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世昕 甘丽华

　　“生猪项目奖励100万元，修5.5公里的印花水泥路108万元，小型农田水利工程175万元。”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百丈河村党支部书记王金初掰着手指头算着去年从国家财政得到的各项资金支持，“去年一年，国家给我们的钱超过过去21年的总和。”

　　透过村里去年的小账本，王金初感受到农村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几天看到国家的大账本(2009年预算执行报告)后，王金初才知道，得实惠的不仅是一两个村。2009年，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方面的投资达到2567亿元，如果再加上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去年，国家在改善民生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的44%，政府的行政经费则压缩了5%。

　　根据正在审议的2010年预算草案，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李燕教授算了一笔账，2010年，中央财政计划用于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农林水事务等方面的支出与2009年相比均增长8%~9%，并且均高于中央财政支出的平均增幅，而一般性财政支出与行政经费继续被压缩。

　　从去年和今年的两本国家账本上，代表委员以及两会会场外的专家们读出的是，中央政府投资的结构正在优化，通过国家“钱袋子”向民生领域的大幅倾斜，让百姓更多地分享改革成果。

　　向民生倾斜体现“共享”价值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长期关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他看到的数字是，2009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为9.1%，而同期财政性社保支出增速为16.6%，财政性社保支出增速首次超过财政收入增速。

　　郑功成认为出现这样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财力充裕，有能力为民生问题埋单；更重要的是，“公平、正义、共享”已经成为我国的主流价值，中央政府希望通过改善民生，让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

　　郑功成还认为，我国贫富差距的矛盾使中央政府必须靠财政福利普惠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李燕说，除了民生投资的比重加大，与2008年相比，2009年财政投资的另一重要变化还表现为投资规模扩大，这与当时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有关。

　　李燕介绍说，2008年年底，国务院确定了以“4万亿”为标志的财政刺激计划，具体体现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李燕认为，2009年财政政策的及时调整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些投资有效地增加了需求，带动了民间投资和消费，充实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

　　“由于2010年中央财政可用收入增加较少，预算资金的分配更需要智慧。”李燕说，从目前审议的2010年预算草案来看，今年的安排体现了降低行政性支出，优先保证农业、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住房的特点。“国家预算优先保证的这些方面正与民生息息相关。”李燕说。

　　投资“指挥棒”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云南大学教授杨先明委员认为，除了让老百姓得实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还应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导向作用，像“指挥棒”一样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更多的民生领域，以及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杨先明说，中央政府倡导结构调整已经很多年，但为什么一直转不过来？核心原因之一是，政府的投资结构没有实现转变，很难带来社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转向。所以，要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的投资结构要首先转变，用投资来扭转结构的失衡。

　　李燕说，2009年经济发展强调“出手要快”，而今年则强调要“好字当头”，这反映国家政策调控着力点的转变。由于财政政策实际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分配，如何分配反映了一定时期国家的方针。

　　在李燕看来，2010年的财政投资结构反映在适应转变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上。首先是创新驱动，即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促进重点行业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推动技术创新、结构调整、扩大就业，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同时运用税收等手段，如将通过改革资源税制度，全面推进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其次是扩内需，即从依赖外需转变为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应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通过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让大家能消费，同时还要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的改革与制度完善，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让大家敢消费。

　　对国家账本多问几个为什么

　　比对这两年的全国财政支出预算，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说：“笼统地看，国家在民生方面的投入加大了。但由于信息不够，我们不能详细分析，很难评价这种变化是否合适，因为我们不知道增长的部分具体用到哪里去了。”

　　他认为，国家在民生方面的投入还不够。一方面，从老百姓对民生的需求看，目前的投入不够，不能满足这些需求；另一方面，从国家的财政收入来讲，国家有财力投入更多的钱，但还有大量浪费，没有把财力充分调动起来。

　　蒋洪坦诚地说，作为专家，比起钱花到哪里去了，他更关心的是这些钱为什么要花到那些地方，是什么样的机制决定这些钱要花到那些地方。他希望将来的预算能更透明，比如教育投入这项，要细分到大学、中学、幼儿园，甚至细化到具体一所学校的支出情况。“这样有利于人大代表在审议时，剔除不必要的支出，让更多的钱投向民生领域，并使其成为常态，而不是偶尔的、不稳固的。”

　　杨先明委员建议，希望国家能加强政府投资的绩效评估，特别是地方财政的绩效评估，要关注钱花得值不值、对不对，最好能由各省交叉评估。

　　李燕也认为，应该高度关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效益问题。她说，在人大调研和审计署审计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存在对中央投资“不要白不要、要到是政绩”的心理，突击编报项目，造成一些项目并不完全符合当地实际需要或地方配套资金落实困难、工程进度较慢、地区间发展不够均衡等问题。

　　再如中央新增投资中有关教育、卫生的民生工程项目在一些地方基本用于教学楼、门诊楼等主体建筑，而学生食堂、医生值班用房等必备的辅助设施却大多难以配套；在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中，有的百姓反映在棚户区改造中搞“一刀切”，一些刚建好的平房也被拆掉了。还有一些农村居民反映，政府将农民的泥草房拆除后盖起了楼房，不符合农村生活的实际。

　　浙江企业家赵林中代表说，他今年带来了一份议案，希望国家能出台一部规范政府投资的法律，确保国家“钱袋子”里的钱用得高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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