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七大队大队长李宁：“在云南我们的昭通，会泽，宣威，在这些地方，有很多这种几代人都从事这种贩卖人口的犯罪活动，这种家族形式存在，他们这些人也就混杂在来昆明的外来人员当中，也就到了昆明，他们看准周围机会这么多，他们也就下手了。”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通过这样辛勤的努力以后，找回来的儿童应该说跟丢失的儿童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

　　当地警方告诉记者，犯罪分子偷到孩子后，一般会在30分钟内离开这个城市，并很快就会通过团伙的力量，在其它地区被当作大白菜一样标上价格进行出售。这些被偷孩子的命运是，大部分会被一些家庭买来收养，另外一些孩子的命运是或者沦为乞丐头控制的小乞丐，一些女孩甚至最后会沦落风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比如说把女孩子养大了，再去卖到色情行业的。”

　　心爱的儿女离开自己，他们未来的人生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是否是否穿的暖、吃的饱，是否受到虐待，他们能不能享受教育，病了有没有人管，一想到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都感到钻心的痛。

　　“我们孩子开始丢的时候，还不敢跟老人说，一想到老人心里面就难受，本来老人的身体就不好，孩子又丢了，我们结婚了五六年，才有这么一个小孩。”

　　洪涛，从云南警方破获的这起案件里，我注意到，现在拐卖儿童已经形成了一种家族式、专业化、跨地域的犯罪网络。你想人贩子得手后，半个小时不到就能把孩子转移走，等到家长发现孩子不见了，再去报案的时候，孩子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警方很难马上找到破案线索。

　　人贩子这样的速度和效率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办到的。那么，这条地下产业链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其中又隐藏了多大的暴利呢？

　　警方称，拐卖孩子已形成了盗、抢、售“一条龙”服务

　　全国每年究竟有多少孩子被拐卖，现在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东莞、昆明这些地方，一定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地下网络在支撑着这个黑色行业。那犯罪分子从这些孩子身上又能得到多少收益呢？

　　警方告诉记者，人贩团伙内部分工也很复杂，有人负责偷盗，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贩卖，一个环节遭受打击，往往其它环节就会很快得到消息。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我可以抓你就去抓，那要是一抓，抓他的时候你动作一大，弄不好可能下边的线也就断了，那一个小孩也别想找回来，那么现在有很多的地方它形成了一个盗、抢、售一条龙的服务，甚至说在个别的地区，这个贩卖婴儿的队伍可以达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中间以女性为主。”

　　人贩子违法犯罪，图的就是钱，那么高达几十人的团伙，要卖多少孩子，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支撑它的运行呢？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过去比如说在十几年以前大概一个孩子几千元钱，它只是专门的为了盗抢，贩卖，那么这些年，它是成倍的增长，它里面又分为男婴，女婴和健康儿童，那么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地区这个利益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就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这种利益是伤天害理的。”

　　记者：“在发达地区，这个孩子，一个男婴，能卖多少钱？”

　　王大伟：“这个要几万元钱，甚至说还要再高一点。”

　　在昆明破获的案件中，这两个孩子被人贩分别标价17000元和18000元，人贩子告诉记者，那些自己不能生育的家庭，一般都能接受这样的价格。同时人贩子也告诉记者，他们只相当于中间的零售商，这些孩子都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批发来的，那么，这些孩子批发的价格又是多少呢？公安机关顺藤摸瓜，抓获了批发孩子的人贩子。

　　犯罪嫌疑人：“一个小孩卖一万一。”

　　批发孩子的人贩告诉记者，他的进货渠道，有的也是从别的批发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偷孩子的人贩那里买来的。而偷孩子的成本最低，赚的也最多。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它成本就是我能盗就盗，能抢就抢，能拐就拐，他(人贩子)顶多是个运输成本。”

