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专访中国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专家

　　2009年岁末，中国人民大学杨志教授以联合国大学代表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为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在亲历哥本哈根会议后，她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发展低碳经济，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同在。她呼吁：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不能效仿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美国新能源模式；中国实现减排目标，必须政策引路，全民参与，让观念渗透到文化与时尚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碳生产国、碳排放国，中国必须吸取在国际石油市场中丧失定价权的前车之鉴，抓住目前全球碳市场链接的机遇，参与进去，不再错失良机

　　■《国际融资》记者 李路阳 实习记者 高琦袆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危害有多大

　　记者：根据您的研究，能否简单描述一下气候变化的历史与现状？它对人类生存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杨志：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地球气候正在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尤其是近年来，以全球变暖为基本特征的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 25%，远远超过科学家可能勘测出来的过去 16 万年的全部历史纪录，而且目前尚无减缓的迹象。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最富于成果的一件事，就是认为不仅气候变暖，整个气候系统的五个元素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温度高了，海平面也上升了，冰雪圈消退了，北极冰盖可能会消失，草场退化森林减少，生物圈也发生了变化。

　　近年来，气候变暖导致世界各地频发各类灾害性气候事件，对自然环境、生态体系产生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对农、林、牧、渔等经济社会活动产生了不利影响。科学家指出，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5℃，全球所有区域都可能遭受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所受损失会更为严重；如果升温4℃，那么，会对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损害，造成全球经济重大损失。

　　记者：由此看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度会更大

　　杨志：是的。在过去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中，中国立体地进行着第一、二、三次乃至眼下开始第四次产业革命。由于我国生产力整体水平低、能源消耗大，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破环，这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中国贫瘠的土地决定了中国人从骨子里是爱护环境的。如果你坐飞机就会发现，离开北京15分钟，再放眼往下望，那是荒芜的戈壁、滚滚的黄沙。但在欧洲大陆，同样坐在飞机上往下望，那是绿树成荫，由浅到深。资源丰富的欧洲大陆，其人均占有资源远非中国能及。中国以7%的可耕地承载了占全世界21.62%的人口，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国情，中国不可能不节省能源，不可能不去保护环境。近些年来，外国人一直在研究中国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0年中有这样突飞猛进的成绩；而中国人“走出去”，也让中国认识、了解了世界。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有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其实美国化只是全球化中的一种模式。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特色，都存在差异性。我们应该更全面地了解、学习和借鉴。而将“能源注入文化”的公民普及教育是我们最应该学习的。

　　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记者：您认为，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杨志：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一下我们调查的一个维也纳中产阶级家庭的例子。在这个中产家庭居住的1500平米的别墅中，拥有主楼、花房、冰场等，而建筑中80%的设备使用的是新能源。在调查中，主人传递给我的是令我耳目一新的信息：使用新能源不仅节能环保，更是时尚。这个时尚的特点在于它不沉闷，与创新相联。这个家庭购置的低碳设备共花了六万多欧元，还拥有各类引领他家低碳经济的高新科技。在这家人看来，低碳经济是一个创新、时尚的符号，让这家人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们可以在这幢大房子里与自然和谐相处。由此折射出他们对贫而富，富而贵，贵而儒，儒而雅儒的文化的崇尚。

　　记者：您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说，国民至上而下的观念转变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杨志：是的。第二个挑战是技术挑战。我仍然拿他们和我们作个比较，我们倡导少开车多走路是从节约型社会考虑的，而他们则是从时尚的角度出发的自愿行动。当从节约出发时，就有减缓经济发展的味道，但是低碳经济是减量高能，一切都是由高科技控制，是发展经济。我在东北的时候烧木头柈子，1.5立方米的木头柈子也就只够烧三四个晚上，但是，相同体积的原料在这个维也纳人家里却能用半个月，而且烧完后的炭灰仅有大拇指这么一点点。这说明什么？没有高新技术，既无法实现“吃干榨净”，也无法实施低碳经济。一个能引领时代发展、造福人类的低碳经济，是建立在第三次信息产业革命基础上并与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武装为基础的。所以，它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实现信息化、升级、改革和创新，拥有国际化的竞争力，产业也会随之升级，区域经济也会随之转型。

