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结盟“项目帮”

　　本刊记者 邢少文 发自广州

　　30年河东，30年河西。曾经一度大面积亏损的央企，在蓄能积量之后如同捕猎者般四处出击，圈地成王，在经济危机的大潮中，更是“攀附”者众，风光无限。

　　近期以来，地方政府邀请央企投资地方项目的热情愈来愈高涨，与此同时，纷纷推动地方国有企业与央企进行合并重组，此类“央地结盟”的现象在2009年已蔚然成风。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股央地结盟的浪潮？在双手的握手言欢之中，隐藏着什么样的利益格局？

　　向央企靠拢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邀对象从过去的民资、外资，变成了流行邀请“央企”。

　　“市里前一段时间也专门开大会，讨论与央企对接合作的问题，由发改委负责，国资委协助。”9月25日，广州市国资委主任张连广对本刊记者说。

　　不仅仅是广州这样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掀起与央企对接合作的热情，今年至今，寻求与央企合作的省市呈现“全面开花”的现象，河北、江西、江苏、甘肃、湖南、河南、安徽、浙江、重庆等十多个省市，甚至纷纷组团赴京，专门召开针对央企的项目对接会。

　　安徽是一个典型。9月19日，安徽合肥市政府在北京举办“合肥市老城区改造项目与央企及全国知名房地产企业对接会”。此次推介会，该市共推介68个项目，涉及土地约1.6万亩，计划总投资150亿元。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表示：“只要你愿意来，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净地交付，最快时间为企业办理好各种程序，让企业在最短的时间内真正开工建设。”

　　据悉，安徽省政府下达了与央企对接合作的项目任务，一共3000亿元，其中省属国企的任务是450亿。剩下的部分，按照各地的实际能力和情况进行分解。比如，安徽的工业重镇安庆，任务是200亿。安庆再次按照各个领域分解到各部门和下属县市，其中工业和农业、服务业项目140亿元，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60亿元。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在与央企的对接座谈会上表示，安徽与央企的合作将“不设条件、不限领域、不拘形式、只讲内容”。

　　在重庆，6月13日吸引央企超过1000亿元资金；在江苏，2月20日与央企的合约金额高达2220亿。在一些省份，与央企的对接工作甚至被当成“政治任务”。即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亦把吸引央企作为工作的重点，宁波、绍兴、嘉兴都举办了和央企对接会。

　　在新投资项目寻求央企合作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纷纷将本地国企推出谋求央企的兼并与重组。这与国资委的需求也不谋而合，今年以来，李荣融带队的央企“国家队”频频前往各地，与地方政府探讨重组地方国企事宜。武钢、宝钢、东航、中航、华侨城、国投电力、中金黄金、东航、中房、中核集团、中石油、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通用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都在进行并购地方企业的活动。

　　在宁夏和甘肃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更是毫不保留地欢迎央企兼并重组本地国企。“只要注册在宁夏，税收在宁夏，就业在宁夏，能使企业迅速做大做强，怎么重组都行。”宁夏国资委主任黄宗信说。

　　如此一来，除了“国进民退”蔚然成风之外，“央进地退”也成为新浪潮。

　　计算下的共谋

　　地方政府与央企之间，各有各的算盘。

　　安徽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接表示，现在去争取央企，主要是为了保证投资增长的后劲。“实事求是地讲，经过四批中央投资之后，后续投资已经有点跟不上。跟不上的原因，既与国家对项目审批较严有关，也与地方配套资金跟不上有关。与央企搭上关系，由他们来投资，地方的资金压力基本就解决了。”

　　河南省发改委一位官员则表示，一些投资规模大的项目，只有纳入国家总体规划才可能获批开工建设，而谋求与央企合作，明显有利于这样的项目获批。因此，抓住了央企就抓住了调整和振兴各项产业规划的产业政策资源。

　　在已经或即将出台的各项产业振兴规划之中，央企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如钢铁行业，鼓励宝钢、鞍本、武钢等三大央企在国内的联合重组中发挥先锋作用。有色金属振兴规划草案，中铝、中国有色、五矿集团和中冶集团等将扮演兼并重组主角。汽车产业兼并重组目标也将出炉，鼓励上汽、一汽、东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兼并重组。

