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 芳

　　继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之后，新能源发展规划似乎已经成为业内最为关注的国家级战略蓝图之一。

　　在6月1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对新能源规划的制定情况作了全面介绍，称条件成熟后，规划将适时出台。6月18日，国家能源局表示，正在制定的新能源规划的发展目标翻了几番。到2020年，风能发电规模将由2007年初定的3000万千瓦调整到一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规模也将由180万千瓦调整到上千万千瓦。据悉，这些数倍于现有《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新目标，将正式出现在即将上报国务院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中。

　　政府高层对于新能源规划的多次公开表态，已逐渐将中国能源之变的雏形呈现在公众面前，这其中带给国有企业的重大发展机遇不言而喻。

　　聚焦中国能源之变，看谁能占领新一轮战略竞争的制高点。

　　第一部分：谋“变”

　　振兴新能源，形势所迫。

　　因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从美国的奥巴马到日本的麻生太郎，都在上任伊始就祭出了新能源的大旗，而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准备出台新能源振兴规划。

　　如同赤壁大战之前，诸葛亮和周瑜同时在手中写出“火”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也在经济震荡的今天，同时摊开了书有“新能源”三个大字的振兴计谋。

　　中国新能源规划的出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政府支持力度，使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新能源，必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央企肩上的能源压力

　　许多人还记忆犹新，2008年最后的几天，在新一年的煤炭订货会上，煤炭企业与电力企业上演了非常有趣的一幕价格博弈。煤企希望能将2009年的电煤卖个好价钱，以弥补2008年下半年电煤价格暴跌所带来的损失，而电企也因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运保电、雪灾地震而亏损加大，更是期盼维持电煤低价，使成本得到进一步的控制。由此，电煤谈判的供需双方陷入胶着状态。而在谈判中，五大电力企业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态度更为决绝，抱着“带着合同回家”的决心来，“不能涨价，涨价就走人”。

　　五大电力的决绝事出有因。2008年，煤炭价格波动剧烈。上半年煤价高涨，而在煤价最高的夏天，电力企业为了保证奥运供电，必须在极高的价位买煤、存煤，煤炭企业在价格上涨中赚得盆满钵满。国家两次上调电价后，部分化解了电企压力，但煤价的高涨和用电量增速下滑，轮流侵蚀了电企利润，2008年电力企业全行业亏损。而最严重的当属火电，全行业亏损达700亿元。

　　“对于我们来说，能源危机的压力不是有没有感受到的问题，而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切实承受着的、未来将承受多少的问题。”中国大唐规划发展部主任殷立告诉记者， 2008年由于煤价上涨导致的发电成本飙升，致使中国大唐火电亏损180个亿，“而整个集团共亏损60个亿，都是水电、风电等其他业务在弥补火电的缺口。”

　　不仅仅是中国大唐，在发电企业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现在的火电是“全开全赔、少开少赔”。以至于很多地方的火电机组都处于停工状态，而这个时候水电则是加大马力，拼命地发电。

　　“煤荒”、“电荒”、“油荒”，能源短缺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抱怨，而是切切实实与生活相关联，已经引起全社会对能源安全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6%，却占世界能源消费的30%，而按照中国预备翻一番、翻两番的经济增速，如果不改变能源结构，世界能源怕是要不够用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节能降耗，发展新能源，确为形势所迫。

　　金融危机引发新能源浪潮

　　然而，高企的能源价格并不是这次诱发各国政府各自去寻找替代能源的主要诱因，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全面引爆了本轮“能源”变革。

　　当华尔街断裂的金融工具链，证明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目前全球现存的产业已经不能通过内生的创造性增长来实现财富，实体经济也已经不能再创造大量财富来填补泛滥化的货币时，全球经济运转的核心再次回到了技术创新，这个在繁荣时期常常被遗忘，而危机之中最后被拾起的动力。

　　全球经济领头羊的美国，将经济复苏的突破点定在“新能源”。奥巴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明确了包括未来10年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清洁能源计划，并且聘用了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之一的朱棣文担任美国能源部部长。

　　国际舆论喜欢把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与当年克林顿时期的IT技术引发的“信息”革命相提并论：相同的历史境遇，同样是充满清新活力的民主党新兴政治领袖，同样借力“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恢复繁荣，也同样在资本市场引发了“泡沫”式的资本追逐。

　　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国际舆论始终认为新能源技术开发最活跃的地方应该还是在美国。人们认为技术革新是最初的动力，就像当初Web2.0一样撬动全球变革。欧洲、日本显然不想在这轮新的变革中处于被动，也各自加大了新能源的规划投入。而在新一轮的技术推进经济繁荣的竞争中，中国也同样有实力参与其中。

　　对发达国家而言，在传统能源方面已经快走到了尽头，他们希望通过新能源革命，来维持经济的增长，进而问鼎世界经济霸主的宝座。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传统能源还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但在未来发展方向上，传统能源将会更多地被新能源取代。

