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松涛

　　李旭的民间反传销行为，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存在相当的风险。

　　“由于这个反传销协会还没有正式注册，其主体是不合法的。就跟人没有户口一样。”北京汉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万臣说，在这种情况下，李旭及其反传销协会做的事情就缺少法律依据。

　　违法与不违法的界限，是中国反传销协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比如，劝说一个受到传销蛊惑的人，如果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将其带到协会所在地进行劝说。“求助者求助的时候，都很心切，但一旦人被解救出来之后，求助者的心态很有可能出现变化。如果这个时候求助者认为反传销协会的工作人员是非法拘禁，反传销工作人员恐怕会百口莫辩。”张万臣说。

　　张万臣觉得，民间的反传销行为本身很有意义，但其行为的合法内涵不好界定，基本上凭借反传销工作人员自己的感觉。由于这个协会没有合法的身份，其自身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协会也很难规范。

　　经济上的尴尬，是中国反传销协会的另一个软肋。由于缺少资金，这个协会的运转基本靠捐助以及求助者提供的差旅费。

　　“收了别人的钱为其做事，这还是否是公益行为？”张万臣说，严格说，做公益就不应该收取任何费用，但如果不收取差旅费，这个协会就没有办法做到异地劝说、解救传销的受害者。收取了费用，谁来界定这样的行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谁来监督协会的财务行为？

　　张万臣觉得，就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反传销协会做一些劝说、解救工作还可以，如果长期做下去，难免有人有异议。而且，人的本性总是向往更好的条件，创业时，协会的工作人员可以接受住小旅馆，条件慢慢好了之后，是否也会有住三星级、四星级酒店的想法，那个时候，收取的费用是不是也水涨船高？会不会越来越偏离其公益的自我认定？

　　在张万臣看来，民间的反传销行为是好心，但很难做下去。我国公益事业不发达，国家对公益事业的管理还没有拿上日程。民政部门只负责社会团体的登记注册，具体的管理则由相关部门进行，社会团体都需要一个主管部门，而类似中国反传销协会这样的民间机构，很难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尽管这样的机构应该得到国家的扶持，但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难做到。

　　让李旭苦恼还不仅仅是身份的尴尬和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国家对传销的打击上似乎还有分工上的不合理。

　　在我国目前打击传销的制度安排上，由工商部门主管，公安部门配合。但李旭告诉记者，很多求助者都遇到过工商与公安相互扯皮的问题。打110向公安局求助，公安局让求助者联系工商局，联系了工商局，工商局却说没有强制权，得通过公安局解决。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相关立法上有缺陷。”张万臣说，立法对于传销的认定太单一，首先认定其是否违反行政法规，违法行政法规到一定规模才是犯罪。公安部门在没有弄清楚传销案件达到什么样规模的情况下，不敢介入；而工商部门没有强制权，对待传销案件也无从下手。所以，很难有力打击传销。

　　在张万臣看来，目前对传销的立法等于放纵犯罪。传销不仅仅违反行政法规，还涉嫌非法拘禁、诈骗，如果立法上能够做一些调整，把这些罪名都追加到传销案件中，公安部门就可以从一开始就介入传销案件，对传销的打击力度明显不一样。

　　尽管打击传销是值得称道的事情，但在张万臣看来，民间的个人力量并不适合参与。由于传销涉及的是犯罪，只能由公安部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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