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家栋、聂力、陈知建讲述钱学森往事——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   周海滨   实习生   滕达   付宝/北京报道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人能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成功发射“两弹一星”，一直令外国人很困惑。

　　上个世纪80年代，来华访问的美国航天界专家，当面向孙家栋抛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当时经济那么落后，条件那么艰苦，到底是什么让你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孙家栋院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回顾时说，“这个问题出乎意料，但我的答案则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钱学森当时如果不能回国，我们也会发展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技术，但绝对不会这么快！”中科院院士梁思礼如是说。

　　两弹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是原子弹和氢弹，而其实是导弹和原子弹。导弹在前，原子弹在后。中国“两弹一星”的启动是在钱学森回国之后。

　　1955年，钱学森回国。1956年2月17日，他向国务院报送了《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建议中国要发展导弹技术。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中央军委又决定，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

　　在1960年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终于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同年10月13日，在中科院座谈会上，钱学森、赵九章等著名科学家建议，我国也要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次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中科院在1958年6月召开的“大跃进”动员大会上，提出要放重型卫星，向1959年国庆10周年献礼。同年10月，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秘密成立，代号为“581”小组，意为1958年第一号重大任务。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

　　1959年1月，正值自然灾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示， “卫星还是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于是卫星研制工作暂停，由钱学森负责集中力量先研制探空火箭。

　　1964年6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钱学森、赵九章认为火箭技术已比较成熟，建议国家尽快制订卫星发射计划。

　　1965年1月，我国人造卫星工作正式上马，代号为“651任务”，并成立了“651”卫星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

　　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赵九章被打倒，随后不堪受辱自尽。卫星研制工作就此瘫痪。1967年，周总理和聂荣臻元帅紧急抽调钱学森来组建卫星研制队伍。钱学森从研制火箭的团队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又加上中科院的部分同志，组建成了一个新团队。1970年4月24日，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

　　历经艰辛诞生的“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两弹一星，就没有我们的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邓小平如是褒扬。

　　当那段“两弹一星”的日子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时间凝固了，钱学森先生驾鹤西去。这位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奠基人、中国科学界巨星陨落，当为我们深切缅怀。《中国经济周刊》特此走访了同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孙家栋、“科技主帅”聂荣臻之女聂力、“科技大将”陈赓之子陈知建，讲述钱老那些“两弹一星”的岁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钱学森是我的“伯乐”

　　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孙家栋带领科研团队取得了赫赫战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1年“实践一号”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发射成功；1997年至今担任北斗导航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

　　钱学森后来评价说：“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钱老是我永远的导师”

　　“早在苏联留学时，我就听说了钱学森回国的曲折经历，内心非常崇敬。1958年我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军事航空工程学院毕业回国后，见到他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因为他是那么知名的科学家，而我不过是一个学飞机的外行。”孙家栋说起这些事，恍若昨日。

　　后来，钱学森为了让这些外行变成内行，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他的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令我难忘。”

　　科研创新一定会遭遇失败和挫折，对此，钱学森怎么办？孙家栋院士回忆了这样一个片断。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的发展，一个关键技术就是卫星回收技术。卫星要从太空返回，宇航员也要从太空返回，其中的技术一脉相承。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钱学森负责返回式卫星的研发。但不幸的是，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发射未获成功。

　　那是1974年12月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在酒泉靶场，天寒地冻，与之相同的是钱学森带领的卫星团队的心情。“大家心情无比沉重，钱学森鼓励我们，说责任都是他一个人的，希望我们要放下包袱，当务之急是找出失败的原因。”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冰天雪地中找了三天三夜残骸，就连一个碎片也没放过。结果证明除了技术上有些没吃透外，个别产品质量存在问题，因为当年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受限，工艺水准存在差距。

　　终于，在第二年，1975年，中国成功地发射并回收了一颗返回式卫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也为后来的载人航天奠定了坚实基础。

　　“钱学森的淡泊名利超乎想象。”钱学森与夫人蒋英出身名门，两家世交。钱父钱均甫与蒋父蒋百里早年是密友，后同赴日本求学。钱均甫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而蒋百里成为著名军事家。

　　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蒋英也先后赴德国、比利时深造。30岁的钱学森同时取得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36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但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未挽留住钱学森的心，报效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其夙愿。

　　他的思想、目光与胸怀早已超越时空的隧道。“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钱学森就曾经说过，太空将是人类发展的第四边疆。”孙家栋说。

　　已经准备了99岁生日贺卡

　　“我还是从10月31日中午的电视新闻中获悉这一消息的。内心非常震动，这是中国航天界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11月3日，孙家栋院士心情沉重地告诉记者，“上个星期我问他秘书，还说钱老身体很好。我们还商量着12月11日给他过99岁生日，已经在准备生日贺卡了。”

　　“90岁之前，我们一般都要登门给他老人家贺寿，到了90岁，我们一起到场为先生祝福，但过了90岁后，我们就不太好上门了。”孙家栋说，“因为钱老日常生活很平静，看到我们这些在他身边成长起来的弟子，他就会很激动，往往到我们离开后，他的心情也难以平复。为了他的身体考虑，我们就不再登门了。到了他生日的时候，我们会送一张祝福的贺卡。”

　　让孙家栋难以忘怀的是，就在3月份自己80岁生日时，还收到这位98岁老人的贺信：“孙家栋院士：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地祝贺……希望您今后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做一名百岁航天老人……”

　　聂力回忆父亲“科技主帅”聂荣臻：

　　“技术上，你钱学森负责”

