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六十周年】“60年·60人·60问”系列专题之一

　　作者： 南方周末编辑部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60年，在和其他媒体一同总结过去之时，南方周末也将展望未来。为此，南方周末将邀请中国经济、政治、外交、商业、文化、科技、思想和环境领域的智识之士为共和国未来60年的发展做一次展望与规划。

　　在经济领域，南方周末邀请了许小年、张维迎、陈志武、钟伟、王石和谢国忠等6位学者和企业家。借助他们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与洞察，在2009年这个特殊时点，给中国民众指出事关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为“60年·60人·60问”系列专题第一期。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包容、社会的多元。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相当于个人生命的大半，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却只是转眼的瞬间。在这短暂的瞬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最激动人心和意义最为深 远的变化，在我们七千年的文明长河中，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能够与这六十年相比拟。一个旧的篇章在这里结束，崭新的一幕在这里徐徐拉开。

　　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中华民族奋斗以求生存。共和国的六十年标志着民族历史上的最伟大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不再为生存担忧，十三亿人伸开双臂拥抱 一个发展的全新时代。不仅民族和国家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的最基本单元——中国人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冲动，共和国六十年的建设，特别是过去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条件，开拓出前所未有的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源于黄河与长江的两大流域的中华文明，自古处于四面开放之地，中央帝国面对西戎、北狄、东夷、南蛮，无险可守。这些今天看来带有大汉族主义的词语， 生动地描述了当日形势之严峻，近代更有列强从海上入侵，几乎摧毁了一个悠久的农耕文明。如何在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冲击下生存，始终是古代中国的首要课题。

　　为了生存，一个无所不包的官僚体系被建立起来，管理庞大帝国的所有事务。农业经济的仅有剩余，由税收系统输往首都，供养一支常备军和遍布各地的官 吏，对外抗击蛮族的侵扰，对内维持社会的稳定。官吏不仅负责财税、公共工程、商业和司法，而且要发扬和解释官方意识形态，在思想上维护帝国的大一统。自 秦、汉以来，这种格局就成为定式，两千年间，皇朝不断更迭，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基本结构却始终未变。

　　在这一格局下，个人的发展让位于民族的生存。个人的发展既无物质基础，因为农业剩余已被国家消耗殆尽，也没有宽容的社会空间，任何对正统的偏离都被认为是困惑和混乱的源头，都被政府以危及帝国的稳定为名，严格地予以禁止。

　　民族生存与个人发展的冲突在近代达到了高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无不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直到甲午战败，才有民族的先觉 者对比西洋的崛起，检讨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个人意识与人文精神在“五四运动”中曾有过一时的兴盛，但很快就被日本侵华的隆隆炮声所淹没，民族的生存又 一次压倒了个人的发展。

　　共和国建立之后，依靠中国人的勤奋与节俭，我们迅速地完成了工业化，建立了保障民族生存的工业与国防体系。1978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 央站在历史的高度，勇敢地推出了改革与开放两个政策，历史性地突破了两千年的传统格局，在短短的时间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彻底地摆脱了贫困，社会三十年间 所达到的物质富裕程度，令汉唐盛世瞠乎其后。

　　共和国将满一个花甲，六十年之成就最伟大者，就是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人的发展不仅要有经济的繁荣，还要有法治的严明、政治的廉洁、文化的 包容、社会的多元。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人的权利与尊严，在所有的这些方面，共和国的十三亿公民将无愧于祖先，充分展现他们的才华，书写中华民族有史 以来的最辉煌篇章。

　　未来的改革之路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未来，我们应该完成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有两个核心任务——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所有其他方面的改革都是围绕这两项改革进行的。现在两大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接下来改革应该转到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成就。

　　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为15年。第一个阶段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也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就是约束政府，政府必须按照规则办事，不能有太多自由裁判权。怎么能够让政府按规则办事呢？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老百姓可以同 政府打官司，个人、企业与政府在民事上是平等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法院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主体才可能做到这一点，否则，如果法院按照政府领导人的意志 办，法律就无法约束政府。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要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我强调，社会民主一定要使每个投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法治国家一定要建立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基 础上，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搞民主是不稳定的。民主就可能变成民粹、变成流氓政治，走向专制。现在一些地方在搞基层选举试验，相信以后选举的范围 会不断扩大，逐步完善。经过这个阶段之后，中国的改革就基本完成。

