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成为跟纽约、伦敦比肩的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长距离？

　　不拥有金融政策决定权是否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一个主要障碍？

　　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对衰落为代价？

　　确定上海将于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世界新格局的某种回应。但是“纽(约)伦(敦)(上)海”的世界金融中心格局形成，并非指日可待。

　　《中国企业家》研究部的调研认为：

　　■ 上海未来10年将发展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突出中国概念，但同时拥有大量

　　离岸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中心，辐射范围自北亚起步；

　　■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分离的情况下建成金融中心；

　　■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竞争，但更多的将是一对分工互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

　　■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

　　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新角色

　　未来十年，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化提速，2020年上海将成为北亚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

　　文 | 本刊研究部  关鉴

　　现实的发展超出了当初那些最有想像力人们的想像。

　　“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只是想建成一个中国国内的金融中心，并不敢奢望恢复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地位。”尉文渊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如此表示。作为1990年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上海资本市场创建人之一，尉文渊见证了上海金融市场筚路蓝缕的起点。“我们那时去拜访全球各大交易所，人家只派公关小姐接待，因为搞不清楚这个上交所到底在哪里。”

　　但情况今非昔比，十几年来上海金融实力呈几何增长，2009年3月，国务院更通过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德勤企业咨询主管合伙人施能自认为，此前上海建立金融中心主要是当地政府的提法，而现在则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中国前一阶段的改革是各个区域分别发展，下一阶段则会强调整合，利用金融手段将是一个主要的途径。通常，发达国家当金融服务占到GDP的8%-10%，发展中国家金融服务占到GDP的2%-4%的时候，政府就必须启动建设区域或国际金融中心，以推动GDP的增长。

　　本轮金融危机也是上海筹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催化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5月在上海陆家嘴金融论坛上表示，刚刚举行的G20峰会表明，世界上的问题特别是克服金融危机的问题，在过去传统框架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够了，应该有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来参与，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一个挑战，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波士顿咨询(BCG)合伙人米嘉指出，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鼓舞，提升了自信心。因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国际上过去被认为是最佳金融实践和好的监管体系被证明出现漏洞和差距，而中国过去十年所打造的严格的监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国内的金融机构免受冲击。奥巴马政府解决金融机构坏账学习了中国资产管理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的做法，而沃顿商学院院长Thomas Robertson也承认中国商业银行一方面国有，一方面又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的模式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危机也促使中国从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向更侧重国内市场为主转变，所以中国必须提高效率、强化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让资金流向应该得到发展的领域和行业。

　　正是在这些背景下，中国确定了上海2020年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但是，届时上海将是何种程度的金融中心？不拥有金融政策决定权是否是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一个主要障碍？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崛起是否以香港的相对衰落为代价？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最大短板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本刊研究部的调研认为，未来十年，如果中国金融市场化提速，2020年上海将成为北亚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具体而言：

　　▲上海未来将是全球金融市场中突出中国概念，但同时拥有大量离岸金融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中心，辐射范围至少应包括北亚地区；

　　▲上海可以在与北京的金融决策中心分离的情况下建成金融中心；

　　▲上海一方面和香港竞争，但更多的将是一对分工互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不必选择建立金融特区的方式以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

　　中国的，但不止中国的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需要有超越中国市场的辐射范围，其中包括拥有国际性离岸金融业务

　　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一般看法最主要是凭借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强势崛起，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而且将很快超越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但是过度强调中国经济规模的支撑，有可能忽略上海金融中心国际化的一面，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仅是国际资本进出中国市场的通道，同样应该具有对外辐射的功能，其中应该包括一定量的离岸金融业务(参见图1)。

　　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有自发形成和政府推动两种，自发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依赖所在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但即使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实力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完全划等号，借助离岸金融的交易量和影响力，可以大大提升金融中心的地位。

　　19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鼎盛，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额外贸顺差并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但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后来建立的离岸金融市场也严格限制本国居民参与，致使亚洲离岸金融交易很大一部分转移到香港和新加坡，这影响到东京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一些排名中，东京落后于香港和新加坡。

　　从历史传统看，上海1930年代不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拥有足够的国际化程度和辐射能量，远东地区外国公司的股票、债券可以在上海上市交易，非居民都能够进行买卖。未来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应该超越历史所有的高度，假使大量外国公司将亚太总部从香港、新加坡和东京迁到上海，这些公司不仅需要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市场，也需要以上海为基地开展国际业务。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更多地被用于国际贸易，将出现巨大的人民币境外资产，上海理应获得这一市场的主导权和定价权。

　　总之，上海金融中心应该依托中国市场，但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而应有更大的辐射范围。

　　上海不是北京、香港的冤家

　　缺少金融总部不是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碍，上海的崛起并不一定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衰落为代价

