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政文 满凯艳

　　针对中国多个城市出现出租车罢工、停运的现象，《财经文摘》日前采访了北京学者刘军宁。他从宪政角度对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给中国出租车业的改制提供参考。

　　《财经文摘》：日前中国多个城市出现出租车罢工、停运，您怎么看待出租车业的问题？

　　刘军宁：出租车行业在中国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自由。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以适当的资格进入某个行业。但是在中国，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租车行业是高度封闭的。只有极少数公司才有能力办出租车公司。而且在频繁的年审中，通过限制出租车公司的数量，导致大公司兼并小公司。本来应该高度分散的行业特点，在这样的体制下消失了。由于特殊的垄断和隐蔽的垄断，该行业对经营者和所有者来说，变成了暴利行业，对司机来说则是过度辛苦的行业。

　　《财经文摘》：有人说，中国出租车业没有行业协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军宁：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中国出租车的行业协会过于弱小，基本上不起作用。

　　《财经文摘》：中国应该成立什么样的出租车行业协会？

　　刘军宁：要允许行业自治的存在，不是政府的行业协会，而是真正代表出租车行业从业者利益的行业协会。这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出租车行业协会，一个是出租车司机工会。行业协会代表出租车业同政府进行沟通，工会代表司机同资方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在中国，这两种协会都不存在。

　　中国的行业协会一般挂靠在政府，由政府退休官员出任行业协会领导，进一步代表了政府的利益。出租车司机是行动力非常高、信息畅通的群体，组织协调性强，完全有能力建立行业工会，关键是不让他们建立。

　　《财经文摘》：出租车调价引发了很多反对和抱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军宁：涨价由行政机构决定，而不是民意机构决定。这是中国出租车业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对出租车司机份额或税收的增加，应该经过适当的法律程序，不仅要召开公证的听证会，而且要在立法机关进行审议，才能确保经营者、司机和乘客等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得到充分的体现。

　　这方面的机制是缺乏的，所以在中国才会出现多起出租车罢工、停运事件。司机过度劳累，乘客支付高价，而少数具有特殊背景的人获得暴利。价格的改变必须有强大的行业协会的存在。

　　《财经文摘》：该如何解决以上三个问题？

　　刘军宁：以上三点，第一点是关键。没有第一步，后面几个环节就启动不起来。政府首先必须打破行业的垄断，放弃对该行业的管制，放弃设置过高的门槛。出租车牌照价格必须实现公开、透明的市场化，而不是只批给有政府背景或者特殊背景的大公司。要放开公司经营，允许各种规模的，尤其是个体经营者的出现。

　　《财经文摘》：据了解，国外很多地方的出租车业并未实行完全的市场化。

　　刘军宁：市场化的含义是，比如每年可以发放500个出租车牌照，但是必须通过市场化途径发放，例如拍卖、定价等方式，不能只给指定的公司或者指定规模的公司。市场化不是指每个人在自己车上可以随意放个出租车顶灯，而是指牌照的发放必须是公开、透明、竞争的过程。在国外，拍照发放一般是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而不是政府主导。

　　《财经文摘》：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在中国是个例，还是具有普遍意义？

　　刘军宁：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在中国具有典型性。用行政管理代替行业管理，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证书社会，干什么都要有证书。要获得证书，就需要到政府公布的培训机构交钱，政府定期地宣布牌照作废，你就要定期向政府交钱。政府将发牌照、执照作为渔利的手段。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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