　　唐德刚先生曾说过大的制度转型需要2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到2040年刚好200年，也就是再过30年，经过大约 20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就会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再过一些年，看司法制度问题就跟现在看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样，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而不是 体制性的问题；再过一些年看政治制度也是一样，剩下的只是技术性问题了。

　　国有资产民有化是重中之重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

　　为了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

　　中国必须转变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模式，这已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困难？民间消费为什么难以增长？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为什么这么少而资源消耗又这么多？

　　两组数据最能展示背后的原因：

　　第一，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而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从GDP的11%上升到20.6%。 在2007年，如果再加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收入以及各级国企的未分配利润，政府总收入占国民收入30%有余。这些政府收入当然还不包括数十万亿国有资产 的升值所得，如果加上这些，政府可以花的收入和增值就更多了。

　　第二，从1999年到2007年，家庭储蓄率从20.2%升至22.9%，相比之下，政府储蓄率从原来的2.7%升至8.1%，企业储蓄率从13.7%升为20%。

　　这些数据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民间消费之所以难以增长，不是因为中国人不肯消费，而是一方面由于征税权不受制约，让太多国民收入通过税负集中到政府 手里，另一方面由于支柱企业和主要资产都是国有的，这些企业不仅不用分配利润，而且其资产升值也不会被老百姓分享，不能转变成民间消费的基础，只能成为企 业和政府储蓄或者再投资。在目前国有资产实际由政府所有的体系下，经济增长的成果多由政府保留，普通个人并不能从中分享到应有的份额。

　　为了改变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国富民穷”局面，两项内容必须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一是强化对征税权和财政预算的制约，一是将国有资产通 过国民权益基金民有化。具体办法是，在全国和31省份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产权注入其中，共32个，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 民，各省份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

　　让公民个人直接分享国有资产产权是最佳的政策选择。国有企业一直是全民所有的企业，只是原来由政府托管，不是政府所有。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全民所有 ”真正落到实处，具体到个人身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全民享受国企分红，一是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得到财产性收入，体验资产升值的财富效 应。

　　如果收入和财产更多的是民有，而不是政府拥有，那么，对轻工业和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会远远更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会减少。由此带来的需求结构变化，将促进整体经济结构从对投资与出口的过度依赖逐渐转变为对国内消费需求的依赖。民有化改革也能缓和国有制与法治间的矛盾。

　　在经济改革中寻找精神家园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钟伟

　　经济繁荣的同时伴随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迁，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今年就可能排在美国和欧元区之后，成为全球 第三大经济体。按照简单的算术推算，即便考虑到人口因素，再有15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国家；再有20年中国GDP总量将超越欧美成 为全球第一。那么在这些可能的辉煌背后，没有什么隐忧吗？有的。

　　第一，物质富足不意味着精神的富足。经济很重要，但不构成一国综合实力的全部，政治廉明和军事实力，区域共荣和民族和谐同样重要。经济很重要，但经 济繁荣的同时伴随人们精神世界的贫瘠，就有可能导致富足而不幸福的生活。因此经济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经济学家也远远没有社会学家、艺术家那么重要。

　　第二，经济增长到底有无道德和人性制约的底线。GDP是总量概念，既不反映结构也不反映绩效。就结构而言，资本和土地在经济增长中分到的份额不断膨 胀，而劳动力和创新的份额则在滑坡。尤其是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得份额日渐减少，政府所得份额却上升，无论如何有悖藏富于民的常识。就绩效而言，中国 占了GDP高速增长便宜的同时，却也吃了亏，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粗放的增长罔顾环境、资源、人的健康和尊严甚至地球的未来。

　　第三，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贵和底层之间开始凝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财力之间的落差拉大，区域和城乡的落差也无收缩。各项经济增长指标，甚 至层层分解到乡和街道办这样的基层，令人叹为观止。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蛛网开始盘根错节，底层的政治甚至经济诉求缺乏善意合理表达的渠道。地方不服 管束、群体性事件因偶然的导火索而猛烈爆发的风险日增。各种突发事件往往一旦爆发就直接进入善后，恰恰跳过了透明适当的处置过程。