　　能源之变关乎经济复苏，关乎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关乎国际话语权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在各国的新能源政策中轻易地看出国家之间的政治角力。

　　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并不落后，但是产业化比欧盟各国起步晚。由于在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领域大量投入，欧盟的相关产业化技术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对优势，欧盟大力推进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进程。

　　有国际问题专家指出，减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将对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行严格数量限制，这必将左右全球经济的总规模。二氧化碳排放权就会作为经济的发展权而可能变成一种国际通行的货币单位，从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与美元分庭抗礼。目前唯一的国际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就设在欧洲，欧盟已获得了越来越突出的国际话语权。

　　目前，构成温室气体主要来源的化石燃料在美国能源结构中占到85%的比例。美国在外交谈判中因此难免被欧盟牵制。

　　也有观点认为，此次奥巴马政府重拳出击新能源产业发展，是与欧盟争夺这种未来的“能源通货”建设的主动权。这是金融领域的一场博弈。

　　以上是一些金融历史观察者的推测。更现实地看，中国目前也将面临国际气候外交中的潜在威胁。目前更具操作性的做法是，未来欧美很可能联手，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由于过度消耗煤炭、石油这些传统能源，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由此也使得以美欧为主的国际舆论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声音越来越高。这也成为中国需要推进“新能源”技术发展的迫切理由。

　　能源之变，未来气候外交中的重中之重。

　　变，必然的选择

　　在中国，发展新能源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5月21日召开的全国财政新能源与节能减排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要把新能源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也提出，新能源产业是扩内需稳外需的有效手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支持力度，使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新能源，将成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不仅仅是对世界潮流的跟随，当前中国高调宣示新能源开发的背后，宏观经济分析师刘涛认为，“更多是一些基于现实的战略考虑”：

　　其一，出于对国际能源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忧。与欧美不同，由于历史上石油长期自给，中国未受到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无论是企业还是民众，对于降低能源依赖的重要性都缺乏直观认识。而2008年国际能源价格的疯狂上涨，无疑给了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一次极大的心理冲击。

　　其二，客观上存在开发替代能源的需求。尽管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关于全球石油开采量即将枯竭的“顶峰论”，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近几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四处寻找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动用了巨大的外交资源，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对外获取能源的边际成本变得越来越昂贵。而新能源大多是可再生能源，是内化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其三，中国经济正面临潜在威胁，未来欧美以碳排放为借口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以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如果将最近半年成品油定价机制、燃油税的接连出台，以及即将公布的天然气定价机制和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等一系列事件视作一个整体，就能够理解决策者对此所持的强烈危机感和紧迫感。

　　而新能源规划的背后，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是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加就业；第二是应对气候变化，调整能源结构，推动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第三是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能源的国际竞争力。

　　这个意义适用于政府，同样适用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实施可持续发展、抢占发展制高点，是企业参与新能源产业的驱动力。

　　而这一切，自然引发了企业的“新能源热”。

　　热和过热

　　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光伏产业的缩水，一边是风电产业的膨胀。

　　截至2009年3月，中国光伏行业最大的民营企业无锡尚德施正荣财富缩水80%，居第二位的是江西赛维彭小峰，财富缩水79%。

　　光伏行业的领先者财富缩水8成，这个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施正荣的反思相当地掷地有声：“中国为什么诞生这么多光伏企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财富效应，再一个是政府在后面推波助澜，举国上下到处在建光伏产业园，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非理性的投资，透支了光伏行业健康发展应有的能量。中国太阳能产业每年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将主要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接连推高，最贵时达到近500美元/千克左右。金融海啸突袭，多晶硅价格也从400~500美元/千克跌到目前的80美元/千克，硅料问题拖垮了很多光伏企业。

　　海外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下沦陷，使得海外光伏工程推迟，取消订单。产能过剩从隐忧变为现实。

　　同样面临金融危机的肆虐，风电产业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扩张势头。

　　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突破1220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据新能源专家王长贵介绍，2007年这个数字仅为600万千瓦。

　　2009年6月20日，中国航天万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在其投资建设的内蒙古中国航天风电产业园举行了隆重的航天直驱风机下线庆典。礼炮轰鸣声中，55台900KW直驱风机交付中国大唐新能源有限公司。

　　这是今年中国第几个风电相关项目的庆典了？估计业内人士也难以数清。然而这个消息依然引起了资本市场的波动，一度使万源国际的香港股价达到0.7港元，而年初时该股价仅为0.17港元，足足上涨了四倍。

　　同样是在新能源规划即将出台的背景下，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几乎相反的境遇实在令人费解。

　　也许风能还要走光伏产业曾经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

　　这个担心不无道理。在风电行业摸索了10年有余的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了明显的担忧：“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已经过热。”诚然，几年前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很短的时间里，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

