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东地产》安哥撰稿

　　世界500强公司“三年级生”王宝器，西装笔挺，粉头梳得一丝不苟很有周立波的范，在环球金融中心73楼上班。

　　王宝器来自苏北农村，努力奋斗，决心扎根上海。他的苏北口音夹杂着上海普通话，他年薪10万，这个数字在家乡令人瞩目。跟宝器光腚一起长大的儿时伙伴已经儿女成双成对，安心地做着农民，每次都会被他的发型和口音以及10万年薪慑服。当听到他在73楼那么高的地方上班时，都吓得一阵头晕。

　　回家乡是让王宝器很有成就感的时刻。

　　事实上，宝器每天上班的地方只有一平米，每天早上鸡不叫(城里没有鸡)就起床，在地铁和公交车里奋战一个半小时，狼吞虎咽两只挤扁了的芭比馒头牌肉包子，差5分钟9点打卡进办公室。等着上司派工干一天的活，中午挖空心思安排不超过10元钱的外卖盒饭(10元钱在陆家嘴找饭吃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个脑力劳动)。熬到5点半，在巨大的人流中煞有介事地回到合租的房子里，煮方便面或者吃蛋炒饭，然后借着偷来邻居的无线网络看《蜗居》。最后泪眼眨巴着钻进冰冷的被窝里，睡了。

　　王宝器的农民兄弟们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的：在鸡叫声中起床，到地里干上一小时农活，像是晨练。回家喂猪、洗脸，老婆端上热腾腾的早饭，儿女喜气洋洋地闹着去上学。上午有活干活，无活在家陪老婆聊天。午饭一般两荤两素，老婆炒得不精致，但份量充足，用料天然。下午睡个午觉，去镇上卖两头猪，晚上可以吃个全荤，喝点小酒。饭后看完新闻联播后的天气预报，借着酒劲训训孩子，再全家看电视剧《丑娘》。10点半被老婆从瞌睡中叫醒，洗洗脚，抱着老婆热乎乎香喷喷的身子睡觉。

　　其实，王宝器自己很清楚：他在上海的生活只是一个美丽传说。而他的农民兄弟们过得才是生活。

　　2009年，宝器的“上海传说”在家乡贬值了。

　　宝器堂弟王宝强(不是那个只会哭得鼻涕滴到下巴上就觉得自己是个演员的农民)打电话说：“哥，我想来上海。”

　　王宝器心里很烦燥：“你来上海干嘛啊？你以为在上海打工容易吗？你没文化没技术，来上海只能干苦力。背井离乡你图什么？你还真以为你有那个王宝强的命啊！在家里多好，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养几头猪，过过小日子不是蛮好？”

　　堂弟沉默了半天：“哥，我想到上海买个房，那种便宜点的，500万以内的……”

　　王宝器很久才回过神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国有企业因为环保达不到北京、上海、广州这类城市的标准，被有觉悟追求生活质量的市民赶出了城市，于是想到了苏北农村，也就是王宝器的家乡那里。一场声势空前的农村圈地运动悄悄地开始了，不过虽然说是“悄悄开始”，但在中国从来都是利好消息纸包不住火。堂弟及若干农民兄弟早在两年前就听到了风声，就像城里人赶在拆迁之前把40平米的房子里装进20个户口一样，农民则是赶紧能养猪的养猪，能栽树的栽树。

　　宝器堂弟王宝强之前就是个养猪专业户，每年猪肉价格涨涨跌跌，日子过得饥一顿饱一顿，没想到这次天上掉下了一窝金猪：他的养猪场恰好在拆迁红线以内。几百头小猪都是按200斤肥猪价算钱，猪窝也量了平米，甚至猪粪都称了重量。最后的赔付款是一共2350万元。

　　另：为了补偿农民兄弟的背井离乡伤感费，村里还对每个成年人每月发放1250元的“异乡安置费”。

　　又：一个70多岁的老伯坐在村头痛哭了一天，“巨大国企”领导心下不忍，特批老伯一套职工房云云……

　　这个版本的拆迁一下子让王宝器的家乡产生了十几个千万富翁，数百个百万富翁。这些“一夜富翁”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少数人选择了留在家乡，大多数人像王宝强一样选择了进城。

　　中国农民的生存法则是：养儿、置地两大件。现在，农村的地没了，揣着钱进城了，就去买房吧。

　　2010年，一个新生的楼市阶层——农民炒房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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