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执行  杨政文 满凯艳

　　出租车业本应是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自由竟争的典范。在这个市场上，有大量的卖家(出租车司机)和大量的买家(乘客)，而市场进入门槛又很低(车辆购置成本低)。然而，它却不是。全世界的出租车业都因种种原因遭到扭曲——这些原因包括政府管制、垄断、政治游说、黑手党、种族排斥以及自由市场上的所有其他罪恶。这是出自英国《经济学人》杂志1991年1月5日的一篇评论。

　　无论中外，出租车行业管制都面临准入瓶颈，直接的控制手段就是数量，在中国表现为牌照管理。牌照就是资源，拥有牌照的控制权，就是捏住了这个行业的生财命门。而从原始产权角度看，在数量管制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出租车行业走了两种道路：一是通过各种手段剥夺了出租车原始投资者的产权，这方面以北京等地的公司化模式为典型代表；二是维护了原始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如温州和太原，温州模式在这方面更为完善。

　　但无论是哪种模式，都不能完全化解司机们的怨气，除了首善之区——北京——的司机觉悟稍高外，三亚、温州、重庆、牡丹江等地的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此起彼伏，摁下葫芦浮起瓢。正如中国社科院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分析的那样，罢运司机的诉求不再局限于降低车份、调高运价、给予补贴等，而是出现了对现行出租车管理制度的怀疑和挑战，要求政府取消出租车的经营形式限制和数量限制，使目前向公司缴纳押金和车份的司机可以转为个体经营。

　　司机的诉求就是要放松管制，破除垄断，这和中国改革的起点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初火红的个体经济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出租车行业是不是采用个体经营这种形式就好，比如温州模式下也照样有罢运事件发生，其实，具体的经济类型不是本刊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很多问题取决于细节，细节处理不好，多么宏伟的目标照样会功败垂成。

　　对于如何处理好管制与市场化的关系，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经验，本刊为读者准备了美国和台湾地区的模式作为参考，于建嵘则从公司制和政府管理理念的角度剖析罢运事件深层的体制根源，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郭玉闪和研究员由晨立从产权和经营权的角度分析数量管制下的垄断经营和温州模式，而北京学者刘军宁从宪政角度对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进行梳理，给中国出租车业的改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