　　在地方政府眼中，手握重金的央企显然是解决地方投资项目资金缺口和兼并重组本地企业的大好对象。在今年的信贷狂潮中，央企无疑拥有了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信贷优势，年初，仅华能一家就获得了中国银行一笔6.8亿元的并购贷款，建行也向中石化、国家电网、中铝等42家央企大规模地推销并购贷款。

　　此外，央企还获得了国家的大规模注资、银行信贷巨额授信、低成本票据融资便利，央企还几乎占据了公司债发行市场。

　　以东航为例，上半年就获得国家90亿元注资，非公开发行A股和定向增发H股募集资金总额约70亿元，截至今年4月底，手上累积的银行授信额度已超过千亿元。作为一家资不抵债的企业，各方如此“输血”，其能量只能让民企甚至地方国企望洋兴叹。

　　而在央企这边，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要求，到2010年中央企业将减少到80~100家，要努力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一再表示央企如果做不到行业的前三，就有可能面临着被重组。随着大限的逼近，央企做大规模的冲动也昭然若揭。

　　除了外部的压力，央企本身长期就有着扩张的欲望与冲动，规模越大，获得的资产越多，净资产回报率和利润指标越好看，能撬动的资源也越多，薪酬亦会随之上涨。更何况在如今宽松的信贷政策之下。

　　除此之外，自2009年起，拥有合并纳税资格的106家大型企业将停止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也使得此前地方政府与央企重组后担心税收被分走的担忧去除，地方政府转而追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

　　而至今尚未完成改制重组的地方大型国企，往往是历史包袱重、改革难度大的企业。这类企业要想与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实现重组，往往会在政策、体制、国家战略等方面遇到一系列棘手的难题，而“卖给央企”，则要简单得多。

　　“经济危机放大了中国经济对央企的依赖性，在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眼中，具有垄断地位，规模庞大的央企由于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抗风浪能力比较强，寻求与央企的合作是‘背靠大树好乘凉’。而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型企业在面对强大的央企面前，生存空间必然缩小，与其在夹缝中生存，不如向央企靠拢，为未来市场定位找到一席之地。”对于“央地结盟”的原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法》起草工作小组专家成员李曙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认为。

　　“计划经济”复归？

　　央企掀起这轮兼并重组的浪潮，在不同利益主体看来，有着不同的解读。

　　“这只是市场化重组的一种方式，是央企做大做强的一种途径。”在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看来，对央企垄断和损害产业结构调整的指责是不对的。

　　李保民认为，目前在诸多行业中，产能过剩严重，行业结构的调整力度远远不够，在钢铁、汽车、能源行业，行业的集中度过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是事实，而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不问身份的，不管是央企、地方国企还是民企，都处于不停地重组再重组的过程中，央企本身拥有规模效应，有技术有人才，在事关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中，央企的地位应该得到加强。

　　“地方国企也在改革，而央企的进场是一种双赢的结果，一方面央企延伸了产业链，加强了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他对记者说。而在重组兼并的过程中，是阳光交易，“市场化的重组”，并不是行政主导的结果。

　　“尽管我们不能用金融危机的理由去否定市场化和全球化理论，但是国际之间的竞争是客观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通过大企业进行竞争的，而大企业必须培育、发展、成长。而央企目前有能力、有责任来做这个成长的骨干力量。”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平则认为。

　　但在李曙光看来，目前这种央企大规模并购地方企业的风潮值得警惕，一些央企是否具备市场并购主体的地位是值得怀疑的，“从央企在过去一系列海外并购的失败中可见其真正的竞争力并不强，央企过去所获得的利润增长，与其垄断地位，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国家资源的占有有关，在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成分是属于经营与管理机制的创新所取得的，值得大打问号。”而央企在资源行业获得的利润，是“靠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来换取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央企本身扩张的冲动，有着内部挖潜能力有限，为了向中央交出满意的利润答卷，开始向地方要资源的嫌疑。而地方政府考虑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依靠央企向中央政府拿政策、资金资源的出发点。