　　王大伟告诉记者，从偷孩子到把孩子卖出去，这些人贩子的成本就是些交通和住宿费用，利润往往在10倍以上，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在巨额暴利的驱使下，才敢于铤而走险。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马宁：“拐小孩很容易得手，简单到就是有的抱着小孩说走，我给你买一个玩具，还有的就是给他一粒糖，一颗大白兔或者一瓶酸奶，箫墙就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就被他抱走了。”

　　花个几十块钱甚至几毛钱的成本，就能一捣手赚上几万块钱，这就是吸引那些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暴利空间。

　　除了巨大的利润，人贩子还看中的就是城市里那些有利于他们下手的治安盲点。你想，一个孩子即使卖几万块钱，这中间也要捣好几道手，有好几个人来分，对人贩子来说，要想赚大钱，只有找到能经常下手的地方，他们瞄准了哪里呢？再来看看。

　　记者注意到，无论是东莞还是昆明，儿童失踪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都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在昆明官渡区护福村，来自贵州农村的王兴普告诉记者，他的两个男孩在家门口被人拐走，至今没有音信，而4年时间里，他统计昆明城乡结合部的失踪儿童就达到将近200名。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云南)昭通，四川，福建我们都去了，我们去的地方多了，现在我们找得一分钱都没有了。”

　　记者注意到，在城乡结合部，你能听到的几乎都是外地口音，联防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居住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

　　昆明市官渡区前卫镇福德第二巡访中队队长谢道红：“有27个省份的人(住在这里)。”

　　谢道红告诉记者，护福村真正的村民只有800多人，但是外来人口达到了6000多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同时外地人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同样护福村所在的官渡区常驻居民只有56万人，但是外来人口超过了100万人。

　　谢道红：“近几年比较难管理。”

　　大量来昆明打工的人员就拖家带口地，挤在这样一个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楼里面少则5、6户，多则10几户，几乎家家户户都住着外来打工人员。城中村就变成外来人口聚居的地方，丢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

　　昆明外来务工人员王兴普：“晚上八九点钟你出去，假如你是女孩，你身上要是面前吊一个手机，你要注意一点，小心一点，不注意他就给你抢去跑了。”

　　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全家的收入并不高，除去房租他们的收入也就只够维持温饱，所以孩子的教育问题也很难考虑。在官渡区的一个村子里，记者看到，父母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孩子们只能自顾自的在巷子里玩，没有人理会这些孩子。这个小姑娘已经独自玩了很久，看不出来谁是她的家长。眼前的这个小孩子正在酣然入睡，记者观察了有半个小时也没有人来照看他一下。就在记者采访当天11点钟左右，在这个墙角又丢失了一个孩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他们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也没有专人去照顾孩子，所以这一类盗抢婴儿的事件时有发生。”

　　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

　　昆明官渡区这些城中村时常丢孩子，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闻，我们栏目前几年也曾经调查过。没想到，几年过去，这里拐卖儿童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

　　拐卖儿童既有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经济落后等原因，也有法律制度上的问题。怎么才能铲除这种恶劣的犯罪行为？来听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建议。

　　采访中，王大伟教授告诉记者，之所以几十年打击拐卖儿童的现象，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因为对买孩子的家庭打击不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这些盗抢婴儿如果没有买方市场，它也不能形成气候，而正是由于有了买方市场，有很多人有传统思想作祟，比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比如抱个孩子来，两个孩子好养活，这种思想作怪，所以存在一个买方市场，那么也就说加速了犯罪的泛滥和蔓延。”

　　王大伟告诉记者，在打击拐卖儿童的行动中，犯罪分子遭到严厉打击确实大快人心，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那些花钱非法从人贩子手中买来儿童的家庭，却很少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很多时候，他们还集合起来围攻公安机关的执法人员。

　　王大伟：“有可能你去解救的时候，收养方甚至还不高兴，甚至说收养的村庄还组织人来和公安机关作对。”

