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非法集资痼疾肇始于西部企业融资困境，得益于地方政府“跨越式发展”的推动，受累体制之弊和监管之失，一朝梦断，满盘皆输

　　《财经》记者 饶智

　　48岁的金孟贤留给旁听席的背影，是囚服上一个醒目的“1”号代码。他站上被告席之前，已身陷囹圄一年半。

　　金孟贤掌控湘西荣昌集团，在短短十年间成为当地首富，一时风光无限。而1月27日在湖南郴州市中级法院受审，昔日首富的意气风发已然不见。

　　这是湘西非法集资第一案开庭第一天。四楼审判庭，金孟贤和他的七名下属被诉集资诈骗，涉案金额达37.7811亿元。

　　四天后，2月1日，株洲市中级法院，吉首市福大房地产有限公司及该公司原董事长吴国军等三人涉嫌非法集资24.08亿元一案开庭。

　　历时一年半侦查后，湘西非法集资系列案件进入密集审理阶段。共有20家集资总额超过8000万元的公司被专案侦查，9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诉。包括湘西州前政协主席向邦礼、前统战部长滕万翠和前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四名州领导，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而落马。

　　湘西州2008年财政收入为24.04亿元，荣昌公司非法集资总额相当于该年度全州财政收入的1.57倍。而据湖南省公安厅数据显示，湘西非法集资本金总额高达168亿元，参与集资者达上百家企业，涉及34万人次，总计6.2万户，而湘西州府吉首市总人口仅20余万。也就是说，很少有家庭不被波及。

　　集资是十多年来西部边城湘西获得最广泛参与的一项群众运动，许多人在其中寄托着发财和改善生活的美梦。一如梦幻泡影，这个集体游戏的最终崩盘，导致了湘西最深阔的创伤。

　　2008年9月4日，集资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在吉首引爆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铁路枝柳线中断六个小时。此后，9月20日、24日和25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湘西接连爆发，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并发生了对抗公安武警、冲击州政府的恶性事件。在平息骚乱后，政府集中了全省政法力量，组织18个专案组，历经15个月才完成清理、追缴、清偿清退和侦查工作。

　　湘西非法集资痼疾肇始于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地方政府“跨越式发展”冲动下，因体制之弊和监管之失，交织人性贪欲，伴随政商暗通，堪称建国以来罕见的非法集资系列案件。湖南省委省政府凭借妥当的处置，最终实现了非法集资问题的“软着陆”，惜乎代价沉重。

　　如今回望，条分缕析非法集资的湘西标本，足以为地方当政者鉴。

　　十年一觉乾城梦

　　1月27日，金孟贤被押上法庭前不足一个月，浙江女富豪吴英因集资诈骗7.7亿元一审被判处死刑。

　　金孟贤的故事从十年前开始。2000年6月，湖南邵东籍的建筑包工头金孟贤来到吉首，以500万元开始荣昌航母的湘西起航，此时的州府吉首正谋划“跨越式”发展。

　　地处湘黔渝边陲的湘西，解放前尚是处于土司王朝统治下的独立王国。目前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这里山水秀丽，亦不乏人文厚重，但下辖八个市县，全是国家级贫困市县。

　　俯瞰州府，吉首城形似一只哑铃：两头宽阔处一是吉首老城，一是乾州新区，中间狭长的“手柄”长约七公里。

　　早在1999年7月，时任吉首市长徐克勤提出了“开发乾州新区，再造一个吉首”的发展目标：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建成市级行政中心、现代生态城市和以新型工业为支撑的现代区域经济龙头，实现城市经济总量在现有基础上翻两番的目标。