　　第四，盛世繁荣的迷恋情结日益严重，改革创新成为习以为常的口头禅。凝聚力和紧迫感的下降，使得中国看起来躯体日益庞大，但肢体协调性柔韧性不断下降，思维和内心世界纷乱莫测的巨人。

　　已经到了在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平静地思考改革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了，精神的力量往往在超越禁锢的同时，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

　　发展模式的转变比什么都重要

　　王石 万科董事局主席

　　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长，必然难以持续；而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发展的瓶颈

　　60年是历史学家的时间单位。成熟的企业家应该有10年左右的长期战略规划，至于60年的跨度，就完全超出了企业的范畴，更别说要企业家看清楚中国经济未来60年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尝试从眼前的趋势去谈未来。

　　从消费模式看，在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人保持了谨慎的消费观念。2008年我们的储蓄率是51.3%，是美国人的4.28倍。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的烦恼，但在金融海啸来临之后，这已经成为一种甜蜜的烦恼。这是我们的发展模式现在看来比较好的一面。

　　但是从分配模式看，我国的基尼系数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了目前的0.47——这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尽管各种渠道的统计数据之间有差异， 但基本的认识是：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大国，社会中产阶层发育不良，并且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沿海和内地的差距。

　　从生产模式看，我们的GDP占世界总量7.3%，但是为此消耗的能源占世界能耗的16%，钢铁消费量占世界四分之一，水泥消耗占世界一半以上。中国的产值不到美国的30%，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

　　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不用60年，只用10－20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成为GDP世界第一的国家，那将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

　　到那时，在《福布斯》全球排行榜上，至少有一半富豪来自中国；同时，在广袤农村仍有大量贫困人口。那时候，我们一个国家就可以用掉今天全球的钢铁和 水泥产量，还会有短缺。我们的碳排放将是今天的10倍……无须更多推想，我们今天就已经面临这些问题：大气变暖、水资源稀缺、能源危机、物种灭绝等环境问 题，贫富分化、犯罪增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并且成为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建立在资源的高度垄断和消耗基础之上的粗放增 长，必然难以持续，产业调整只是迟早的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共识的高速增长，又必然带来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成为限制未来 发展的瓶颈——如果继续以这种模式高速增长，必将为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所湮没，对个人、企业、环境和社会都只能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今天的美国也在反思它的发展模式，并且谋求改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美国的标准能耗产出效率只有日本的36%，美国还一 直存在超前消费的文化。奥巴马上台后谋求的两大改革：医疗和社会福利方案、新能源计划，以及对个人信贷政策的审视，都是有针对性地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利用的土地、能源和资源都远远少于美国，面临的挑战也要大得多。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现在需要一次经济模式改革。我相信，未来的商业机会和危机，都潜伏在这个模式转变之中。

　　扭转泡沫经济宿命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

　　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

　　资产泡沫是所有大型经济体的宿命，中国也不例外。每次的泡沫都始于一个传说：日本是第一个传说，然后是东亚奇迹，再是互联网狂热，以及金融创新是如何忽视风险的。

　　目前的泡沫是独一无二的。它始于一个恐怖的传说：纸钞的价值将会蒸发缩小，因此，你应该用它买点什么——买任何东西。这个最新的传说的吸引力在于， 经济变得不重要了。世界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那又如何？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崩溃，那又如何？我们刚刚从纸钞的危险中逃离，对不对？更好的做法是借钱购买资产。 这时应轮到银行贷款政策发挥作用了。但是，银行的放贷意愿越高，资产市场越热。

　　因恐惧通货膨胀而产生的泡沫将在适当的时候破裂。随着时间的推移，纸钞正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之差的速度贬值。如果通货膨胀率为6%，银行存款利率是 2%，纸钞每年会贬值4%，或每月0.33%。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可能被百分之一百高估了。只有20年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能够证明它们价格的合理性。然 而，通胀率持续高企会导致货币贬值，从而引发资本外逃。这个故事根本不会维持太久就会结束。

　　当有些东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泡沫就破灭了。而中国能改变泡沫经济最终破灭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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