　　记者：低碳经济需要高新技术产业群在其中发挥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很薄弱，还谈不上产业化，很多技术问题、意识问题亟待解决。您怎么看这里面的深层次问题？

　　杨志：从操作的角度说，实施低碳经济要拥有低碳技术设备，低碳流程管理，低碳动力机制和运行机制，(低)碳交易和(低)碳金融市场，以及与低碳相关的政策导向和法律法规，最重要的还要有一批拥有这些知识、知道这些技术、懂得如何管理、了解发展方向的人。这种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低碳经济，一定是同整个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维也纳，有20%的传统能源通过创新转化成减量高能。人家可以将木头、煤炭转化成减量高能，而我们似乎只对碳封存技术感兴趣。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能耗是美国的300%、日本的700%。但是降低能耗的路径或方式有很多，我们要以宽广的视角去发现多条路径，不能只停留在碳捕捉碳封存上。我在那户维也纳中产阶级家住了五天，我发现他家的能源系统都是由智能网络控制的，他家利用太阳能和风能发出的电可以和奥地利国家电网联网，多余的电可直接卖钱。

　　比照发达国家，我国的生产力系统结构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参差不齐。例如，我们既有高水准走在世界前列的航天工业，也有低水平的“刀耕火种”传统农业。然而，作为与方兴未艾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紧密相连的低碳经济，注重改变的是生产力与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它要改变的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的思想范式和行为模式。放眼13亿中国人的中产阶级，比之发达国家的，我们还很“发展中”，还很“土地主”。的确，3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产生了一批巨富，但他们把关心人类福祉，例如倡导低碳经济作为时尚了吗？没有！还只是停留在大吃大喝、买高级房、购高级车的消费生活层面。我们倡导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但它不是一个政治口号，所以必须有人引导国民认知低碳经济更深层次的内容。低碳经济一定是盈利的创新的经济方式，而不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也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国家在掌握整个经济的走势和发展走向上，还需要请“文化”、“时尚”为之开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必须指出，带有“封建意识”的“时尚”对中国推进低碳经济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中国要参与构建全球的碳市场

　　记者：您多次强调中国要参与构建全球的碳市场，如果不是这样，将会导致丧失定价权的危险。对此，您能不能展开谈一下？怎么参与？

　　杨志：这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谁是市场当中的主体？首先要搞清楚是谁引领市场？谁又是资本当中的主体？在市场中，配置资源的，决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什么成本生产的主体是资本，引领市场体系运行的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中权力最大的又是权益资本。碳交易，碳金融，从根本上说就是与权益资本运作紧密相连的一种金融品的运作。众所周知，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为代表的国际性金融机构正在构建“碳交易网络”，目的是催生世界各地的碳交易所，链接未来碳交易市场的网络，在重塑世界金融市场中“别开生面”。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同时还面临着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特别是以基于地球系统的总供给弱于总需求的生态危机。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中应对并化解这些危机，是摆在人类面前的艰巨任务。当然，历史告诉我们，每逢危机必定会有创新事物产生。实际上，碳交易就是《京都议定书》为全球降低减排成本而设计的一个金融创新。碳交易、碳金融的运作离不开碳市场。当然，碳市场还要包括碳信用、碳保险、碳基金、碳期权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作为新金融市场，碳市场的特点除了在于其交易配额需要政府、甚至是跨国政府参与之外，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实际减排的二氧化碳的核定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和很密集的知识含量；只有完成上述这些内含复杂的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制度规定性的过程之后，碳市场才可能将其产品设计或转化成一种金融产品，然后再对其进行金融定价。因此，在技术上实现其可统计、可监测、可核定，不仅是实现碳交易的前提，而且是很复杂的问题。当前，还处在金融危机之中的华尔街的金融大佬们，一时半会儿还不大容易搞清楚它。谁有可能搞明白它，谁就有可能占据有利时机。中国现在是二氧化碳最大生产国，未来是二氧化碳排放权最大的供给国，按照均衡价格形成原理，中国怎么能对构建碳交易市场的规则、标准不闻不问呢？虽然我们的碳减排标准开发得较晚，但可以加快，必须加快。

