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

　　本刊记者／ 杨正莲(发自上海)

　　“我是姓郭的，郭家门第二代的老大，应该留在上海，负责维持有‘传统性’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如此回应人们。上海解放前，历经时局动荡的民族资本家们，很多人在彷徨中选择了离开。

　　上海永安，这个当时规模最大、并在国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环球”百货公司，由郭琳爽的父辈创设。1949年上海解放时，郭琳爽已经执掌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帅印达16年之久。

　　像大多数留在大陆的民族资本家一样，郭琳爽那时并没有想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新中国成立7年后，永安百货公司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郭琳爽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行使职权，并在劳动中逐步改造为劳动者。1966年，资本家定息年限届满，郭氏家族的永安百货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留此尽力维护矣”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物价飞涨，永安公司损失流动资金百分之八十，价值相当于四万两黄金。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四大皆空”，意即永安等四大百货公司实力空虚。

　　郭琳爽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但是也不了解即将掌权的共产党。父亲郭泉则频频敦促郭琳爽尽快离开上海，并在香港为其预留了房间。

　　郭琳爽正在去留之间犹豫不决之时，公司洋酒部一名叫夏大义的高级职员找到他说道：“总经理，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我们欢迎总经理同我们一起迎接解放，一起建设新上海。”

　　“不要听信谣言，民族工商业者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我们是负责保护的。只要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共产党员夏大义与郭琳爽谈了三四个钟头。夏大义同时还是永安公司的小股东。

　　早在1948年底，地下党员丁盛雅也曾经拜会过郭琳爽。郭当时表示：“公司好比一条船，我是船上的大副，船在大副在，我是不会走的。”

　　原中共地下党员赵永明在196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除了争取资本家之外，那时还要密切注意资本家不把东西搬走，不把商品转移。

　　1949年5月16日，郭琳爽和堂弟郭棣活共同署名，给远在美国的伯父郭乐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不离沪的决心：“侄琳爽、棣活等留沪，不独为股东权益，与夫事业之前途，抑亦为与多年共患难之同事共同甘苦，苟非以身作则，示人以范，则千秋以后，将无词以自解，即此一端，已令侄等痛下决心，留此尽力维护矣。”

　　几天后，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永安公司最高层倚云阁顶端，升起了南京路上的第一面红旗。电话里，郭琳爽告诉关心他们安全的德国朋友：上海解放了！我们都很好，谢谢你。

　　“当时也是有顾虑的。”

　　1981年郭棣活在广州坦承，他和郭琳爽当时打算，如果形势不利再跑也不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解放后对工商业有很大帮助，多次约我们到北京，或在上海研究问题。”

　　惨淡经营

　　上海解放刚三天，永安公司就开门营业，但也只能惨淡经营。

　　作为南京路上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百货主要面向富商巨贾、官僚买办和大地主经营。解放前夕，这些人大多已经逃离上海，奢侈品和高级日用品失去了销路。而为工农大众所需要的普通日用工业品又备货不多，花色不全，规格不齐，因此生意清淡，月月亏损。以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人民币计算，仅1949年9〜12月四个月中，永安百货商场亏损约19万元。

　　这期间，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进货，上海永安百货主要依靠厂商寄售商品维持营业，寄售额占全部销货额的七成以上。1950年底，其全部资本为1222万元，其中流动资本仅169万元。

　　郭琳爽想出一些“招徕”顾客的办法，如开办寄售业务，开办倾销场、拍卖场，搞“连环大赠奖”等等，仍然起色不大，公司经营业越来越困难。1950年，公司亏损22.5万元，1951年亏损47.8万元，1952年又亏损58.783万元。

　　那时，上海市政府对私营工业实行了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并对主要农产品和棉纱统购统销。为了帮助私营商业克服困难，上海市政府于1952年11月下旬采取措施，扩大商品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让出了国营商业对123种商品的全部或部分批发业务，停止了国营22种商品的零售业务，撤销11个零售点、两个门市部，并停止了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零售业务。调整后，永安公司的营业额大幅上升，12月份较11月份增长68.27%。

　　经过这样的调整，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1953年开始实施。受此鼓舞，郭琳爽提出了追求高利润的“滚雪球”计划，打算在1953年做1000万元的生意，赚取利润40万元。

　　然而，郭琳爽的计划还未及实施，就土崩瓦解了。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除继续扩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的范围外，1953年11月开始，政府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如粮食、油料、棉布等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一年，永安公司盈利仅7.38万元，不及郭琳爽预期的五分之一。但这一年，却是资本家“难忘的1953年”。