　　规划中的吉首新区计划投资45亿元，即便是2007年吉首市财政收入也仅仅3.5亿元，而开支高达5亿多元，45亿元投资仅仅靠1000万元国债撬动。

　　政府别无他物，惟有土地和矿产。后来的集资故事中，房地产与矿业被喻为湘西梦想飞翔的两只翅膀——这也是民间集资蜂拥而至的“洼地”。

　　50岁农妇郑奇香的家处在乾州新区万溶江乡。2000年以前，这里仍是一片寂静的田园风光。随后她和乡邻们一起，被卷入了一场浩大的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运动。土地陆续被政府征收，村民变成了社区居民。最初的征地价格是每亩4200元，到2003年翻了6倍。而政府转手卖给开发商时，地价又要飙升数倍。

　　一个令村民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政府在2003年以每亩24570元的价格征收了兔岩村土地后，尚欠村里140万元土地补偿款。由于无力支付，最后政府在这些被征土地中划出七亩交还给村里，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抵偿欠款。

　　2000年进入吉首的金孟贤抓住了这一机遇。他与吉首大学合股注册成立荣昌公司，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荣昌产业链延伸至矿产、教育、酒店等各个领域。荣昌成立之后几年内，不足20万人口的吉首冒出了69家房地产公司，并迅速展开膨胀式发展。

　　后来引爆2008年群体性事件的融资大户——吉首市福大房地产开发公司(下称福大公司)，其董事长吴国军辞教从商，盈亏兼有，最后借吉首城建崛起，以开发老吉首市政府地块和八月楼宾馆项目而享誉湘西。湖南三馆房地产联合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三馆公司)董事长曾成杰在2004年介入，也迅速分得一杯羹。

　　2004年5月，吉首市委市政府迁至乾州，以期带动新区开发；而政府旧址在人口密集的老城即成为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宝地。至2008年初，乾州在建与计划投入的房地产项目已超过50个。“榜上有名”的融资企业，都能在乾州找到生龙活虎的身影。原本不毛之地的乾州房价每年涨幅达30%，短短数年从每平方米700多元飙升至2008年年中的每平方米1600元。

　　到2007年时，当地媒体《长沙晚报》发布湖南富豪榜，金孟贤以6.5亿元身价位居湘西首富。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外表风光无限的金孟贤和荣昌集团其时已经风声鹤唳，债台高筑，崩盘在即。

　　日后，在2008年集资案爆发时，这些曾经在新城开发、旧城改造中生龙活虎的房地产企业，几乎无一幸免。

　　融资困境

　　政府的大手笔开发和白手起家的房企，都需要钱。尤其是活跃的城建开发商，尽管在当地官场经营有时，但他们几乎有着一个共同点：出身贫寒，急速膨胀之下急需发展资金。

　　作为中部省份湖南惟一列入西部开发计划的地区，湘西在发展赶超的高呼声下，却并未获取太多实质助益，现行金融体制下，即让湘西发展深受资金短缺之困。

　　2003年，福大公司曾力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完成房地产开发项目。该公司员工向《财经》记者介绍，为获得贷款，董事长吴国军先是找工行湘西州支行负责人软磨硬泡，每天陪着上下班，终获允诺。后与支行负责人跑省分行，历经一年多的虔诚“请款”，到2005年才获贷5800万元。

　　银行对湘西投资谨慎，有政策背景和历史根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商业银行追求效益的冲动、国际标准的实行和海外上市的准备，大规模收缩战线而进行结构性市场退出，金融机构分布密度减小，县一级金融服务出现真空地带。

　　2002年8月中央第二次经济工作会议以后，信贷资金主要向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倾斜，向优势地区、优势产业集中。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湘西州企业全部属于中小企业。

　　湘西抱怨银行嫌贫爱富，先照顾东部发达地区，再优先照顾湖南的发达地区，最后才轮到次发达地区和贫困边区。以工行为例，湘西在湖南100多亿元的贷款额度中只分到了几亿元，还不及省会长沙一个支行。

　　另一方面，真正让银行对湘西信贷谨慎的原因，是曾经的刮骨疗伤之痛。

　　上世纪90年代，银行对湘西曾有过大力帮衬，但最终血本无归。由于诚信意识缺失，金融生态环境不佳，企业借改革改制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现象屡禁不止，特别是司法打击不力，挫伤了金融机构的投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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