　　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的73%，2008年更是惊人的占到84%。尽管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他们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全力吸引中国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这就像中国为发达国家提供众多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再出售给中国高端产品一样，他们轻而易举地赚取了“剪刀差”利润！

　　我要强调的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制高点不是钱，而是标准。一旦发达国家把重新构建全球碳市场的标准确立下来，而中国没有参与构建的话，那将永远失去话语权和定价权，而任人摆布。所以，当下的关键是，中国的金融机构一定要跟懂得这一技术的人抓紧合作，积极组织专家建立标准，做数据，做样板，做指数。决不要再重演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丧失定价权的历史悲剧。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没有石油的定价权，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参与石油期货市场的构建，由此导致了中国石油企业无法像跨国石油巨头那样在期货市场大把“吸金”，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靠行政定价来面对国际油价的涨跌。

　　记者：那么，中国参与构建世界碳市场的意义何在？

　　杨志：首先，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未来的全球碳市场中，如果中国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定价权；而没有相应的碳市场的规则、制度，自然也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碳市场。目前中国的核证减排量的价格一直被发达国家的买家人为地压低，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中国必须加快步伐参与构建全球碳市场。

　　第二，碳市场具有链接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功能，因此，参与构建碳市场，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参与国际金融市场体系构建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解决我国节能减排事业发展的瓶颈——绿色技术应用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三，全球碳市场的链接迫在眉睫。由于《京都议定书》将于2012 年到期，所以，目前各国缔约方正在商议“后京都时代”的新全球协议。就自愿减排市场的参与者来说，他们本来就可选择不同的交易规则，但是，这一市场目前面临缺乏统一市场准则的问题。由于《京都议定书》没有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强制减排的计划中，仅仅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与碳交易的途径。因此，现在的碳市场只是一个“准”全球性市场。但是，碳市场交易额的增长速度惊人，根据世界银行《碳市场发展状况与趋势分析年度报告(2009)》的数据，2006 年的增幅为187.5%，2007年为101.7%，2008 年为100.5%。2008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已达1264亿美元，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只有约54亿美元，仅占全球市场的4.27%。同样代表一吨二氧化碳减排额的EUA的价格，在2008年8月价差达到10欧元，即使因为金融危机两者的价差缩小，目前两者2012年到期的期货价格还有3～5欧元的价差。按中国2008年所占碳市场的份额粗略计算，中国光因价差(按10欧元计算)一年中便有约33亿欧元的碳资产流失了。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到那时，“后京都时代”的新全球协议将中国纳入强制碳减排体系的话，中国占碳市场的份额将会大幅提高。如果到那时中国碳市场还得不到发展的话，中国会因为丧失碳定价权而导致更多碳资产的流失！

　　记者：您在强调定价权的时候，非常强调参与，那么，在参与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

　　杨志：作为政府，一是要去学习；二是要制定政策；三是一定要“走出去”说话，参与标准的制定，不能等到人家定了标准再说话，那时就晚了；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学术组织在谈判中的作用，因为谈判力就是生产力。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致命的短见就是技术至上，但低碳经济绝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标准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有经济学问题，文化问题和外交问题。

　　中国金融机构不能迟迟不出手

　　记者：碳交易和资本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金融机构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据我们所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的一些大银行都成立了碳基金，世界银行设立了8个碳基金，总额高达10亿美元，欧洲的碳基金也非常活跃。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碳生产碳排放国，中国却没有设立碳基金，为什么？