　　郭琳爽很快发现，进货越来越难。1954年，一些主要的私营工业企业开始公私合营。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这样，永安百货的货源日益依赖于国营公司或公私合营企业，数量和品种上不再能够自由调控。这一年的进货、销货和库存与1953年相比，降幅均在50%以上。当年营业额只相当于1953年的47%，亏损74万元。

　　今年83岁的陈瑞麟曾是永安公司的老员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国营商店摆得很满，我们就没什么东西。” 那时，国外的商品来不了，而国营批发部又要限制数量，“有些东西就不给你进了。”

　　1955年2月春节过后，适销商品大部分已经卖完，库存只剩不适销的冷背商品，永安公司可供调动的流动资金只有43万元，连职工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了。

　　为此，国家对永安公司采取“安排与改造相结合”的办法，增加经销、代销业务，妥善安排货源，并通过增加贷款等办法促进资金周转，同时在对市场全面安排中扶持永安公司。 

　　此番安排后，批购比重上升到80%，而经销代销两项共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三，企业基本能够维持开支。郭琳爽甚至对管进货的负责人说：“以后进货，只要国营公司有的，都要向国营公司进。”

　　永安公司基本上纳入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我们分别从价格、职工工资，及经营业务等方面一步步向国营靠拢。”今年89岁的闵祖恩是一名地下党员，也是公司的老员工，参与了永安公司合营前后的很多具体工作。

　　1955年下半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进而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9月起，上海等大城市便开始出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势头。首先是上海8个轻纺工业和13个重工业率先实行按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市绒线、棉布、绸缎三个商业行业也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当时，很多人认为“国营”的就是好，“私营”的就是差。一位外地顾客，买了一大包东西，正待开票发货，听说永安公司是私营商店，便说自己“走错了门”。

　　1955年的一个秋日，郭琳爽向公司工会主席表示：“我们争取百货业第一家公私合营。”在11月21日的董监事联席会议上，全体赞成永安公司申请合营。当天下午申请书送到工商联转交上海市商业局。11月23日获批，商业局责成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公司会同永安公司进行合营的筹备工作。

　　公私合营

　　确定公私合营之后，公方代表3人、职工代表7人、资方代表5人组成上海永安公司的合营筹备委员会，并由三方面各派若干人组成办公室，下设人事、清产、核资、业务四个组，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经过前后50天的准备，1956年1月14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那一天，60岁的郭琳爽在庆祝大会上主演粤剧《金马鞍》，把一个劫富济贫的英雄人物演得活龙活现，栩栩如生，赢得掌声雷鸣。戏后，被公方代表陈恂贯紧握双手的郭琳爽局促不安地说：“论艺术我是献丑，论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合营后，定股为人民币750万元，保持原来的750万股不变，每股1元。其中，永安系列私股约占82.96%，年息5厘，并定于1956年7月28日发放合营后第一次股息。

　　合营前的连年亏损，使得郭琳爽一直担心无法向股东交代，此番安排之后，郭琳爽喜出望外：“衷心拥护和万分感谢党和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关怀和照顾。”并用公司董事长名义向国内外华侨股东报告这一喜讯。

　　郭琳爽仍任总经理，但这时他只是国家任命的工作人员，而不再以企业主的身份行使职权。

　　“郭琳爽基本上没有权力了。”员工闽祖恩合营后升任公司支部秘书科科长，其顶头上司就是郭琳爽，“有什么事情我就向郭琳爽汇报，他一个星期到公司来一次，我就一星期汇报一次。”

　　闽祖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不来我也不找他，他不大肯管，也不怎么管。公司年度计划、季度计划和每个月的计划都是我做。”

　　合营之后，郭琳爽每年都要偕同夫人去香港省亲一次。“回来给我们讲讲香港怎么样，我们也就听听算了。”

　　闽祖恩说，“他讲香港那边怎么发展，也不说资本主义好，就讲实际情况。”

　　89岁的项泽南当年所在的五洲大药房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公私合营改造，项在公私合营以后的企业里面担任私方厂长，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合营以后，私方的责任轻了，管的事情少一些、轻一些，责任心也小了。”

　　据永安公司账册统计，从1956年至1960年的五年间，国家付出私股股息共计122.2万元，年均24万元以上。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文革”中被抄家了的郭琳爽，于1974年10月27日深夜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78岁时离世。   ★

　　(本文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钻友、徐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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