　　秩序、规范，无疑是新能源规划需要解决的一大难题。

　　等待黎明

　　风电热，风电热，热到一个怎样的程度？

　　翻开报章杂志，关于风电的报道随处可见。企业纷纷跑马圈“风”，不管有没有能力都要来掺一脚，为的就是传说中的高额利润。

　　真的有那么高的回报吗？中国航天运载火箭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航天万源董事长韩树旺告诉记者：“如今国内外的风电机组都在降价，降价幅度有的超过了一半。中国航天因为拥有核心技术，在质量方面有保证，所以境遇相对来说好一些，但削减成本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全力去做的。”

　　中国航天尚且如此，何况那些组装一台风机20%的核心部件依赖进口的小型风电生产商。

　　“设备制造商的困难与风场运营商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中电国际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的王竞告诉记者：“风电现在的瓶颈在于并网。”

　　确实，2008年中国新增装机风电120万千瓦，而并网的只有80万千瓦。“风能并非时时都有，正是因为风能的不稳定性，使得其在并网后产生的高次谐波和电压闪变与电压波动让电网不堪重负，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电网在风电并网时需要多次审批的原因。”中国大唐规划发展部主任殷立告诉记者。

　　而在美国，对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并网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美国所以能在风能、太阳能方面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并在生物质能发电技术上领先，一个重要原因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很久以来就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护。如早在1978年美国“公用事业管制政策法”中就规定，电力公司必须按可避免成本购买热电联产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这一政策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与化石燃料发电技术的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到1992年，在“能源政策法”中，进一步对可再生能源发展提出了要求，即要求到2010年可再生能源提供的能量应比1988年增加75%；同时规定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给予投资税额减免，并授权能源部资助可再生能源的示范和商业化项目。

　　发电企业都期待新能源规划中能将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网问题解决。只有并网问题有法可依，才能让风电发展更有计划性。

　　不管是风能还是太阳能，一旦大规模应用，马上面临并网和上网电价确定的问题，前者是硬性约束，后者是内生性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政策》虽然还没出台，但地方政府正加快节奏，不断推出补贴政策、形成产业联盟以及生产基地。随着新能源汽车未来市场容量的不断清晰、技术路线的不断成熟，新能源对相关汽车公司的业绩贡献将有可能超预期。

　　生物质能(包括煤化工等清洁技术)虽然有政策的支持，但由于行业规模和技术不能在短期内得以提升，因此业绩短期超预期的可能性较小。

　　而在核电的层面，五大中央电企都有意涉足，但拿到国家许可的只有中电投一家。在企业看来，相对于一台机就有100万千瓦的核电，单机500千瓦的风电或者光伏产业显然不够看。大家都在期待着一个明确的准入标准，能够尽快进入核电的开发领域。

　　可以说，现在市场处于政策出台前的真空期。不管“新能源振兴规划”和“智能电网投资规划”在何时颁布，对整个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无疑是利好，大家都在静待相关规划的出台。

　　“对于核电，中国大唐是‘时刻准备着’，等待新能源规划的出台。”殷立说。

　　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新能源规划承接了各方的期待，然而，宏观分析师刘涛认为，振兴新能源产业，不仅仅在于规划，未来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其中有一些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

　　首先，如何保持新能源开发投入的连贯性，避免投机心态。对于尚处于婴儿期的新能源来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后发劣势。例如，国际油价上涨，新能源开发受到重视；油价一旦回落，新能源旋即被束之高阁。此外，由于成本和价格偏高，也妨碍了其推广应用。不少人也指出，全球汽车行业的百年老店通用之所以走到破产这一步，与其过去数年在新能源汽车上只投入、不产出大有关系。

　　当然，传统能源相关产业的路径依赖和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国内汽车行业表现尤为明显。为此，除了政府政策上扶持新能源相关产业外，推动“节能减排”的公民社会运动健康发展，也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如何保持传统能源与新能源的发展比例，以及如何在各种新能源之间保持最优的投入比。同时，还有一个如何协调新能源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冲突问题。例如，生物乙醇作物与粮食作物之间的争地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是饱受非议的话题。

　　再次，对于民间资本如何进入并发挥作用要有可操作性，而不使其仅仅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从利益动机来看，国有垄断企业并不欢迎来自新能源的竞争；即使迫不得已，也要把新能源开发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例如，目前的风力发电，基本为大唐、国电等“国字号”所垄断；而在生物质能源领域，除少数外资进入外，中粮和三大石油巨头也成为主导力量。

　　最后，也是刘涛最希望强调的，不能以功利主义心态将新能源开发简单化为今后两三年走出经济危机、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而应将其视为长期内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的重大战略举措，并提升到适应低碳时代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高度。否则，就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新目标，导致一哄而起、低水平重复和盲目开发等后果，造成土地和资源的耗费。

　　对于新能源开发，我们不能坐失良机，但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突出新能源而刻意贬低传统能源对于中国能源安全的现实意义。应当立足国情，结合各地实际，依据比较优势有选择地各有侧重。

　　尽管石油和煤炭等传统能源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将为中国经济提供主要驱动力，但新能源终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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