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资料图）

　　“你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我们是接牌的。如果是个赌场，政府肯定是要赢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手上那副牌打好。如果你说牌桌不合理，那么你就走人到国外去，越南成本低你就到越南去。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政府发的牌弄明白，最后把自己手里这副牌出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营企业跟政府都是这个接牌和发牌的关系”

　　“其实民营企业就是这样，您别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东西可能属于隐私或者我们说是羞处，但是它脱了，第一它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它脱了是干干净净的。我把它说出来，就相当于汤唯脱了一次衣服，我是艺术，不是色情，是做了一个干净的事情”

　　“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当中，其中有犯点错什么的，大家把它叫做道德原罪，但实际上，你比如说体制原罪，小岗村，它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冲破这个体制，这是解决体制问题。民营企业和小岗村是一样的，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够冲破这个体制原罪呢？”

　　“总体来说，回顾改革开放30年，你不能把民营企业从道德上盖个黑戳，对自己的改革开放打破旧体制就盖个红戳，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应该是都盖个红戳就完了”

　　编者按：

　　近日，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发展“原罪”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下为观点全文：

　　中国人自由探讨现代化问题是就在清朝末期，距现在不到100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推翻清王朝还不到100年，这100年里面。民营企业持续稳定发展也就这30年。 我们有公司法是从1993年开始。民营企业就是这样，您别看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东西可能属于隐私或者我们说是羞处，但是它脱了，第一它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它脱了是干干净净的。我把它说出来，就相当于汤唯脱了一次衣服，我是艺术，不是色情，是做了一个干净的事情。我说民营企业在道德上要立住，脱不脱是一个行为，但怎么看这件事情是道德问题。我在《野蛮生长》里虽然也讲到一些故事，但我始终认为民营企业是清白的、是干净的，是合法的、合理的、合乎规范的，是道德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创造税收和就业机会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这“义”比汤唯那个大去了。你说大家印象中民营企业总是与一些腐败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我问你，人们印象中的国企是不是全是贪污和懒惰？那你怎么不说国企的问题？那个耽误我们几十年发展的制度你们怎么不谴责呢？它在道德上更混蛋。那你说是谁的错？是体制的错还是人的错？我们讲原罪更多的是讲体制的原罪，不是讲个人原罪，如果我们不搞斯大林主义公有制哪会有个人的原罪呢？个人的原罪是体制先有原罪，因为体制设计先错，体制设计把私人的东西都消灭完了，不创造财富。

　　所以我讲原罪，从来是讲体制原罪在前，而不是对个人道德谴责在前。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审思，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就是清理体制原罪的过程，在清理体制原罪的同时解放生产力，然后在解放生产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得不在法律还不健全的时候允许大家先干起来再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有犯点错什么的，大家把它叫做道德原罪，但实际上，你比如说体制原罪，小岗村，它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冲破这个体制，这是解决体制问题。民营企业和小岗村是一样的，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够冲破这个体制原罪呢？我们的体制原罪就是我们过去单一的国有经济、计划经济，它束缚生产力，别说束缚中国生产力，共产主义实践连非洲的坦桑尼亚的生产力、伊拉克的生产力都束缚了，你们知道吗？所以这是体制原罪。

　　1980年代，待业青年都是处在没事干状态。知青回城、待业下岗，那怨谁？我为什么说要历史地看问题，只有放在一个时间的长河里，你才能看清它的对和错，过去错的地方恰好是今天能对的开始，如果没有那个错，你今天怎么对的起来呢？如果都要符合当时的那个对，那就没有改革开放了。你敢动吗？你卖个东西都不让你卖，当时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

　　整体来看，民营企业发展这么多年，都是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我认为目前的现状是健康的，尤其1993年有了《公司法》以后。我曾说，《公司法》以前是江湖时期，江湖时期是比较乱，有了公司法后大家进入公司时代，公司时代就清楚了，到了现在新经济时代，就已经非常干净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国企也一样，国企经过改革以后体制的原罪消除了，现在也逐渐规范了。这30年，我们经过了一段混乱的、没有良好规范的时期，现在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规范，特别是《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相当于运动场上给出规则了，我们就能跑出冠军了。以前那个是农村的墙院，没有个跑道，也没个教练，你说我跑错了我还不服气呢，因为你凭什么就说我跑错了？比如说1993年前没有《公司法》时，你说我那件事是叫侵占，那我问我怎么就叫侵占了？根据哪条呢？那时候法律都没有，没有法律你怎么说我错。那你只能说是道德问题，你们都知道，道德有相对性、有历史性，不同阶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一到道德，就等于就没有标准。

　　所以，我觉得要历史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前，我们把它当成一个特殊的阶段。有了《公司法》以后，有法可依了，就不叫原罪，叫现罪，对于现罪，有事说事，有罪罚罪。今天不管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只要有违法我认为一律都要追究。对民营企业过去这一段，就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环境下，是你体制的问题你自己改，你自己都乱改，有些东西是今天弄明天变的，然后你按今天的标准看那段历史，要求都是100%正确、严丝合缝的，这叫历史的不公平。我觉得现在谁犯了什么事就抓谁，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制问题，要把民营企业的事逐步的纳入法律轨道来处理，而不放在道德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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