内化为承诺下的行动，地球的绿色或许会持续更久一些时间。

　　就中国而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强智能电网建设。加快国土绿化进程，增加森林碳汇，新增造林面积不低于8880万亩。要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

　　陈冀良认为，中国需要在操作体制上发力，将政策目标消化为具体的行动，敦促落实在各个企业尤其是国家大型企业、组织中，同时努力提高公民自觉意识。“从政治上，要推动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独立、公众舆论监督，这看似和气候变化无关，但是可以保证环保领域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经济上要发挥民营企业的活动；文化上要停止倡导消耗性的消费观。”

　　在上月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曾提案建议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法”。在上月底的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则告诉记者，该法是否制订有待研究，目前尚未列入计划。

　　值得欣慰的是，全球性积极的一致行动已经开始出现，3月28日的“地球一小时”活动照常进行，参与的国家和地区空前之多。而去年该活动中，来自88个国家中4159个城市的数亿人参与了行动：包括北京的“鸟巢”、水立方，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等在内的全球地标建筑都在当天关上了灯。

　　就即将开幕的“2010年博鳌亚洲论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人士均希望与会者至少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充分对话，先达成地方共识，包括如何消除贸易壁垒，如何加强企业自觉，如何推动更有效的谈判等等。getty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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