　　杨志：碳基金是碳金融市场中的一个大技术群的经济蓄水池。它的用处首先是为低碳技术的应用和转移提供流动性。比方说，要引进碳捕捉、碳封存的技术，就需要有碳基金为你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这就要求企业对低碳技术方面的信息有充分地了解，但是，有多少中国企业关心这个？很少！更多的企业在想什么？单纯追求利润。比之日本松下电器2000年提出的口号：“我与地球环境共存亡”，中国很多企业应该感到惭愧。有这么一个公司调查问卷问：“如果你所在公司面临破产，听谁的？”松下电器的回答是：“听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借贷者、合作伙伴。日本98%的企业都是这样回答。德国做此回答的企业占67%，法国67.4%，美国仅占2%。美国98%的公司回答是听股东的，股东让撤就撤。在日本、欧洲，企业的责任更多的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中国企业现在更多地在学美国，企业就是挣钱的，没有社会责任，把发展就是有道理理解成金钱就是硬道理。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清算某些错误观念的话，正确的观念不可能树立来。从参与未来国际金融战略格局、特别是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国最应该出手设立碳基金的是主权基金，但遗憾的是，中国主权基金却以碳市场规模太小，规则尚不完善为由，没有为促进中国碳市场的建立、中国参与全球碳市场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我认为，资产规模庞大的中国主权基金，对内具有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部委协调的能力，对外具有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世界各国金融公司进行沟通和学习的能力。其独特地位与能力有利于他们了解碳市场规则，积极进行金融设计的自主创新。

　　记者：对金融机构而言，发展碳金融也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

　　杨志：是的。碳金融是一种新金融概念，与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有所不同。要发展碳金融，必须了解低碳经济内涵、特征和技术等内容，才有可能设计出金融衍生产品。碳金融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现阶段，碳金融主要指依托于碳交易的金融活动。新金融制度构建上，基于配额的以联合国、欧盟为代表；基于项目的，如CDM。中国完全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着手设立中国碳基金，同时加快开发各类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衍生工具。中国还应该积极布局，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这是打破美元、欧元等货币制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此外，中国还应在全球能源金融新博弈中争取主动权，提高对碳资源价值的认识，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开展低碳掉期交易、低碳证券、低碳期货、低碳基金等各种低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改变中国在全球碳市场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获取国家最大的战略权益。

　　美国新能源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

　　记者：您强调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自己的发展低碳经济之路，不能效仿美国的新能源模式。为什么？

　　杨志：美国新能源模式，是石油时代终结，后石油时代开始的产物。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的石油时代？不是中国的。因为划分时代的标准是按哪种能源在一次性能源中占主导地位决定的。中国现在70%能源仍然来自煤炭，中国至今还是煤炭时代。而早在19世纪末，美国一次性能源中以石油为代表的“后煤炭能源”就占了主导地位。回顾历史，20世纪初，西方世界就已经开始步入石油时代，而此时的中国只在河西走廊由外国人打下了解放前的惟一一口油井。到1949年底，中国的原油产量不过12万吨，而早在1870年，世界石油开采量就已经达到了80万吨！全球能源转换进入石油时代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石油在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39.4%，煤炭占39%，这就是石油时代划分的标志。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赶上美国人那样的历史机遇，就是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石油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占比才仅占17%，最高曾一度占有22%。我们的能源同美国相比落后了整整一个世纪。理性地看，就是再过25年，煤炭在中国一次性能源的主导地位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今，美国和欧洲人提出后石油时代谁占有新能源谁就占有未来，但是，新能源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成本、技术的投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完全不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发展阶段，盲目地去追赶‘技术潮流’是不科学也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看清楚中国自身的能源国情，中国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中最依赖于煤炭的国家，目前，年耗煤炭已超过13亿吨，而燃煤是我国大气污染和酸沉降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认为，中国应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对煤炭的清洁技术上，而不是盲从美国发展新能源的号召。(摄影  王南海)

　　杨志教授简历

　　杨志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研究所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风险资本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副总干事，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基本建设优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态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杨志是全国教师最高奖——“第五届吴玉章优秀教学奖”的获得者，是“2007中国十大经济女性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循环经济研究领域第一人”。

　　2009年12月15日至19日，杨志教授以联合国大学代表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哥本哈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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