　　在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深圳市国资委主任贾和亭看来，央企并购地方国企并不值得大力提倡，从以往的并购重组经验来看，国企与国企之间的并购重组，效果并不比民营与国企、外资与国企重组的效果好。央企与地方国企之间，出资人代表虽然不一样，但机制和体制却相差不多，经营的理念和价值取向上是趋同化的，并不有利于重组后的创新。

　　“地方政府看好央企的可能更多是垄断地位和中央政府的人脉关系，当遇到经营困难时，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而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由于有任期的压力，首要考虑的可能是如何在借央企之力壮大地方经济，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是考虑如何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和体制创新能力。”他对记者说。

　　贾以深圳为例，在过去的几年中，深圳推出包括水务、能源、燃气、公交等一系列能源、公用事业的国企整合重组，但引进的都是国际资本和有名的民营企业，“就是期望他们能带来更先进的经营和管理体制，扭转连年低效率亏损的局面”。

　　央企并购重组地方国企失败的例子在过去也并不少见，如曾大举收编地方企业的中铝集团各地方炼厂纷纷减产停产，东航在并购地方航空公司后亏损严重等等。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央企的表现也并不比其他企业好。2008年，央企利润同比下滑30%。

　　而从纵向来看，多年来央企下放——上收搞了好几个来回，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总的趋势是中央企业下放地方管理。如今央企大规模并购重组地方国企，看上去则是一种反向，是在维护“旧体制”。

　　央企早已变异

　　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调整和改组中要坚持“有进有退”。而按照国资委2006年明确的政策思路，央企最终会在七大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在另外九个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此外的央企应逐步推向市场。

　　在国资委看来，央企所发动的这一轮并购，虽然是国资委推动，但也坚持从“企业行为”出发，符合“有退有进”、“主辅分离”的原则。

　　“我们也并不赞成央企的无限制扩张，设置了主辅分离的关口以及不符合控制性行业不审批的关口。”李保民说。但他同时表示，目前央企的发展仍然存在投资体制不明确，利益导向不明确，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比如，在央企的利润构成中，到底哪些是主业经营带来的，哪些是辅业带来的，目前没有明晰。”

　　在这些机制不明确的情况下，央企便可能以利益导向加强自身的垄断地位，依靠垄断获取高额利润，并向竞争性行业扩张。在此番地方政府推广对接的诸多项目中，就包括旧城改造、地产开发、电子信息产业等诸多诱惑，并有着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

　　国资委提了好几年的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总体仍然是缓慢的。比如房地产业，国资委的资料曾显示，中央直属企业当中，涉及房地产业务的达100家以上，尽管在国资委先后公布的央企主业名单中，房地产业务被列为主业的央企目前只有14家，但目前仍有80%的央企在从事房地产经营。这些央企在今年以来的各地的土地招标中，便凭借手中握有的巨额信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王”。

　　一位地产业界人士对此发表疑问：“这些央企的进场到底跟改善民生有什么关系？”

　　对于央企对利润获取和规模扩张的冲动，国资委的控制能力或是有限的，“说是管人、财、物，但在一些特大央企，人是管不着的，企业负责人直接由中组部任命，对于企业来说，人就是最大的问题。”李曙光认为。

　　一些央企蜕变成特殊的利益集团，为牟取自身的利益，不仅对其他资本进行打压，而且侵蚀了国民福利。资本经营预算机制的推行困难便是一个例证，2007年国资委刚刚推行的红利征收，在2008年便遭到了一些大型央企的抵制。

　　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央企的利润一直留在企业，困难时要求国家巨额补贴，赢利时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却并不分红。一方面是央企利润暴涨，另一方面是社保等账户的巨额亏空。而社保账户的亏空，很大部分就都是过去国企改制留下的社会欠账。

　　“企业向大走是好事，但如果说大必须是央企，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这些央企与中央政府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央企的风险，可能就是政府的风险。”李曙光说。

　　中国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以权力为基础来分配资源。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30多年来，中国经济格局有一点始终未变，这就是政府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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