　　不少人认为，在争取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上，北京是上海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相比上海，北京拥有更多的行政性资源，中国金融行业的决策机构“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所在地，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也全部位于北京。相比之下，上海只是具有比较完整的交易市场体系，缺失决策大脑将使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削弱。

　　但事实上，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其资源配置的功能，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应该依赖市场行为而非行政命令。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是充分的市场交易，上海目前已经是中国发育最完备的市场。同时，交易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市场投机和市场波动。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并不适合建设大规模的交易市场。

　　米嘉指出，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达也使得金融机构总部和异地交易部门的沟通成本大大降低，决策中心不一定要在地理上和交易中心重合，几家大型的欧洲银行将资本市场业务的总部设在伦敦，但他们全行的总部却在不同的城市，如法兰克福或巴黎。汇丰总部位于英国，但汇丰依然是香港金融中心一支重要的力量。

　　另一方面，近几年已经出现了决策中心将一部分总部职能迁往上海的动向。2005年央行成立了上海总部，未来不排除监管机构和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继续将部分总部职能移往上海，形成北京决策指挥总部和上海交易经营总部“双总部”的格局。决策中心和交易中心的分离不会成为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主要障碍。

　　再看看香港。上交所首任总裁尉文渊认为香港和上海的竞争关系在上海金融地位并不彰显的1990年代就已经被关注，当时他们去香港访问，经常有媒体问到未来香港和上海的关系会如何发展。在一些业务上比如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地选择上，上海确实曾经与香港有过竞争，但后来无意当中，上海和香港已经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定位，未来香港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而存在。

　　事实上，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管制环境，上海和香港的差异性并不会完全消失，在竞争的同时，两者更多的会形成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可能会将总部从香港移到上海，但它们并不会因此放弃在香港的原有业务。

　　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市场门户的作用会随着中国市场的更加开放而弱化，但香港作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拥有完善的法律、金融环境，其特有的吸引力仍不可替代。还应该看到，中国和欧洲面积相当，未来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欧洲市场规模能够支撑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等多个全球性金融中心，未来中国的市场规模也足以同时支持上海和香港等多个国际性金融中心。

　　先练“内功”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主要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上海本地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有限

　　上海目前已经建成了初步的市场交易体系，云集了大批金融机构。上海已经有了筹资额曾创全球第一的股票市场，与伦敦密切联动的期货市场，试点中的外汇交易市场，但其全球影响力的确立有赖于资本账户的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时间表。

　　比如，上海证券市场如果真正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证券交易市场之一，就必须有一批国际著名公司在上海上市，并采用人民币计价，但前提是必须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但目前这两者都没有确定的时间表。

　　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速度完全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化的速度，而何时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由中国政府在国家战略决策的层次上做出。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开始试行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由于提出在2020年建成与人民币地位相适应的金融中心，有理由预期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将在未来十年渐进完成。

　　上述都是在国家决策的层面，而对上海当地政府而言，可以着力推动的应该在于行政效率的提高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上海在这方面已经有相当的成绩，但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英国E/Yen咨询公司承担了伦敦金融城全球金融中心排名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主管Mark Yeandle认为，在金融市场化取得真正进展之前，上海还不能挑战伦敦、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可以以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契机，启动第二波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并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米嘉对这一计划表示欢迎。

　　如果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开放和市场化提速，上海将有把握实现2020年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预定目标，届时虽然与伦敦和纽约还有距离，但很可能成为北亚地区最具优势的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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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需要的“硬”功夫

　　波士顿咨询合伙人米嘉总结，根据BCG的一项研究表明，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具备几个“硬”功夫：

　　第一，金融中心需要建立独特的内在竞争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地缘政治形势，如新加坡与其亚洲邻国相比更为稳定，因此是金融机构首选的经营场所。另一种情况的竞争优势是靠近处于劣势的地区性市场。对上海而言，广阔的国内市场潜力就是相对于其它金融中心巨大的竞争优势。

　　第二，金融中心必须有几个关键要素：1。建立开放的市场，提供具有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方面上海还有巨大的空白需要填补。2。必须建立明确、国际认可的现代化法律标准。这些标准不仅与金融投资等法规相关，还要与更为复杂的制度如公司治理相关，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还无法与国际接轨。3。必需的基础设施，如清算和结算系统。4。支持类服务也非常关键，包括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其它基本服务，如签证手续、交通和通讯等。上海这方面依然有简化的空间，但交通和通讯设施已经接近世界其它许多现代化城市的水平。

　　第三，金融中心必须拥有良好的社会和生活方式，能够吸引外来人才。在这一点上，上海多姿的生活方式已经让城市充满了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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