　　人贩子违法盗抢、拐卖儿童，需要付出成本，他们不可能发善心去把儿童免费的送给别人抚养，而一些家庭花钱买来儿童，已经和合法的收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现实却是，一些家庭买来孩子后，通过多年的生活，往往建立了感情，这种情况下，即使亲生父母找上门来，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导致非法买卖人口的所谓“养父母”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宽容虽然展现了人性善的一面，但它也是滋生犯罪最大的温床。

　　王大伟：“要坚决的打击，即使说你是为了‘收养’目的，你没有去贩卖，但是你要是明知他是被贩卖的，拐卖的儿童，我个人认为也要追究他的责任，当然不一定是刑事责任，但是也要让他受到一定的惩罚，绝不允许这种案件泛滥成灾。”

　　针对目前对拐卖儿童打击偏软的现实，王大伟也建议，预防孩子被拐卖远比发生拐卖后再去找寻更为重要，所以应该多给孩子一些社会常识的教育，比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相信陌生人的糖果。同时，孩子万一被拐，他也希望家长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自救。

　　王大伟：“孩子上学稍微大一点的，比如说上初中的孩子，那么女孩子更要，这是英国的东西，也就说一旦遇到突发事件，色狼或者是人贩子，我们把它拉开，你看，尖叫报警，即不伤害儿童，又可以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寻人扑克，这上面联系电话什么都有，有寻亲热线，也有孩子照片，出生日期，失踪地点，你像这个是发了40万副，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还有电话都放在里头，结果最后找回了13个。”

　　半小时观察：

　　公安部的最新消息说，这次打拐行动中，298个被拐儿童找到了亲生父母。不过，成绩背后还有个沉甸甸的数字，1900多个解救出来的孩子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事实上，仅仅依靠警方一场场打拐行动来解救被拐儿童，经济成本社会成本都太高昂。呵护好这些孩子需要我们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比如为农民工开办廉价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像专家建议的提高对买孩子一方的惩罚力度。堵住这些漏洞，将会挽救更多的孩子。

　　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于今天正式启动

　　万众瞩目的中国经济年度盛典—郎酒红花郎2009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于今天正式启动。

　　今年适逢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第十届，所以今年评选的一大亮点是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子项目，十年商业领袖人物特别评选，也就是从往届的年度人物中评选出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人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过去十年的评选，见证了中国十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从现在来看，大部分节目的评比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就是说，当年评选的那些人物不仅代表了当时的一些经济热点，而且也代表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也代表了中国企业更深的竞争力塑造的力量，到了今年十年的时候做这样一些盘点，能够把这十年优秀当中的优秀者再选出来，我觉得意义非常重要，不仅是宣传企业本身的精神，也是给大家鼓舞信心，使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更具信心。”

　　2009年年度人物评选的另一大创新，是今年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将首次联手北大， 清华， 中欧， 长江等国内四大商学院， 把年度人物的模式和经历提炼而为商学院的商业案例。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许文广：“我们要提升经济人物评选的品质，让我们经济年度人物评选的这些人物，同时成为这些商学院研究的案例，进入他们的教学当中，同时也把这些案例汇集成书，将来大家再回顾这一年经济年度人物的同时，也能够梳理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的新的模式新的经营理念。”

　　此次年度人物评审组成员，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主任的周长辉说，此次经济年度人物成为商学院案例， 通俗地讲，就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评选出的十大人物做一个学术鉴定，或是说，一个学术视角的小体检。

　　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周长辉：“简单地通俗地理解，是他们的事迹成为案例，每一个案例的开发，背后需要一个或几个教授，采用独特的理论视角，通过一些研究方法进行挖掘，里面可能埋设一些在教学里面，通常我们叫做‘扣儿’伏笔，用在课堂里面启发新学员，能理解一些我们通常在中国企业家、IT经理人世界，读到得一些东西，所不能理解到得高度，也就是郭主任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高度，四大商学院今年的参与可能会增加那么一点点高度，就是学术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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