　　聂荣臻是开国元帅，也是解放后的“科技主帅”。正是他，统领了“两弹一星”的研制事业，为火箭专家钱学森清除了科研路上的所有障碍。

　　而因为怀念聂帅，钱学森也养成了一个“怪癖”：不肯搬家，原因是：“这栋房子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钱学森在多年后如是说。

　　从军事元帅到科技“主帅”

　　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中将说：“父亲有个夙愿——科技强国。当年他远涉重洋到海外勤工俭学，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想去学习人家先进的技术，回国后搞科技救国。”

　　“1956年，邓小平来征求我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要他在‘科学技术工作’、‘北京市市长’、‘军工生产和部队装备工作’中任选其一，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科学技术工作’。”聂帅有句话让女儿聂力至今铭记在心：“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不久，聂荣臻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机构，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数职，被广大科技工作者亲切的称呼为“聂总”。

　　实际上，聂总不仅头衔“未变”，作战策略也“未变”。

　　聂荣臻90岁寿辰时，钱学森在给他的贺信中就写道：“(你)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工作上来了。这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是社会主义的”。

　　为弹、星科研保驾护航

　　钱学森刚回国时，周恩来嘱咐聂荣臻，“要好好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

　　聂荣臻一直牢记这句话。他要求领导在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严格措施，甚至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

　　五院初建时，考虑到钱学森出门坐公车不方便，聂荣臻特意派人到总后给钱学森批了一辆车。批下来的，是一辆美国造，天蓝色的，拥有漂亮别致外型的小汽车，当时在整个北京市只有两辆这款车，非常显眼。

　　有一次，钱学森来向聂荣臻汇报工作，临走时，聂荣臻发现了这辆车，便问秘书范济生，“那是钱学森的车？”

　　范济生以为聂总会表扬他，很自豪的说：“是啊！”

　　“这个车的样子太特殊，太显眼。如果被坏人认出来呢？”聂总质问道。

　　很快，按照聂总的吩咐，范济生帮钱学森调换了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车。

　　有一次，导弹作发射试验时，由于操作手的疏忽，出了一点故障。钱学森认为这种故障绝对不影响发射。按照规定，发射前需要作试部部长、钱学森、基地司令员三个人签名。然而因为这个小变故，作试部部长和基地司令员都不敢签字了。汇报到聂荣臻那里，聂总支持了钱学森的意见。导弹成功发射。

　　这件事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他觉得，聂总真正做到了“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让钱学森负责”，这句话，聂总不止提过一次，另一次让钱学森刻骨铭心的，则是在一次失败后。

　　1962年，由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样品导弹——东风二号，仅发射了69秒就发生了坠毁。“我想，父亲内心一定是很失望的。”聂力回忆说，“但他没有表露出来，而是强调，‘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这句话，温暖了全体参试人员的心。”

　　1967年，在聂总与钱学森的坚持之下，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起航。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

　　聂力后来回忆说，“《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时，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陈赓之子陈知建：

　　父亲首倡“让钱学森搞导弹”

　　钱学森晚年说：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

　　在我国导弹事业初创时，最积极的是陈赓。而钱学森是通过与陈赓的接触才一步步实质性进入高层视野的。

　　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兼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54年9月，陈赓到苏联观摩核战争中实兵对抗演习，苏联国防部长把投放原子弹的金钥匙送给代表团。

　　陈赓说：“光给钥匙，不给原子弹何用？”

　　彭德怀接口道：“你是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可以组织研制嘛！”

　　当年奇缺研制导弹的人才，陈赓向周恩来等领导人建议，要争取留美的中国科学家。

　　1955年，钱学森归国，安排在北京住下。11月22日，钱学森到东北考察。“先考察了沈阳、鞍钢、歼击机厂、发动机厂等军事工业，后来提出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

　　在考察完哈军工后，陈赓在学院苏联专家俱乐部里同钱学森一起吃了顿晚饭。

　　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说：“好！我就等你这一句话了！”

　　钱学森长子钱永刚曾对记者说：“就这一句话，决定了我父亲这一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钱老说“搞导弹比搞飞机容易”

　　1956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正式成立，钱学森任所长。不久，陈赓亲自来到力学所邀请钱学森，给在京的全军高中级干部讲火箭与导弹知识。陈知建说，“当时，全军总部机关中级以上的干部，包括老帅、大将们都被组织去听课了，一连讲了3天。之后就成立了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当院长。”

　　在1956年召开的全国科技远景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中央军委召开过一个小型会议。“我爸主持大会，他请钱学森在会上发言。钱教授在会上作了一个惊人发言。” 陈知建说。

　　钱学森当时说：“中国搞导弹比搞飞机还要容易”。当时，中国想发展飞机，但钱学森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发展导弹，发展飞机固然重要，但赶不上发展导弹重要。

　　钱学森分析说，飞机的困难在材料，而材料问题的解决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飞机材料需重复使用，要能经受长时间考验；而导弹材料是一次性的。所以，导弹没有棘手的材料问题。

　　要去做钱学森“行政助手”

　　1956年10月1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任院长。陈赓对五院的干部配备非常支持，由他亲自抓，“包括试验靶场的领导干部，我爸都要亲自抓”。

　　陈赓不希望五院的行政工作干扰了钱学森。1960年代初，中央军委在广州开会，陈赓提出，“现在发现研究院有一种不正的风气，什么对外加工的事、有关行政方面的事务，都推到钱学森教授那里去签字，这怎么能行呢？”陈赓提出要去当五院的院长，去做好钱学森的“行政助手”。“军委领导考虑到我爸的健康原因，没有让他去，而派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章任第一副院长。”陈知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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